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方理论和方法解析中国古代诗词
摘要：叶嘉莹在评论和研究中国古代诗词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西方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了她的古代诗词解析之中，这是她融合中西诗学推动中国诗学研究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就她的论著中所引用的西方理论和方法，来说明她对中国古代诗词宏微观结合的解析，从而概括其研究风格和特点。
中图分类号：I222.7/8；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0—0183—10。
作者简介：徐志啸，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上海 200433）。
一。
叶嘉莹在对中国古代诗词作评论解析时，有意识地引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以此对其所阐发的诗词作品作更为深入透彻的诠解，此甚有助于读者对诗词作品的理解与鉴赏。从叶嘉莹已发表的论著看，她所运用的西方理论和方法主要包括：阐释学、符号学、现象学、新批评、接受美学以及女性主义，我们拟对这些理论和方法作些必要的诠释，并结合叶嘉莹的论述作分析评述。
阐释学（Hermeneutics），从中文字面看，在文学范围内，它是对文学作品的整体含义或文本的具体语言含义作分析、释义、评论，以阐明和解析其确切内涵。“阐释”这个术语在西方最先特指对《圣经》文字中可能产生歧义或难解之处的解说，它的原意是指“解经”之学，即对《圣经》中神的语言作诠释的学问，19世纪以来，“阐释学”一词在西方用于特指对文学作品作解说的一般理论，这当中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和哲学家狄尔泰二人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将原先的“解经”之学发展成了普遍适用于人文科学——哲学与文学解释的“理解文本的艺术”，俾使读者能依靠阐释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涵并进而把握作者的本意，此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也发表了建设性的理论见解，推动了阐释学的发展。叶嘉莹在引述阐释学时，重点对西方阐释学与中国传统词学的暗合之处作了阐述，她认为它们之间至少有三点暗合之处：第一点，西方阐释学对《圣经》的阐释，往往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即要对经文作出两个层面的解释，一个层面是对经文的语法和辞意等的字面解释，另一个层面是对经文的精神内涵之寓意的解释，如以此与中国传统词学相比较，则中国词与诗的差异，乃在于词更具有一种幽微要眇，引人向更为深远之意韵去追寻的特质，此即张惠言之所以提出意内言外的比兴寄托之说，和王国维提出在神不在貌的境界之说的缘故。叶嘉莹认为，像这样对于两层意韵的追寻和探索，便是中国词学与西方阐释学暗合的地方。第二点，关于衍义（歧义）的问题。西方阐释学的最初本意是要通过阐释，推寻经文中神的旨意或文本中作者的本意，但实际上，每个阐释者都会受到其所处时代和个人背景的种种限制，他们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作者的作品作阐释时，往往会发生一些偏差，其所体会的有时不是作者的本意（Meaning），而是阐释者的衍义(Significance)，而且不同的阐释者可以获得不同的衍义，同一个阐释者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读同一篇作品时，也会因背景不同而得出不同的衍义。如此，以阐释学的这种衍义说与中国传统词学作比较，叶嘉莹指出，便有了张惠言解说温庭筠《菩萨蛮》词之“照花前后镜”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王国维解说李璟《山花子》词之“菡舀香消翠叶残”二句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这在阐释学而言，便可称为衍义。更极端的例子，叶嘉莹说，王国维评说晏殊《蝶恋花》词之“昨夜西风凋碧树”三句，既谓“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第一种境界”，又谓有“诗人忧生”之意，这样的衍义，在中国传统词学中并不鲜见，它与西方阐释学所说内容可谓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第三点，阐释的依据问题。在西方阐释学而言，很讲究阐释的依据，也即所阐释的文本（Text），它是一切阐释的基础，也是阐释者作各种阐释的基本材料，倘无此，则所谓阐释便全是空的，对中国传统词学而言，也是如此，没有文本的依据，从何阐释？由此，叶嘉莹认为，中国传统词学中诸家所提出的认识与看法所依凭的原词作品，便应是阐释者所依据的文本，这同西方阐释学的说法可相吻合。
