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 长征研究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大成就。相比之下，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是当前长征研究最大的薄弱环节。随着长征研究的深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从长征的历史性和逻辑性出发，认为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必须正确处理七大关系。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6—0139—05。
七十年前，世界通过长征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后，世界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而进一步研究长征。当前，长征研究具有研究领域宽、认识全面、不囿于成见，勇于创新的特点和趋势，但是研究的重点极不平衡，大多集中在对长征的原因、出发地和落脚点、重要会议、主要战斗、长征途中党的统战工作以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和长征精神等几个主要方面，而对长征历史地位作用的研究则是当前长征研究最大的薄弱环节。“长征不仅仅是一次杰出的军事成就，还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行动”，因此，“对长征的评价还远远没有完结。”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长征研究的深化，是把长征放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从中把握长征历史脉络和中国重大问题演变和发展的客观性、必然性，它不仅有助于推动长征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而且对于弘扬长征精神、充分认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认为，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必须正确处理以下七个方面的关系。
一、历史性与逻辑性。
长征作为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首先是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是各主力红军从南方到北方实行战略转移的历史过程，同时，它的发生和发展也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因此，我们应该在认识长征历史过程的同时，从整体上去分析长征中内在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而认识长征的历史必然性和长征中一些重大变化的历史必然性。因而，把长征的历史性和逻辑性结合起来，吸收近年来长征研究的成果，用新的视角认识长征历史过程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如在长征原因方面，既要看到“左”倾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也应该看到长征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可以从全国形势发展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去分析，②也可以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受制去分析，还可以从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向北方转移的必然性和中国特色道路理论的要求去分析；在指导思想和领导体制方面，长征初期是教条主义危害发展的顶峰，同时也是破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开端，体现了“左”倾教条主义被实事求是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必然性，而这本身也是一个逐步完成的历史过程；在落脚点方面，各路红军多次改变战略转移方向，但翻开红军长征地图可以看出，尽管他们的出发地不同，尽管千回百转，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陕北，体现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和陕北在当时中国革命中的独特优势；在长征历史阶段的划分方面，可以从“分”、“合”角度重新解读长征历史过程，以探求长征内在的规律性；在会议研究方面，长征中召开了多次会议，它们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都是以遵义会议为核心，是遵义会议的准备、继续或延伸；在党的政策策略路线方面，抗战前夜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水平和程度以及党的成熟度直接关系着党的策略路线和党的策略方针的转变，以此来分析和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必然性和对党先进性的体现。
我们应该在分析长征的历史过程中认识长征的逻辑性，认识长征历史轨迹转换的必然性，认识各重大事件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应该在长征的逻辑推演中把握其历史性，真正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只有把长征的历史性和逻辑性结合起来，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地认识长征，进而认识长征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样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客观规律；有助于认识党的领导体制形成和转变的规律；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规律。
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是长征开始的标志，而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则是长征结束的标志。所以，长征不仅包括中央红军，还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它主力队伍如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此外，还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较集中在红一方面军，对其他三支红军长征的研究比较薄弱。我们不能因为张国焘搞分裂主义而否认或抹杀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支援和策应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功绩。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长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各路红军长征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出发地、出发时间、路线、经历的时间和过程以及到达的时间各不相同。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央红军的长征，还有重视其他红军的长征，特别是如何在描述中央红军长征的同时能客观、正确地认识到各长征红军之间的吸引、牵制和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如北上抗日先遣队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影响和减缓中央红军压力作用；红二、六军团的西征为中央红军探路作用，并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起到了掩护和配合作用；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对中央红军的配合与支持；中央红军对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的配合与支持；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起了探路作用和引导作用；红二十五军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在长征中由孤军成为劲旅、由偏师成为先锋，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陕北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对于巩固和壮大陕北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正是由于各大主力红军之间的有力配合，长征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和红军的紧密团结、协作精神；才能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突破和粉碎国民党百万部队的围追和堵截，体现红军作战的高度自觉性和灵活性；才能全面地认识长征和理解长征精神。
三、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思想斗争。
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军事斗争非常激烈并具有决定意义，是长征的主线，其它都围绕军事斗争而展开，因此，军事领导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生死相关的。以中央红军为例，长征在军事上的特殊性表现在：其一，长征是在没有根据地为依托的武装斗争、甚至连究竟在什么地方立足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连续行军和多变性是突出特点；其二，长征初期是在“左”倾教条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而中途换将才使红军转危为安，从被动的逃跑变为主动的战略转移，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其三，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里没有感受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洗礼，他们不仅不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反而在国民党的蒙骗之下，一度对党和红军采取敌对与怀疑态度；其四，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调动上百万部队，前堵后追，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因而，军事斗争异常激烈。
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在长征中也很复杂。在教条主义长期统治下，党内宗派主义及专断盛行，缺乏民主，加之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使党内和军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如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和具体作战方针的分歧，山头主义者对红军领导权的争夺并发展成为分裂党和红军的分裂主义等。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复杂斗争，被西方学者所诬称的“担架上的阴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党内斗争的反映，它也是正确领导取代错误领导、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客观过程。
经济问题在长征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征在脱离根据地而向西南、西北转移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在偏远、贫穷的情况下搞好后勤保障和经济补给等问题，不仅是取得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当前长征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总之，长征充满了军事与政治、思想斗争，如果不解决政治、组织和思想路线问题，长征就难以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在长征最初的一年中，召开了二十多次重要的会议，几乎每一次会议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并形成了许多事关长征胜败、事关中国革命胜败的重要决议。长征在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上，事实上改变了党的政治路线，成为长征胜利的关键。军事、政治和思想斗争交织在一起，使长征显得更有魅力，因此，把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与军事斗争统一起来是科学认识长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指导并形成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理论，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道路以及革命前途等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但是，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少。