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混血长相_中西“混血优势”香港制造
亚欧混血家族的广东话家训 在生物学上，有杂交优势之说，从文化意义上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长期碰撞，必然造成两种文化的交融，并产生1+1>2的软实力。
这是世世代代香港人经过艰苦努力所取得的果实，也是一种历程，一种千百万人不可抹煞的血汗与苦乐凝聚的历程，期间经历了新与旧的冲击、中与洋的结合、好与坏的取舍。
香港的自由的经济体系、完善的金融和法治制度，以及先进的营商配套设施、高效的行政效率，无不具备了“混血”的特征，不过其中最重要的“筹码”恐怕是香港的“软件”――人才：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较之外国专才，港人拥有邻近中国大陆的地利和文化相近的优势；相对于内地，港人较早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化，因而具有国际视野；再者，香港在经过多番经济转型后仍能站稳阵脚，主要是因为港人灵活变通，善于运用创新的思维，配合敏锐的市场触觉，从而不断开拓新机，这些正是香港特色的“混血人才”特质。
港人的确是“混血儿”，但这个“混”字却建基于多元而包容而又坚守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之上。
西方学者经常感叹说“广东人是最难同化的族群”，不管广东人走到哪里，骨子里永远都是广东人，其语言、文化、习俗具有难以摧毁的顽强生命力，日本人曾经将这种执着、坚韧的现象称为“广东精神”。
而由香港制造的中西“混血优势”，其基本架构就是由岭南文化衍生而来的广东精神，比如：始兴于19世纪 90年代，至今仍然如日中天的香港四大家族之首的何启东家族，虽是典型的亚欧混血儿家族，但家训却是：“一要勤力；二要银纸在手揸到实，千祈唔好跣手”――百分之百老广派头！ 混血名人的中华血液 肤色越深的人基因越“霸道”，如果黄种人和白人婚配，后代的肤色一般偏黄。
从某种意义上说，籍贯大多为广东省的港人，其中华血脉也带有广东精神的“霸道”。
不说其他，下面这些香港名人都是中西混血儿，但如果不是事先言明，大家一般不会看出他们的脸孔并非纯粹的“中华烙印”―― 李嘉欣，父亲为葡萄牙人，母亲是中国人，14岁担任广告模特儿、1988年在“香港小姐”选举及“国际华裔小姐”选举中夺得冠军后晋身娱乐圈； 左慧琪，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人，20岁当选“香港小姐”亚军，在2002年代表香港参加世界小姐选举，同年入列“全球五十大美女”称号； 韩君婷，具有二分之一英国血统，港人称之为“鬼妹”，是1997年“亚洲小姐”选举冠军，后加入亚视，曾参拍多出电视剧； 梁洛施，血统为中国+英国+葡萄牙，是英皇公司力捧的新人王，英皇有意把她培养成对抗张柏芝的新一代“少男杀手”。
刚一出道便接拍多个化妆品、饮品、MP3、食品等广告，同时致力在电影和唱片发展； 谢霆锋，有四分之一英国血统，其母狄波拉是中英混血儿；张柏芝也有四分之一英国血统，其母也是中英混血儿；杨恭如则有四分之一美国血统。
文雅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父亲理查德・曼利是中英混血儿，1924年于上海出生，母亲克里斯塔・玛丽亚・曼利有波兰和奥地利血统，1933年于奥地利出生。
1995年 11月18日文雅丽与丹麦阿基姆王子结婚，1999年诞下长子尼古拉王子，2002年诞下次子费利克斯王子。
成为丹麦王妃后，文雅丽依然保持与香港的联系，1997年6月曾偕同丈夫回港出席香港回归纪念活动。
2005年 4月8日俩人离婚，她的头衔由“皇室殿下”改为“殿下”。
莫文蔚：从小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虽然大多数香港混血明星都懂外语，但他们都自觉地把粤语视为母语，尽管他们的血管里交织着两种文化的因子。
莫文蔚长得太中国化了，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她的DNA竟如此复杂：母亲是四分之一的波斯人，四分之一的德国人，二分之一的中国人；父亲是二分之一英国人，二分之一中国人，所以她的血统为波斯+德国+中国+英国。
不过，莫文蔚的文化烙印却不如她的血统那样丰富，中国烙印占有最大比重。
她最感激父母，因为他们用心栽培和教导女儿。
莫文蔚就读拔萃女书院时获选为香港杰出学生，能说流利的法语、英语和普通话，而且精通古筝，在当时的香港实属罕见。
莫父莫天赐作为在香港出生的中英混血儿，曾在拔萃男书院教英文，也曾在裁判司署当秘书长。
虽然莫父只是“半唐番”，且是英文教师，但他极热爱中国文化，曾用10年时间译注古书《推背图》，也希望女儿多接触中国古典音乐，莫文蔚学弹古筝便是莫父一手促成的美事，她回忆说：“我记得，学弹古筝时我只是11岁左右，那个古筝几乎比我还高。
每次上课，都是爸爸替我背着又大又重的古筝。
”“小时候我曾经想，将来我要嫁给爸爸……哈哈，因为他靓仔、人好，对妈妈好、对家庭好。
” 黄秋生：从小读《红旗》杂志，亲近中国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中西混血儿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因为他们有着天生的优势。
这种理论当然经得起推敲，但并不是绝对正确的理论，至少在黄秋生身上就是如此。
黄秋生，香港著名演员，父亲为驻港英军，母亲为香港人，参演超过200部电影。
单亲家庭，家境贫寒，问题少年，从出演“变态佬”与反派角色，到两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和两届“金像奖”最佳男配角……黄秋生的成名经历相当坎坷。
小时候，黄秋生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自己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虽然容貌看起来更像是外国人，但又不会讲英语，感觉很自卑。
“我家里都是广东人，从小我妈就给我看一些中文诗词，我又喜欢历史，所以我比一般的香港人对中国的认识多很多。
”黄秋生从小受到内地思想的影响，“我很小的时候就看一本叫做《红旗》的杂志……那时候是党的唯一在香港有卖的杂志。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是香港大学的大学生，是个‘左派’。
我有一些叔叔，也是‘左派’的，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叫我念《毛主席语录》，大了之后又碰到一个老师是‘左派’的，哈，没办法。
小时候家里穷，加上所有条件、原因，就靠‘左’了。
” 在文化认同上，黄秋生具有深深的在广东精神的烙印，“混血”色彩倒是极淡，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和当代文化思潮都极感兴趣，“年纪越大就觉得自己越中国。
”“我想我比其他香港人对大陆的认识更多、更敏感吧。
我一早就看到将来的发展方向会怎么样。
多年后，言及1997年前的很多香港电影工作者，黄秋生依然很不客气：“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远见，他们以为香港电影永生不死。
你看他们的意识形态就知道了，对大陆人还是排挤，对大陆人还是觉得低等，你就明白他们不会知道将来是怎样了。
”黄秋生这样解释那时候的港片：“港片的一大部分就是暴力、色情、乱搞、无厘头，这种就是港片。
我说根本都不可能再有港片。
”市场的萎缩，让香港电影必须依赖大陆市场的票房收入，而由于审批制度，港片固有的“特色”大都事先被清除掉了，“现在的香港电影干净了很多，我觉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