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沉淀亲情,恩怨父子殊途同归:皇权争夺下父子的恩怨

编者按:2010年11月9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将“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授予打工作家王十月,文坛轰动。

十月,本名王世孝,1972年出生于湖北石首农村,有着近20年打工经历。

十月的母亲早逝,正统的父亲用棍棒教育他,父子曾对峙多年,水火难容。

当岁月将一切恩怨沧桑悄悄带走,当自己也为人夫为人父,王十月渐渐开始读懂了父亲

2011年春天,王十月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谈起与父亲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恩怨情仇,他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与手执棍棒的父亲对抗   1983年,我11岁。

这一年,家乡刮台风时,一块瓦掉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在我母亲的头上,夺走了她年仅38岁的生命。

记忆里,父亲带给我的温暖屈指可数。

我至今唯一能想起的是:5岁那年,我跟随父亲去镇上的剧院看舞台剧《刘三姐》,结尾时,穆老爷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砸死了。

我不能理解,每演一次戏,就要死一个人,那谁还愿意演穆老爷?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是摸着我的头笑了笑。

父亲的这个动作,让我至今想起来依旧有些受宠若惊。

父亲生长在旧社会,念过两年半的私塾,他相信“不打不成材”、 “棍棒下出孝子”,为此,我们兄妹五人只要谁不听话,就会遭到父亲的呵斥,打骂。

父亲每打我一次,我在心里都积蓄着反叛的力量,这就像是一场战争,我虽有不甘,却无力反抗。

母亲的离去,让父亲我们时连“劝和”的人都没有了,父亲越发孤独,而我们越发惧怕他、疏离他。

我上学时成绩不错,父亲一直希望我能考上大学。

但初中毕业后,我说什么也不愿继续念书了。

父亲经常在我耳边念叨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甚至请来我最尊敬的叔叔,还有我们本家一位德高望重的爷爷劝我去复读。

但我意已决,父亲的这些手段都没能在我身上凑效。

而且,我也不愿跟随父亲去学耕田。

这让父亲在恼怒之后是沉重的叹息:“你什么都不学,将来我死了,你靠什么生活?”我告诉父亲:“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时的我已16岁,个头比父亲还高了,身高的优势,让我在心理上不再像从前那样惧怕父亲我们之间的较量,已经由过去力量悬殊不对等的打击,变得渐渐旗鼓相当。

就这样,我在村里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混混。

无所事事之际,我迷上了武侠小说,看完金庸看梁羽生,看完梁羽生看古龙……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写了篇千字文投给我们当地的《石首报》副刊,没想到半个月后居然接到了用稿通知。

听说我的文章要发表,父亲一直板着的脸,终于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父亲又希望我靠写作来改变命运。

但我存心要和父亲作对,此后再也没有写出一篇文章。

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火花在父亲眼里渐渐黯淡,他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我小小的心田里,涌动的是报复的快感和惬意……   父亲不知道,其实此时的我对写作已没了兴趣,我的梦想不是当作家,而是画家。

学习了几个月的素描后,我又喜欢上了根雕,没事便背着锄头到处刨树根。

一次为了刨一个好树根,我把人家的田埂刨塌了,惹得一顿臭骂,最后父亲亲自登门道歉,事情才得以解决。

父亲气得大口喘着粗气,然后拿起斧头,三下五除二地把我的根雕劈了个稀烂!我们父子间这一仗的结果是:我去了县城一个同学开的餐馆里帮忙。

并且我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直到快过年了,父亲让小妹来县城找我,那个春节,我们父子没有说一句话。

父子纠结难以释怀   这时我的大姐、二姐都已经出嫁了,哥哥也已结婚和我们分家另过,昔日偌大的家庭,就只剩下了父亲、我和小妹。

人越来越少,家里也越来越贫穷。

那时的我年少轻狂,觉得我们这个家庭的贫穷,是父亲不会持家造成的。

于是我正式向父亲提出“夺权”:“爸,从明年开始,我来当这个家!”父亲狠狠地抽了一口烟,然后将家里的收支簿放在我面前:“你自己好好看看!”账目上的财政赤字,吓得我当即就打起了退堂鼓。

