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历和调查中拓展新闻深度:拓展深度
网络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给传统纸媒带来深刻挑战。
因为在快捷和直观上无法匹敌，所以无数纸媒把加强深度报道视为应对之策。
于是出现一种怪象：一条缺少新闻内核的东西，往往被放大做成一个或多个版面。
看似热闹，实为新闻泡沫。
认识这一点并不难，但要成就有深度的新闻作品，功夫还得下在“亲历”和“调查”上。
亲历和调查既是两种报道样式，也是惯用的两种采访手法，作风浮躁者是很难做到的。
前者需要记者不怕艰辛，能够扑下身子去体验，是意志的考验；后者则需要记者有执着的追问精神，一点一点逼近事实真相，是智慧的体现。
“新闻是跑出来的”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那种足不出户，依靠网络就能完成一篇篇“大作”者，所得总觉肤浅。
《钱江晚报》曾刊登过一篇《全村老小，与蛇共舞》的文章，全国有近百家媒体予以转载。
在新浪网上了头条后，有数千读者跟贴参加讨论。
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读者这么欢迎主要取决于它的写实性。
“站在养蛇池前，看到一大团一大团盘绕在一起的蛇急速蠕动时，记者本能地往后倒退身子，突然觉得头顶被什么东西扫了一下，抬头一看，原来是一棵小树上悬挂着很多蛇……”记者的这些经历，对蛇农们来说可谓司空见惯，如果通过他们描述，可能会平淡无奇，而记者亲历的实景，则显得非常扣人心弦。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
一般意义的新闻，通常只保留事物的本真，告诉人们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就达到了传播的目的，但这样的传播，带给受众的只是事实信息本身，而事实之外更加丰富的“声与色”等附加信息，却往往被忽略了。
亲历式报道则以其写实性的报道方法，填补了这一空缺，弥补了常规性报道的不足。
在戒毒所亲历，记者和管理人员成功阻止吸毒人员因毒瘾发作要吞铁钉的行为(《戒毒所里的零距离接触》)；京杭大运河流淌了千余年，运河上的船也航行了千余年。
那些世代在运河上讨生活的人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为此，记者在船上住了六天六夜，亲历了运河人家的生活(《运河人家的喜与忧》)。
因为是“亲历”，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统统付诸笔端，并加入自己的活动，带读者一起去“经历”新闻。
“亲历”本身没有新闻价值，但“亲历”一旦伴随新闻事件发生，就具有了可以与新闻本身同等重要的价值。
《钱江晚报》通过策划，让记者带着一批大学生重走红军路，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上和援藏干部一道走访牧民家庭，到荒岛上挑战生存极限……这些行为因其具有独特性和新鲜感，因此也就具有了吸引受众的新闻价值。
现在一些年轻记者时常被缺少新闻线索所困扰，今天写了愁明天，明天写了愁后天。
把隐蔽的真相和信息，通过记者的调查，进行还原，客观公正地传达给受众。
在浙江东阳市区繁华的双岘路上，一幢3层小楼空置8年无人居住，更为奇怪的是，这幢漂亮的小楼居然无人认领。
《钱江晚报》记者为此两赴东阳，对这幢神秘的小楼进行了深入调查。
调查的结果形成四个问号：小楼为何无人认领?小楼是怎样造起来的?有关方面调查结果为何漏洞百出?主管部门为何阻挠记者查看档案?四个问号，各有所指。
当调查性报道《神秘小楼背后的四个问号》刊出后，在东阳掀起了轩然大波，老百姓把刊登这篇文章的《钱江晚报》贴满了整幢小楼。
当地纪检监察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很快查清小楼背后的一桩贪腐大案，原来这是一位村干部伙同某些政府官员非法建造的，他们因害怕群众举报而不敢认领。
调查性报道不同于一般消息，构成新闻主体的事实不一定是刚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有的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要靠记者一点一点发掘出来。
今年4月，观潮圣地盐官江面被淤沙塞满。
这是怎么回事?它对钱塘江水系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些沙什么时候能退?它会不会影响八月十八观大潮?这一系列问题既是记者所关心的，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
带着一大堆问号，《钱江晚报》记者到海宁盐官进行了现场体验和调查(《沙涌钱江为哪般》)。
通过调查了解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里也曾涨过大沙。
记者在盐官镇上采访了20位60岁以上的老人，请他们回忆当时涨沙及退沙的情形。
在占有大量背景资料的基础上，再请专家介绍涨沙成因以及涨沙对航运和钱江潮会不会构成影响等。
应该说，这篇调查性报道向读者揭示了许多历史真相，也基本回答读者头脑中的问题。
《钱江晚报》的许多调查性报道，从选题看，就是冲着抓问题而来的。
如《节能灯缘何难进百姓家》、《绣球为啥没人接――关于温州首届民间资本洽谈会“流产”的思考》、《金华火腿怎样被株连的》、《十年之痛今如何――嘉兴北部遭江苏盛泽水污染情况的最新调查》、《温州炒房团还能走多远》等。
一般记者在采写新闻时主要运用的是呈现式思维，任务就是完整、真实、全面地呈现出事物的面貌。
而调查性报道要求记者不能作简单的录音机和传声筒，要具备发现式思维。
当面对一个新闻事实时，记者不仅要反映其基本的事实组成要素，还要思考新闻事实的本质，发现被掩盖的真相。
