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之马瑞芳 百家讲坛马瑞芳红楼梦
早年的精神与秉性 马瑞芳出生于山东青州一个回族名医世家。
6岁那年，马瑞芳进校读书。
一次，她路过县图书馆，看见屋里十几个书架插满了“闲书”，而且还有个摆小人书的阅览桌，她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
眼里充满了惊喜。
从此，每天放学后，当别的孩子四处游荡疯玩时，她就一路小跑来到图书馆，沉浸在书海之中。
上中学后，虽然功课多了，但马瑞芳更加沉湎“闲书”，也总能忙里偷闲跑到图书馆过把瘾。
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学风靡中国，马瑞芳就一本接一本看个没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静静的顿河》等等，看得如醉如痴，简直是爱不释手。
她崇拜舒拉和保尔，也阅读了不少国内英雄题材的作品。
大量阅读为马瑞芳日后走上创作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文革”前后，马家7兄妹鱼贯考入名牌大学，6人读理科，唯她1人读文科，而7兄妹同一条路上学，也只有她一人被县图书馆的“闲书”套牢。
更没想到，几十年后，自己也写起“闲书”来了。
1965年，马瑞芳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搞宣传。
那时，有个名叫李志山的科研人员发明了一种止血粉，组织上派马瑞芳前去采访――这下可算有了她的用武之地。
她一出手，《李志山勇攀科学高峰》几千字的大稿就洋洋洒洒而成，接着，此文被改成内参，呈送党中央。
毛主席阅后，作了亲笔批示。
接下来，全国掀起学习劳模李志山的热潮，23岁的马瑞芳也跟着沾光，立即被借调到卫生部。
然而，她的事业刚刚崭露头角，“文革”风暴就袭来了。
李志山被打倒。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瑞芳也受株连，被定性为“黑笔杆子”、“吹鼓手”。
造反派气焰嚣张：“马瑞芳，你胡编乱造假典型，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 马瑞芳灵机一动，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毛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谁敢说他上当受骗，谁就是反革命!”造反派没料到马瑞芳突然杀出“回马枪”，慌得措手不及。
马瑞芳后来说：“当时情况危急。
如果真让他们抓住把柄，扣上欺骗毛主席的大帽子。
后果不堪设想。
” 理屈词穷的造反派胆战心惊，没了盛气凌人的气势，惊心动魄的批斗会不了了之。
马瑞芳四两拨千斤，化险为夷，造反派只好让马瑞芳“自行安排工作”。
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马瑞芳处乱不惊、机智果敢的性格特点。
党委书记王磊被打倒，红卫兵称之为“狗王磊”。
当时，黑云压顶，人人自危，加上王磊是戴罪之身，即便是很熟的人也不敢上前跟他搭话――怕惹火烧身。
马瑞芳不管这一套，二人见面，她主动打趣道： “狗大爷，您干吗去啊?” 王磊也幽默：“狗侄女。
你好啊!”说完，二人不由哈哈大笑。
至今谈及此事。
马瑞芳仍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当时他被打倒了，我是‘黑笔杆子’，半斤对八两，我怕啥?” 说起那些年月。
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标语贴在成老胸前，却被成老一把扯掉；造反派要成老“低头认罪”。
成老却昂首挺胸，漠视眼前的一切。
“革命小将”怒发冲冠，读诗词壮声威：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能!” 被扭成“喷气式”的成老，奋力抬头，严肃、高声地纠正： “那个字不能读‘能’，应该念‘罴’!”而且他竟然在两次被批斗时都纠正这个字的读音。
作为大学校长，成仿吾先生不能容忍学生读错别字，哪怕在批斗自己时也不可以!马瑞芳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宝贵的精神品质。