“夺权”未遂,但父亲好歹支持我搞些新的尝试。

我开始种食用菌

父亲没有反对,但总显得不那么热心:种食用菌要用上好的稻草,父亲舍不得,说好草要喂牛,只给我不好的草;我要用酒精灯来消毒,父亲认为消不消毒都一个样……我们父子俩在这些事上意见不统一的结果是:我种出的食用菌全部是杂菌。

辛苦付出的心血换不来预期的成果,我气得直跺脚:“就是你不听我的,坏了我的好事!”父亲依旧像教训小时候的我一样振振有辞:“你小子学艺不精,能怪谁?”   食用菌是无法再继续种下去了,我又想去武汉学泡无根豆芽。

父亲依旧没有反对:“你小子去折腾吧,折腾够了,就知道回头了!”父亲话语里渗透出来的蔑视,让我觉得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我发誓这次一定要成功!   我从武汉买回了一些资料和生无根豆芽用的激素,就在我满怀期待的时候,无根豆芽本身出了问题,选择失误导致我这次尝试无果。

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他笑着讽刺我说:“你还说要当家,真让你当家,这个家只有越当越穷。

”我深知这次的失败,已然使自己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在彻底被沦为父亲的俘虏之前,我只能寻找新的出路。

多年的父子,此时仿佛已成仇人。

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我决定出去打工

因为与父亲之间在心灵上有隔阂,在外打工的几年,我与父亲的联系并不多。

一次,我好不容易回到家,惊愕地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了我的床铺,晚上,我不得不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

我觉得很陌生,也很别扭,我和父亲谁都不说话,我不敢动一下,父亲也不敢动。

夜深了,我假装睡着了,还发出轻微的鼾声。

这时我发现,父亲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我的脚上,见我没有反应,父亲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脚。

温暖在那一刻将我淹没,安心地享受着来自父亲的爱抚,泪水在无声的黑夜悄悄流淌……我的脚终于忍不住还是动了一下,父亲的手像触电般缩了回去,再也没有伸过来。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读懂了父亲,读懂了他沉重叹息里的爱与无奈。

这一夜之后,我与父亲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不久我结了婚,或许见我已经“做了大人”,父亲看我的眼光柔和了许多。

而做了父亲的我,似乎也渐渐能体会到父亲这些年的不易,看他的目光了也没有了敌意。

父子各退一步,我以为自己父亲不会再有冲突。

但是我错了。

1997年,我携妻回到了老家,决定发展养殖业,养了许多猪。

一次父亲竟心甘情愿地退居二线,这场胜利来得让我不敢相信,我不止一次地想,难道父与子的战争就这样以我的胜利告终了?直到有一天,我和父亲为了菜园的事再次起了争执,我才知道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想把菜园全部种上猪菜,父亲坚持要在大片猪菜中辟出一小片来种辣椒,还不由分说地锄掉了我种的猪菜,坚持说:“别的地方我不要,我就要种这里。

父亲买来辣椒苗,自顾自地栽他的辣椒苗。

我生气了,说:“你栽了也是白栽,今天栽,我明天就给你挖掉!”父亲挥动着锄头,说:“你要是敢挖掉,老子就一锄头挖死你。

”   栏里的猪开始转入育肥期,这时要让猪多睡,我开始将喂猪的频率由过去的一日三顿改为一日两顿,猪叫得很凶。

父亲看着猪可怜,自作主张拿了青菜去喂,我气得张牙舞爪:“你不要干涉我科学养猪。

”开饭时,我让妻子去叫父亲吃饭,妻子却对我说:“还是你去叫吧。

”于是我叫父亲来吃饭,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嗡嗡地说:“不饿。

”我投降了,从前父亲对我打骂时,我从来没有投过降,从来没有服过输,但现在我胜利了,却彻底服输了。

我“咚”的一声跪在了父亲的面前,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地给父亲跪下,我对父亲说:“你不吃饭,我就不起来。

