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美“捆绑”：以加强能源合作为视角
王昊。
【摘要】如今，中美经贸关系较为紧张，亟需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来稳固两国经贸关系，实现中美再度“捆绑”。能源合作是可行性较高、潜力较大的一个领域， 可作为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增量。我国面临着“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困境，同时在清洁能源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而在页岩油（气）革命推动下，美国已实现“能源独立”， 但特朗普政府对清洁能源技术有所疏忽。中美能源领域的巨大互补性为能源合作提供了契机，双方在能源贸易、基础设施以及直接投资方面具有较大合作潜力。扩大中美能源合作， 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逆差，并可通过强化“赫希曼效应”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也有利于消除“亚洲溢价”对我不利影响。中美能源合作也面临着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和美国“能源主导”战略的冲击。为此，建议适当扩大能源贸易规模、重启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协定（BIT）谈判、加强与美州政府层面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积极参与完善国际能源治理。
【关键词】 能源合作 中美经贸关系 赫希曼效应 亚洲溢价 能源主导。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ki.rmltxsqy.2020.10.009。
中美能源现状。
“富煤贫油少气”为我国能源结构现状，但清洁能源发展较快。2009年，我国能源消耗量越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BP世界能源回顾（2019）》指出，2018年我国能源消费量为32.7亿吨油当量，占世界的23.6%。据《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8）》统计，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分别为59.0%、18.8%、7.8%和14.3%。与此相对应，我国能源供给具有明显“富煤贫油少气”的结构特征。一是煤炭储量丰富，清洁煤技术是将来重点研发方向。我国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已探明储量排名全球第4位，仅次于美、俄、澳三国。然而，煤炭的燃烧利用对环境污染较严重，清洁煤技术是今后我国煤炭行业研发的重点方向。二是石油保障程度低，供需形势严峻。目前，我国石油消耗量位居全球第二且仍持续快速增长，供给与需求间差距逐年扩大。据国际能源署等机构估计，2030年后，国石油消费量将会超越美国位列全球第一。此外，我国石油进口集中度过高，主要来自中东地区、俄罗斯等国，石油进口通道大多位于地缘政治热点区域，易受国际政治冲突影响。三是天然气需求增加势头猛烈，供需不平衡矛盾凸显。2018年，我国天然气消耗2808亿立方米、产能为1603亿立方米，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平衡，依赖大量进口以满足需求使得我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国际能源署估计，至2040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将增加至目前的3.5倍，天然气消费量有望超过欧盟。四是清洁能源发展迅速，在技术和市场上处于较领先地位。国际能源署《2017年可再生能源报告》指出，中国在世界可再生电力产能增加量中的占比超过40%;同时也是全球太阳能市场中的重要角色，贡献了太阳能电池产能的大半份额。此外，我国在水电、风电、核电、生物热能等清洁能源生产，以及特高压电网、储能技术、电动车等清洁能源的传输利用方面具有明显竞争优势。
美国已实现“能源独立”。美国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决定将能源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同时树立了“能源独立”的目標。近些年，美国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技术日趋成熟，使得美国的天然气、原油生产量增幅明显。美国能源信息署撰写的《2019年度能源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至2050年，美国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而石油和天然气则会作为美国主要的出口资源。可以说，美国已经实现“能源独立”，并向“能源主导”转变。
美国目前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量已是全球第一，石油和液化天然气（LNG）出口量则排名第三。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25年美国原油产量将占据世界全部新增产能的70%;到2023年，美国新增天然气产能将达到全球新增天然气产能的45%，到那时美国会是世界天然气供应的最大增量来源国，增幅远超同为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届时全球能源市场的局面将会有巨大改变。但是，美国对于清洁能源发展有所忽视。特朗普上台后，先后取消气候行动计划、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时几次减少美国联邦政府给与新能源利用技术开发的资金支持。根据美国政府2020年预算公开数据显示，能够供美国能源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支配使用的资金降幅明显，由之前的23亿美元削减到只有3.43亿美元，减少了87%;而在国防部曾经作为美国高端能源的培养器的项目也被停止。这可能会造成美国在未来将失去在这一方面的占先优势，而逐步落后[1]。