符号学（Semiotics），最先由瑞士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出，该书于1916年出版。按索绪尔的学说观点，作为表意符号的语言，其作用可以归纳为两条轴线，一条是语序轴（SyntacmaticAxis），另一条是联想轴（AssociativeAxis），语序轴指语言结构的次序而言，它是构成语言表意作用的重要因素，但在语言表意作用以外，人们还要考虑每一语汇可能引起的联想作用，这些联想作用的语汇构成的系谱便是联想轴的作用。叶嘉莹就此举了中国文学的例子，她说，中国人要叙写一个美丽女子，便会联想到“美人”、“佳人”、“红粉”、“蛾眉”等一系列语谱，而这语谱中的每一个语汇都可以提供给说话人一种选择，当人们选择其中一个语汇时，这语汇就有了一种表意的作用了，而当这些语汇依语法次序列成语串时，则这语串除依语序轴所表明的语意外，还可以由联想轴的作用而隐含有另一组潜伏的语串。叶嘉莹认为，这便是符号学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运用表现。继之，在介绍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叶嘉莹又对两位将符号学理论用之于诗歌研讨的国际著名语言学家作了介绍，他们是雅克慎和洛特曼。前者结合语言学与符号学探讨诗学，他以索绪尔的“二轴说”为基础，提出了诗的功能说（Poetic Function），认为这种功能的形成，主要就是因为把属于选择性的联想轴的作用，加在了属于组合性的语序轴之上，使诗歌具有了一种整体象征的复合多义的性质，这自然使人们对于诗歌的内含和作用有了更为丰富和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后者把符号学从旧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使其与历史文化相结合，并接受了信息交流理论（Information Theory），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看法，认为人类不仅用符号交流信息，同时也被符号所控制，符号系统也即规范系统，这个规范系统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日常普通使用的语言，第二层次是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包含在内的系统，即外在时空的历史文化背景，人们在分析一部文学作品时，不仅要注意第一层次的规范系统，还应注意第二层次的规范系统，倘如此，则文学作品所传达的信息量就大大扩充了；此外，后者还提出把符号分成理性的认知和感官的印象，理性的认知多属系统化了的符号，给人知性的乐趣，感官的印象多属于未经系统化的符号，给人以感性的乐趣。由此，叶嘉莹指出，我们在读诗时依据洛氏的这一理论，便可以超越一般人只注意诗篇之语汇在语序轴上所构成的表面的信息与意义，而在语序轴之外的联想轴，以及知性符号和感性符号方面，乃至诗篇外的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凡诗篇所传达的多方信息都能涉及到了，这就大幅度地扩展了诗篇的信息量，极利于我们对诗篇本身的理解与欣赏。为此，叶嘉莹认为，符号学中的联想轴很重要，而符号系统与历史文化背景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结合张惠言说词的例子，她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张惠言对温庭筠《菩萨蛮》词中“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作了评说，按原词意，四句词只是写了一个女子的簪花照镜和其衣饰的精美——这是从语序轴的角度看词的表面叙写，但张惠言则从中看出了“《离骚》初服之意”，即按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这是以美人之修容自饰来比喻君子之高洁好修，在中国传统诗词中这类例子并不鲜见。由此，叶嘉莹指出，张惠言这样解说温词认为其具屈原《离骚》之意，所依据的乃是文本中的一些语码所提示的带有历史文化背景的联想轴所起的作用，而这又正是中国词学以比兴寄托说词的一个传统方式。叶嘉莹认为，这类方式是以文本中某些语码来比附为某种托意，表面看，它似乎是一种可以使词之诠释更为丰富的衍义，但实际上却反而给词的诠释加上了一层拘执比附的限制，显出了张惠言这一比兴寄托派常州词论的弊病，在后来的中国词学史上常常遭到讥评，如王国维就批评张惠言的这样说词为“深文罗织”。对此，叶嘉莹联系了西方符号学理论，指出，其实西方符号学家也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艾考在他的《诗学与开放的作品》一文中便曾说，西方阐释学中像这种以道德性、喻托性及神秘性来做解释的中古时期的说诗方式，是一种被严格限制了的僵化的解说，它事实上已背离了诗歌之自由开放的多义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