长征处于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时期，这就决定了长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或者说，长征处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特殊的历史时期，这就决定了长征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在实践上初见成效，而且在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曙光，但党的指导思想总体上看受教条主义影响大，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等“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处于排挤和受打击的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教条主义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敌，而长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正是从破除教条主义开始的。长征的原因和长征初期的失利是实行教条主义的结果，而长征的胜利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长征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长征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初步清算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教条主义，在党的高层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实事求是的实际指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道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独立自主；在极端的情况下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长点。长征实现了党的实际领导者从“外国人”到“中国人”的转变，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到从实际出发的转变，中国革命也由此实现了从“低潮”到“高潮”的伟大转变。长征主要地从实践上清算了教条主义，为延安时期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六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从思想上清算了教条主义，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长征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转变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长征伟大实践的作用绝不可忽视。长征促使了毛泽东思想由形成时期向成熟时期的转变，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转折点。长征丰富的实践从多方面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长征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主要表现在：长征结束了党内“左”的领导统治，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成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前提；长征破除了教条主义在党内、军内长期的统治地位，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是党在延安时期把它进一步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前提和基础；长征以实际行动，在根据地外和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为正确处理党与党、国与国、国内与国外等方面的关系提供了经验，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抵制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提供了经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长征克服了“关门主义”错误，坚定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实现了统一战线由策略到战略再到政策的转变，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武装斗争方面，毛泽东同志继承了井冈山时期的行之有效的武装斗争方式，破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制定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进一步形成了实事求是、声东击西、灵活主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伟大胜利；在党的建设方面，科学、准确地概括了党的性质，使党由“一个先锋队”变成“两个先锋队”，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初步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模式，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总之，长征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多方面的，长征不仅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实践，为我党在延安总结经验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而且促使了毛泽东思想由形成时期向成熟时期的转变，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转折点。离开长征，就难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的文章和著述会如此丰富，为什么毛泽东思想会在延安时期得到成熟。
六、历史和现实。
长征从时间上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前十四年和后十四年，长征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转折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号召写一部中国共产党自己写的长征史，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施。建国以后，长征研究逐步迈上了正轨，但对长征的真正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改革开放以来，长征研究大体经历过两次高潮，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一次是九十年代中期的纪念遵义会议六十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每一次高潮都推动了长征研究的发展，特别是1995年以来，红军长征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有关部门出版了一大批关于长征问题的史料。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关于长征研究的专著近80部，发表论文600余篇，研究的内容涉及长征的决策和准备、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长征中的重要会议、重要战役战斗、密电问题和长征途中党的统战工作以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等多方面。长征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历史时期，这就为长征历史地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开阔的视野。
学史可以明今。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战胜艰难险阻，摆脱围追堵截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面向未来，开辟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强大动力，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长征”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丝毫不亚于红军长征时所遇到的艰难险阻，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不断探索新道路。因此，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用新视角、新角度不断地推进对长征和长征精神的认识，赋予长征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解，以更好地弘扬长征精神已成为当务之急。如把发扬长征精神与当前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等，新时期，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
长征本身的魅力及其历史作用决定了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共党史时，都要对此加以或详或略的描述。总体来看，国内研究是主流，国外研究是补充。因此，正确处理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的关系，坚持以国内研究为主，努力吸收国外研究的积极成果，有助于深化长征研究。
从国内研究来看，由于国共长期处于敌对立场，加之在长征中的地位不同，因而对长征的认识和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是长征的主体，无论其可信度还是科学性都是长征研究的主流。陈云是第一个报道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化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是新近发现的第一篇比较详细地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但是，鉴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党没有及时开展对长征的研究。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确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国内长征研究在建国后逐步走上了正轨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从国民党当局来看，认为长征是国民党的胜利和共产党的失败。因而，当红军在会宁庆祝会师时，国民党“剿匪”各军亦为红军北上而开所谓“祝捷大会”。在双方看来，共产党庆幸摆脱危机，国民党庆幸免去卧榻之忧，可见认识相去甚远。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先后汇集出版了由国民党将领回忆录集成、从另一个侧面为研究红军长征提供了资料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以及《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国民党将领看长征》还列举了薛岳、陈济棠、何键、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国民党地方军阀和高级将领“追剿”红军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深化了我们对长征的认识。
从国外研究来看，除了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涉及到以外，美、英、苏、日等国还出版了一大批专门研究长征的著作。早期著作如《抑制的手》，是“红军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印象记，第一次从一个侧面向国外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国外全面报道了红军长征，并成为研究长征和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资料。70年代有英国迪克·威尔逊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史诗》，80年代有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英国安松·劳伦斯的《中国：长征》、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冈本隆三的《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等近二十多部著作。钟文在《见证长征的外国人》中着重描述了参加长征、采访长征的五位外国人。
国外长征研究经历了从生动的纪实性叙述向深入的研究性发展两个阶段。他们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评价，如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遵义会议及毛泽东的重要作用、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意义等，看法与我们比较一致，有的论述甚至比较深刻，拓展了长征研究的视野。但是，出于价值观的不同，特别是受本国与中国关系的影响，总体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常识性的错误多，占有的原始资料不如中国学者丰富，以及以局外人和“旁观者”身份研究长征，易于产生过分依赖诸如背叛中国革命的张国焘等提供的资料，使长征研究误入歧途。
总之，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本文只是就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列出了几个主要方面，希望为长征研究提供参考。
作者单位：
马启民，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高凤林，延安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心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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