新时期儿童小说对“文革”创伤型“问题儿童”的书写
摘 要： “文革”历史不仅给儿童带来了精神、灵魂扭曲的创伤，而且一个错误时代的污浊的社会环境也对儿童的认知和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新时期儿童小说对这类“问题儿童”的书写不仅仅是关注儿童主体的健康成长，也借助对“文革”历史的反思达到对历史偏执儿童文学观的反思。
“文革”的十年浩劫对儿童精神的摧残是无法估量的，因而，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率先把书写“伤痕”的对象指向了儿童。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小说的头条，它和卢新华的《伤痕》等作品共同写出了一代人在特殊时代的创伤，也开始了新时期文学“伤痕小说”的写作潮流。而在这一文学潮流的冲击下，儿童文学也进入了描写“伤痕”和“反思”中，控诉“文革”对儿童清纯心灵的严重扭曲和污染，十年浩劫的斗争哲学给儿童留下的心理创伤，这一阶段的“问题儿童”已然是渗入了病态因素的“扭曲型”形象。
一、灵魂扭曲。
真正引起儿童文学新时期骚动的应该是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当时被称为“问题小说”，在儿童读者及家长、教师中激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王泉根称这篇小说是“将儿童文学由描写‘伤痕’直接拉入了‘反思’”。①《谁是未来的中队长》通过被当时革命话语所异化的中队长和一个热心助人却未被“规训”的同学的对比，从而达到对时代人性扭曲的反思。小说中的张莎莎，是老师眼中乖巧、伶俐的学生，在同学眼中她是个动辄向老师打小报告的同学，老师很喜欢她；而另一个学生李铁锚热情果敢，受到同学的拥护，却被老师视为“有点鲁莽”。到底应该选谁当中队长，小说用选举中队长这一事件展开。很显然，张莎莎乖巧、循规蹈矩，组织性、纪律性强，正是老师心目中理想的中队长角色，如同“谢惠敏式”对党的绝对忠诚和信任。张莎莎同样延续了“红色接班人”的传统，具备听话、忠诚、有原则等优点。然而在王安忆笔下，张莎莎的优秀品质开始受到质疑。作者安排一个“我”作为叙述者，作为和张莎莎同龄人的“我”，用“我”在听爸爸讲述他们厂里“文革”时期靠“打报告”当上车间主任这个人的故事，从而引出对张莎莎“问题”的指认：“这个人像我们学校里的张莎莎，像死了，太像了！”张莎莎的“乖巧”正是被异化的体现，而李铁锚的“鲁莽”才是孩子本有的天性。小说中，作为成人、教育者的角色，“王老师”始终是隐约在叙述中的，作者安排了张莎莎每次去向老师打小报告这样隐含的角色存在，老师的态度和立场始终没有被正面回答，而是通过老师找“我”和季小苏谈话，以及张莎莎来打报告老师几次“皱皱眉头”这样的细节来表明对张莎莎某种程度上的质疑。小说结尾用“我”的疑问“究竟谁是我们未来的中队长”更加凸显了“反思”的姿态。小说巧妙地运用一直隐形存在的“问题”人物——爸爸厂里的车间主任这样一个显性的“文革”人物来映照张莎莎“爱打小报告”的“问题”，也以此来暗含“文革”对儿童的伤害。这篇小说的一大贡献，就是对“听话”的好孩子提出了质疑，王安忆对抗的，其实是整个革命叙事中的儿童成长伦理，这种质疑最直接的因素便是“文革”事件的发生。
同样因为“文革”而造成灵魂扭曲的精神内伤的“问题儿童”还有：黄蓓佳《阿兔》中不自觉当了“帮凶”、伤害同龄人人格尊严的“露姐”；汪黔初《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中以父母官职高低来组合小伙伴关系的“精通世故”的干部子女“杜大学”；刘岩的小说《被扭曲了的树秧》中被社会和家长的庸俗关系影响而自以为乖巧的“金莹莹”，等等。这些儿童都丧失了儿童本真的生命状态，本属于他们的纯真、朴实、可爱都荡然无存，相反，他们身上出现了成人社会庸俗哲学中的世故、老练、教条，而造成这一“问题”都归因于那个畸形的年代。
二、失足犯罪。
少年的犯罪一直是社会和家庭痛心之处，新时期儿童小说中对这一类群体的书写并不多，这与儿童文学长期以来坚守“正面教育”原则是分不开的。因而儿童小说创作大都以正面人物为主人公，对存在“问题”尤其是极具反面典型的失足儿童并没有广泛关注。尽管没有大量的作品涌现，但也有少数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其中又以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工读生”②题材小说为代表，如，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刘厚明的短篇小说《绿色钱包》、《黑箭》，等等。这些作品之所以出现在新时期伊始，思想根源上还是顺应当时“伤痕”“反思”的潮流。把工读生作为“问题儿童”进行剖析，作家们在作品中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归因指向，即“文革”的迫害。
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是这类工读生题材小说的代表之作。小说创作在新时期初，描写的是“文革”后复办的工读学校错综复杂的生活情景。1985年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关注和接受，与其中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分不开的。小说中，作家把成人社会中的世俗阴暗置于其中，不只是凸显了那几个典型的正面人物形象，更有意义的是，作为工读学校教师的成人世界竟然存在如此阴暗的尔虞我诈，相比之下，学生的失足行为反而更显简单和纯粹。柯岩原本只是想关注“工读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状态，在她深入工读学校中体验生活的时候，“文革”爆发了。因而，当“文革”结束后，她重新对这部小说进行创作，加入了很多对“文革”的思考和批评。小说之所以命名为《寻找回来的世界》，不仅仅是“工读生”需要寻找曾经丢失的世界，也是作者在寻找自己在“文革”时丢掉的一个世界，更深一点讲也是全国人民曾经丢掉了一个世界。因而，在小说中，可以看出作家有着非常清晰的“问题”指向，即造成失足少年的最根本原因是“文革”。