学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正直 从那时起，马瑞芳开始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文革”结束后，经历过浩劫的她文思泉涌，撰写了一系列回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散文，引起文坛注目，被称为“教授散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马瑞芳有着山东人的豪爽耿直，见到不平之事，就会挺身而出。
在马瑞芳看来，学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正直，不藏着掖着。
她曾自嘲说：“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
像市场上卖剩下的蔬菜，‘论堆卖’了。
” 马瑞芳到了山东大学工作后，有一次，上级领导来学校检查，一官员打着官腔：“我看每人配备一台电脑没必要，可以几个人合用一台嘛?”校领导不敢申辩，其他人也沉默不语。
马瑞芳沉不住气站了起来。
直言不讳：“你讲得不对，现在手提电脑，就像手机一样，对每个老师来说，都是必备的。
要是我在共用的电脑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他老师拿去发表了，你说算谁的?” 那位官员很没面子，最后只得自己找台阶下：“那就算了。
” 事后，有人善意提醒：“你不吱声，还能把你当哑巴卖了，干吗尽干得罪人的事?” 马瑞芳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这嘴巴我是管不住的，就爱管闲事，瞎放炮。
” 还有一次，一位领导在会上说，原定每位老师配备一台打印机计划取消。
稿子写好后，可以去教研室打印，这样能节省办公开支。
话音刚落，马瑞芳“腾”地站了起来：“你这话讲得不对，就拿我来说，家离学校远，坐车要半个小时，还有其他远一点的老师，走一趟要一个多小时，为了打印一篇文章。
难道让老师们花上两三个小时吗?” 那位领导被顶得一时语塞，身边人赶紧解围：“这个问题，以后再研究。
” 散会后，有老师冲着马瑞芳说：“马老师，我彻底服你了，你胆大包天啊!” 改革开放之初，马瑞芳曾带过一批外国留学生。
有一次，课堂上讨论猪八戒的形象，一位英国留学生站起来说： “我认为。
猪八戒代表中国领导干部。
” 马瑞芳不同意他的观点，反驳道：“你说得不对。
你知道周恩来总理吗?他才是中国领导干部的代表。
” 这个留学生当时没吭声，后来单独找到她。
说：“马老师。
我不忍心反驳你。
其实，周恩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马瑞芳深有感触：一方面我要教给他们中国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我更要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
早在1978年，马瑞芳就开始从事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研究。
也许因为蒲松龄是山东人，马瑞芳怀有一些老乡情结；也许因为当时在国内研究蒲松龄是块空白，马瑞芳想在这个无人开垦的处女地上有所作为。
从那时起，马瑞芳承担起古代文学明清段的教学任务，当然，教学重点是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为了给本科生和外国留学生上好课，她下了很大力气。
5年中，她做了上万页相关研究资料卡片，还完成了山东大学文学研究室主任袁世硕教授交给她的任务――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写一本《蒲松龄评传》。
她废寝忘食，终于使这本大陆首部蒲氏传记如期出版。
该书文笔生动，人物跃然纸上，虽未引起社会很大关注。
却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著名文史家程 千帆先生写信给她，称赞这本书“翔实而有文采”；著名学者萧涤非先生评价道： “这本书文笔犀利，三端――辩士的舌端，侠客的剑端，文士的笔端――具备。
” 得到这些专家学者的极高评价。
马瑞芳甚感欣慰。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有人赞不绝口，也有人挑谬指误。
马瑞芳开始很生气，但找来那篇文章一读就释然了――人家说得在理。
她赶紧拿出书来，标出错误，以便再版时改正。
后来见到批评她的杨海儒先生，她又当面真诚致谢。