监督报道之深在结果 舆论监督是深度报道的一种表现形式，正确的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但现在有记者不愿意去做舆论监督报道，认为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其实，这是回避记者的责任。
舆论监督报道不仅能体现记者担当“道义”的精神，而且还能提高记者的功力。
因为舆论监督报道要通过“亲历”和“调查”，否则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钱江晚报》隶属浙江日报集团，在该集团内有良好的舆论监督平台，既有公开的报道途径，也有通过内参反映的渠道。
关键看问题的选择是不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否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大多数人的要求。
去年8月底，慈溪一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要带着7500名师生到宁波中级法院门前游行，要求司法公正。
记者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赴慈溪，了解到这是由一桩久拖不决的案子引起的。
为了使当地政府及时掌握这一动态，内参一发出，集团总编室就将该内参传真给宁波市委主要领导，领导立即指示有关方面，慈溪市委书记深入到教育集团，做稳定人心的工作。
后来，省委主要领导对此也作出重要 批示。
在师生们决定上街游行的前一天，法院表示重新启动审理程序，师生们也主动放弃游行计划，事情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
如，《东阳江遭填埋之痛》刊发后，东阳、义乌两地开展江面整治；《丽水车站假警察横行霸道》刊发后，警方果断采取取缔行动；《“黑龙”窜入钱塘江》刊发后，环保部门立即查办向钱塘江大量偷排废水的污染企业：《摩崖石刻惨遭剧组毁损》刊发后，《大旗英雄传》剧组第二天就要求通过《钱江晚报》向全国观众道歉…… 为了丰富监督资源和得到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钱江晚报》与省信访局沟通，共同推出了《大众呼声》专栏。
它紧紧围绕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组织报道，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报道，为老百姓所关注，强化了正确引导舆论的功能。
该栏目刊登的稿件几乎每篇都会得到省领导或有关部门领导的批示，影响力非常大。
《水上餐厅脏并危险着》的文章在该专栏刊登后，得到了两位副省长的批示，出于行洪安全和环境保护需要，省有关部门联合作出在全省范围内取缔水上餐厅的决定。
做监督性报道，应该十分注重深入细致地调查、采访，捕捉住能够反映事物客观全貌的东西，然后加以理性的分析。
首先，分析也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要让被批评者心服口服。
其次，要有针对性。
有针对性的监督报道才有力度，有说服力，才能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
第三，要有实效。
实效就是结果。
如果舆论监督总是没有结果，那么这种舆论监督就会因失去威慑力，而失去存在的意义。
人物报道要出情，首先是作者必须带着感情去“亲历”和“调查”，这样才能走进人的情感世界。
如果靠坐在办公室改写事迹材料，这样的人物报道那是绝对生动不起来的。
绍兴一名刑警在一座山上追捕逃犯时，被犯罪嫌疑人狠刺了几刀，英勇刑警视死如归，忍着巨痛继续向前，在留下一段120米的血路后倒下了……《钱江晚报》记者是在烈士牺牲后的当天夜里赶到了事发现场，在手电光的照射下，一块被烈士鲜血浸染过的泥土把记者的心揪紧了，他用手绢把这块泥土轻轻包了起来，用双手捧着，好像托起的是烈士的身躯。
他把这块带血的泥土带到了杭州，原想把它洒在报社大院的那棵雪松下，让英雄每天都生活我们的身边。
后来报社领导建议送给烈士的妻子更为妥当。
英雄追悼会这一天，记者把已改用黄绸布包裹、在檀香木盒里装着带血泥土，交到了烈士妻子手中，烈士妻子立即给记者跪了下来，她说这让她的爱人“活”过来了。
原来，当地农村有一个老的说法，只要人体有血在，死后是能复活的。
人们未必信这个说法，但记者的这份特殊礼物，给悲痛中的烈士亲人心理上带来很大的安慰。
什么是情?这就是情! 情就是一种心的相融。
当《钱江晚报》在泰顺城里，找到80多岁还在给人家当保姆的老人时，她的平和令记者不知所言。
她是一位红军失散人员，丈夫原是泰东游击队队长。
她原本有一个女儿，敌人放火烧山时，躲在山洞的她怕女儿的哭声暴露游击队员的藏身目标，用毛巾捂住女儿的嘴巴，当敌人撤退后，她发现女儿已经被自己捂死了。
后来，她又怀上了一个孩子，临产前，她被捕了，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孩子流掉了，自己也昏死过去，敌人以为她没救了，把她抛弃于山中，是当地山民救了她一命。
在讲述这些经历时，从老人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而记者早已泪流满面。
老人的故事经《钱江晚报》报道后，当地政府给她落实红军失散人员待遇，老人过上了吃住不愁的日子。
老人每年给记者写信，寄她自制的茶叶和粉丝，并将记者的照片放大后挂在墙上，而每次来信的开头总是对记者以“革命的好儿子”相称，记者也给她回信，偶尔也寄些钱，在回信时记者总是对她以“革命的好妈妈”相称，这是记者发自内心的一种敬重。
情义无价! 走近人物，与人物交朋友，在双方各自感觉身份模糊时，才能触及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