同样以工读生为题材的小说还有刘厚明的《绿色钱包》、《黑箭》。这两篇短篇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先后发表，塑造了韩小元、邢玉柱这两个“文革”后的工读学生形象。《绿色钱包》中的韩小元是个典型的“问题少年”，偷窃、抽烟，通过在工读学校的教育而走上正途。简单的故事情节，毫无悬念的圆满结局，这样叙事结构完全符合“正面教育”的原则。作者对韩小元始终采用的是宽容的态度，对其偷窃、抽烟等行为的描写也是用嬉皮的口吻，对韩小元的教育模式尽管是传统的说服感化，但韩小元最终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内心一系列的矛盾挣扎最终达到自我救赎。以此可以看出，作者已然是想摆脱传统的成人说教模式，通过老校长的行为感化，改变成人的角色，同时把主体还给儿童自身。《黑箭》是刘厚明继《绿色钱包》之后发表的又一篇以工读学校为题材、塑造失足少年形象的短篇小说。小说中邢玉柱和韩小元一样，也是因为偷窃被送到工读学校。比起韩小元，邢玉柱的身世更为可怜，他的“问题”也更为突出，而最终促使邢玉柱改邪归正的还是校长的关爱，他因此而自我良心发现。如同《绿色钱包》中设计的结构一样，《黑箭》以邢玉柱自我觉醒达到“问题”的解决。
这两篇小说都是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因而作品带着“伤痕”“反思”的印记。与《寻找回来的世界》一样，作者把韩小元和邢玉柱等失足儿童的“问题”直接归因为“文革”迫害。随后出现的任大霖的儿童小说《喀戎在挣扎》，也是讲述工读学校的学生梁一星逐步转变的过程。另外，同样控诉“文革”给儿童带来失足犯罪的还有王路遥的短篇小说《一个刀枪不入的孩子》，塑造了一个被誉为“刀枪不入”的唐不知，“文革”造成了他家庭破碎，从而沦落成失足儿童，在老师“我”的教育感化下最终得以转变。
另外，在新时期儿童小说中，除了“工读生”系列小说，关于失足少年的描写值得一提的还有邱勋发表在1980年《儿童文学》上的短篇小说《三色圆珠笔》。小说通过一支三色圆珠笔引发的“冤案”，塑造了一个立体鲜活的“问题儿童”形象，同时也抛出了一个作为教育者的成人亟待反思和警醒的问题。小说中，秦老师和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是带着“有色眼镜”审视这个曾经的失足少年。孩子的无知无畏固然悲哀，令人痛心的是，作为权威的代表者秦老师也同样丧失了理智，竟然是用挽救的方式把徐小冬逼到真正去偷窃的境地。徐小冬再次失足是秦老师僵化、教条、固执的教育思想导致。表面上看，小说直指成人教育者的痛处，然而，同样是在儿童文学“伤痕”“反思”潮流中诞生的这篇小说，实际上，更是在反思造成秦老师问题的根源，秦老师的僵化、教条等问题更像是“文革”遗风。
“文革”历史不仅给儿童带来了精神、灵魂扭曲的创伤，而且一个错误时代的污浊的社会环境也对儿童的认知和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新时期儿童小说对这类“问题儿童”的书写不仅仅是关注儿童主体的健康成长，也借助对“文革”历史的反思达到对历史偏执儿童文学观的反思。同时，对“文革”历史造就的“红色接班人”、世故、教条、老练等“问题儿童”的反思书写，也体现了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开始关注和肯定儿童本体生命存在的特质和天性。然而不足的是，新时期儿童小说对“文革”历史中的“问题儿童”进行书写时也存在片面性和单一性。如，一个宣扬“造反”的暴力时代对儿童的影响，儿童面对时代蛊惑的不堪处境，一些重要的内在体验诸，如饥饿，性，暴力的诱惑，以及死亡事件所带来的无意识触碰，等等，这些是否也造成了“问题儿童”的存在，作家并没有触及。但是一个错误的时代对于孩子心灵的荼毒，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伤，毕竟已经开始浮出了水面，对传统的质疑和否定也使得作家开始新的探索。
注释：
①王泉根.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王泉根主编.中国儿童文学60年.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9：120.
②工读生，是指工读学校里的学生。工读学校是国家为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而办的特殊学校。这些儿童从常规的学校退学、被开除，或被学校认为不宜留校学习，但不足以送少年管教所，故进入工读学校学习。
本文为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青年教师专项课题“特殊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研究”（项目批准号［院］2010/立项/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