由于她教学突出，学术成果斐然，很早就评上了副教授，但却又一直卡在那里――因为年轻，资历浅，她为此很苦恼。
1992年。
马瑞芳随中国作协到新疆采风，听到了一个故事：一个维族人患了病，医生诊断他为副伤寒。
拿到诊断，这人火了： “我好不容易当个革委会主任，是副的；得个伤寒病嘛还是副的。
不行，你得把正伤寒给我写上!” 听完这个故事，马瑞芳像感悟到了什么。
职称重要吗?她觉得，知识分子的情怀比什么都重要，人只有挣脱名缰利锁。
才能活得潇洒自由。
管他正副，只要不愧于心就行。
回到山东大学后，她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教学创作两不误。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刮起一股“教授散文”风潮，开风气之先的便是马瑞芳。
她的一些散文，引起文坛注目，著名作家沙叶新和张承志得知她写的《煎饼花儿》被广泛转载，并接连获奖，开玩笑说：“马瑞芳是文坛煎饼专业户。
”马瑞芳是搞古代文学的，没想到却在创作这个副业上风生水起，遍地开花，她管这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进入20世纪90年代，马瑞芳成为校园文学的开拓者。
当时，她给一些外国学生上课。
看到他们在中国学习的一些变化，萌发了创作冲动。
因散文容量有限，就用小说来写，没想到，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一面世，立即好评如潮。
作为中国第一部留学生小说，能产生这么大反响，马瑞芳始料未及，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著名评论家陈荒煤为此撰写了4000多字的评论，称这部现代校园小说秉承了《红楼梦》传统风格，并进行了有益探索。
马瑞芳大学时代就特别喜欢《红楼梦》。
在研究《聊斋》的同时，也研究《红楼梦》，《红楼梦》的风格潜移默化融入了她的创作之中。
作品一举成功，更加激发起她的创作热情，之后，她又接连推出《天眼》、《感受四季》。
这三部长篇小说全部获了奖，《中华文学通史》还专门介绍了她的创作情况。
作品出来了，正教授也评上了，马瑞芳意味深长地说：“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事情，你越是不去刻意追求，它越是不请自来。
还是那句话，功到自然成……” 晚年被捉上“魔鬼”这张床 2004年，中央电视台来人找马瑞芳，请她出山，做一档关于《聊斋》的电视节目。
她为人随和，非常好说话，一口就答应下来。
本来，从事《聊斋》教学研究30余年，对于上电视讲《聊斋》应该不在话下，但事情远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网上与编导一番交流，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编导说，你的讲稿给博士生上课行，可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有些深奥的东西，观众听不懂啊!要上电视，必须像讲故事一样，尽量讲得通俗易懂。
马瑞芳有些急了：“照你们那样整，那还叫学问吗?” 编导说：“马教授，这是另一门学问，是学术走向民众的学问。
” 马瑞芳没辙了，可心思活了：讲了半辈子《聊斋》，那种循规蹈矩的老套路，恐怕是不行了，看来也得与时俱进，研究观众口味和心理。
于是她根据编导要求，对讲稿大刀阔斧修改，重新组合架构，不满意就推倒重来――去掉“之乎者也”，换成清新自然的口头语。
一试录，效果不错。
其实一开始，《百家讲坛》的领导对这个节目的期望值并不高。
在他们看来，《聊斋》是文言小说，讲者难讲，听者难懂，不像“三国”、“红楼”，谁拿来都能读，觉得这个节目说得过去就行了。
要求也不高。
但马瑞芳不这么认为，越是难啃的骨头。
越是非啃下来不可，她就是这种倔人。
直到录制完毕。
她才如释重负。
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收视率持续攀高，马瑞芳从此声名鹊起。
凡是看过《百家讲坛》的人都知道，山东大学有个老太太，《聊斋》讲得不错。
马瑞芳后来说，“千古绝唱，万世流芳”的《聊斋》虽然是文言，艰涩难懂，但它的内容却家喻户晓，有广泛群众基础。
想想看，有几个人不知“崂山道士”?又有几人没听说过“画皮”?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老百姓耳熟能详。
其实不是我讲得好，而是这些故事早已深人人心。