父亲这才起来吃饭。

但这让我困惑不已:在这场战争里,自己到底是胜是败?   父爱的本质如出一辙   我与父亲注定无法长久地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这时我也做了父亲,有了可爱的女儿王子零。

养猪失败后,我又一次选择了漂泊,带着妻女南下,到深圳谋生。

我在建筑工地上抬过水泥石头、在酒店里涮过碗……   2000年,我的第一篇小说《我是一只小小鸟》在《大鹏湾》杂志发表。

不久,我进入这家杂志社当了一名编辑,生活似乎暂时安稳下来。

养儿方知父母恩。

王子零在一天天长大,到了我这个父亲教育她的时候了。

从小到大,父亲对我的“棍棒教育”,让我与父亲之间的尖锐对峙水火难容,这一切如电影般在我眼前回放,父亲教育方法让我们之间仇恨多年,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学他。

那天,我发现女儿拿着圆珠笔在我的方格稿纸上挥舞着,好奇地问她:“宝贝,你在做什么呀?”女儿“咯咯”地笑着,举起方格纸,奶声奶气地告诉我:“爸爸,我在画画。

这是眼睛,这是鼻子……”我第一次惊喜地发现,女儿有画画的天赋。

自己年幼时喜欢根雕父亲那一声声沉闷的斧凿声依稀仿如昨日,我摸着女儿的头,笑着对她说:“子零就是聪明,画得真好!”   从那以后,表扬和鼓励成了我对女儿主要的教育方式。

一次父亲来我这里小住,见我一味地夸奖孩子,他很是看不惯,认为这样容易让孩子养成骄傲的品行。

他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样养孩子不对。

”我据理力争道:“难道像你那样就对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父亲气道:“我有什么不对?不是我当初那样教育你,你今天能靠笔杆子吃饭?”我没有接话,但我知道,自己想给女儿的,父亲这辈子都难以体会。

多年的漂泊给予了我丰富的创作素材,我的作品渐渐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先后三次上榜中国年度作品榜,两次上榜中国散文排行榜,一次上榜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

小说《无碑》还被评为2009年十大好书。

我也因此先后获得了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奖项。

2010年,我的小说《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中篇小说奖,被作为特殊人才引入广州,进入广东省作协工作。

2010年,我在东莞有了自己的房子。

6月,女儿在东莞的小学升初中考试中,得了樟木头镇的状元,在2000多名孩子中名列榜首。

我高兴极了。

女儿却做了一件让我更为惊喜的事,她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爸爸,你真是个教育家。

”这年冬天父亲刚好来看我,我激动地和父亲谈起此事,带着炫耀的口吻对他说:“我的教育是成功的!事实证明,并不是要棍棒底下才能成才。

孩子需要的是鼓励和肯定。

父亲看着我,没有说话,只是扯出了一个微笑。

2011年春节期间,我们一家人围在电脑前看中央台给我录的纪录片。

当镜头放到我出门打工父亲对我说的那一段话时,父亲突然痛哭失声,随即很快又笑了起来。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打小就和别的孩子不同,连惹火的方式都不一样。

父亲握住了我的手,对我说:“我知道你会有出息的。

”37年来,我第一次听见父亲夸我。

我激动地握住了父亲的手,对他说:“您才读过两年私塾,却会写诗,要是多读点书,肯定能成为比我这儿子出息得多的大作家。

其实我在散文《小民安家》里专门写到您的诗呢。

”我以为这会给父亲一个惊喜,可父亲却一脸的镇定,他笑着说:“我看过那篇文章,我很为自己的诗自豪。

”我也笑了。

这一夜,我忽然觉得父亲还是父亲,我还是我,可我们之间的战争却永远结束了。

如果说父亲对我的教育愚昧而狭隘,我对女儿教育智慧而宽容,可我们也有着共同的本质,那就是:我与父亲对子女的爱是同样真挚、深厚、质朴,在这一点上,我们殊途同归!   责编/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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