节目播出过程中，马瑞芳的电话不断。
张海迪说：“夜里12点，李存葆打来电话说，海迪，你快开电视，你马大姐在那儿‘白话’呢!” 后来见到马瑞芳，李存葆惊呼：“不得了，看来我得介绍你加入曲艺家协会。
你跟刘兰芳有得一拼!”当然，这不过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播出第二讲“刺贪刺虐话聊斋”时，贺敬之夫人柯岩打来电话：“我在看电视，一看是你在讲，我就说，老贺，你过来，马瑞芳在那里说聊斋!” 贺敬之后来在电话里说：“你讲的毛主席对《聊斋志异》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我很感动，这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百家讲坛》的《说聊斋》，许多文坛“大腕儿”都在看，评价很高，因此，马瑞芳的粉丝都是“重量级”的。
她的忠实听众除了贺敬之、张海迪等，还有铁凝、陈忠实、贾平凹，甚至还有个名扬天下的“大粉丝”――刘德华。
这还是易中天转告她的，说身居香港的“刘天王”平素最喜欢看《品三国》、《说聊斋》，刘德华还通过一家媒体，向她和易中天发出邀请，请他们出席自己的一场演唱会。
《说聊斋》知识分子青睐有加，普通老百姓也很喜欢，看来马瑞芳的心血没白费，她演绎的《聊斋》，做到了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有一次，马瑞芳在北京打出租，到了目的地，司机扭头一瞧，面露惊喜：“您不是《说聊斋》的马教授吗，不要钱了。
”还有一次，马瑞芳走在街上，两个老太太看见她，就走上前来问道：“你是说《聊斋》的吧!”类似这样的事还很多，真是“半生教书人不知，一上电视天下闻”――桑榆晚年，一不小心成为名人，这是马瑞芳始料不及的。
马瑞芳是《百家讲坛》“元老级”主讲人之一，在她身上，山东人的性格特别明显，大大咧咧，爱说爱笑爱热闹，人缘也特好。
在圈里，大家都是顶尖精英，个个身怀绝技，当然也是个性十足，马瑞芳觉得这些主讲人都很好玩，如果将他们写进书里，说不定能畅销!于是她开始留心观察，将他们的言谈举止，留在自己的记忆中。
当时，她和易中天分在一个组，时间一长，彼此就不见外了。
易中天叫她“马大姐”，说她性格直爽，好玩。
马瑞芳录完节目回家，就写了一篇关于易中天的文章――《公鸡中的战斗机》，写完后发给易中天看。
文章幽默诙谐的语言，逗得易中天哈哈大笑，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看见于丹谈《论语》心得，马瑞芳眼前一亮：“这小妮子真不错!”65岁的她成为于丹第一个粉丝。
在于丹尚未走红时，马瑞芳就写文章“力挺”。
作为晚辈。
于丹很感激，两人联系不断，成为忘年交，于丹有时也抽空到济南看她。
有关于丹的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都期待马瑞芳能继续写下去，编辑也一个劲催稿，于是有人给她出主意：“既然如此受欢迎，那你不妨多写几个人，凑成一本书。
” 马瑞芳动心了，打电话给易中天，没想到易中天一听就非常赞成，鼓动她尽快动笔，并时常进行“场外指导”。
马瑞芳“开工”后，文思泉涌，一泻千里，《百家讲坛》众主讲人台前幕后的故事，从笔端源源不断跃然纸上。
马瑞芳以调侃、风趣、诙谐的文笔，拿众位主讲人“开涮”，妙趣横生，让人笑破肚皮。
不到一年时间，大功告成。
易中天欣然撰写了洋洋万言的序文，使这本书更添光彩。
易中天先睹为快，读毕打来电话：“马大姐，你的这张“魔鬼”床，真好看!”易中天的美言，让马老太偷着乐了好几天。
在上海书展上，她的新书《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成为热点，马瑞芳、易中天、于丹联袂签名售书使场面更显火暴，读者等候签名的队伍每天都络绎不绝，这本书成为当时上海滩“人气”最旺的书。
易中天说：“我和于丹要做‘长二捆’。
把马瑞芳送上天。
” 对于《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的怪异书名，马瑞芳解释说：“这来自于西方神话。
神话里有一张床，床有固定尺寸，高个子要截短，矮个子得拉长。
拿《百家讲坛》来说，它的尺寸是向大众传播传统文化，不管你是研究清史的，三国的，聊斋的，都要符合这个尺寸，这个尺寸就是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所以说，我们都是被捉上‘魔鬼’这张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