特朗普于2017年11月访问中国，两国达成了总额超过250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和投资合作协议，其中与能源相关项目总数额高达1754亿美元，超过双方订单总额的60%。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对能源贸易也多有涉及，表明能源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能源结构发生变化为能源合作带来了良好契机。从双方能源生产消费现状看，经历了“页岩油气革命”，美国已具备全球能源消费大国和能源生产出口大国双重属性;而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原油第一大进口国，同时对于天然气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持续升高。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关系已从能源消费大国的竞争关系为主转变为以能源消费大国与能源生产大国的合作关系为主。能源领域的合作是双方诉求契合度非常高的领域，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加强合作符合双方经济利益。
中美能源经贸和投资合作具有较大空间和可实施性。一是能源贸易潜力较大。2017年，我国位于加拿大之后成为美国出口原油的第二大购买国，购买了美国原油出口量的近20%;也是美国液化天然气第三大出口市场，占其出口总量的13.5%。考虑到未来长期美国原油、天然气新增产能仍将持续大幅增长，而我国的原油、天然气需求缺口日益增大，中美原油和天然气贸易潜力巨大。此外，根据国际海事组织最新要求，2020年1月1月，起国际船只所用的燃料硫含量需下降为0.5%，此规定将导致我国对于低硫原油的需求量增加，而美国出口的原油大多是低硫轻质原油，这会从另一方面促使我国对美国原油的进口增加。
二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具备一定合作空间。美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对外能源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以油轮停泊港口为例，美国油气出口码头大部分集中在墨西哥湾地区，目前墨西哥湾大部分港口能够停泊的油轮多数为载重小于12万吨、运油量为50万桶的油轮，以及少量的载重在15～16万吨、运油量在90～100万桶的油轮。受条件制约，墨西哥湾可停泊200万桶的超大型油轮的码头非常稀少。近年来，美国对外能源出口规模不断增长，综合考量运输规模和运输成本，使用超大型油轮运输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美国迫切需要对墨西哥湾的邮轮港口进行改造升级，完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但美国在此方面的基建能力以及专业化水平都无法很好地满足相关建设要求[2]。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领先的技术水平，可以弥补美国基建能力的不足。
三是能源直接投资有望深入能源产业链中上游。特朗普上台后能源政策的转变，使中美能源合作重点从奥巴马时代的清洁能源领域转向化石能源贸易、资源开发等领域，并逐渐深入美国化石能源产业链内部[3]，为扩大中美能源直接投资带来了契机。
能源合作有助于实现中美“捆绑”。一是有助于缩小中美两之间贸易逆差，缓解两国经贸紧张关系。按照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约定，以2017年我国对美能源进口额为基础[4]，我国在2020年进口美国能源规模增量不少于185亿美元，2021年不少于339亿美元。中美双方通过公平的能源贸易各有所得、满足各自需求，能够进一步化解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紧张关系。
二是有助于发挥能源领域的“赫希曼效应”[5]，稳定中美双边关系。能源行业在美国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因此，能源经贸所产生的“赫希曼效应”较为明显[6]，这能够给进一步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实现中美“捆绑”带来更加重要和积极的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型能源企业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增加在我国的投资，加强能源领域方面的合作。在全球能源供大于求将持续较长时间的背景下，对美国能源企业来说，中国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重要性不断凸显。加强中美能源合作，可在一定程度形成中美“能源利益共同体”，激发美国能源行业稳定中美双边关系的动力。
三是有助于推动我国油气进口渠道多样化，以减少“亚洲溢价”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进口原油半数以上来源于中东地区，进口价格主要由阿曼原油期貨价格决定，而作为中质含硫原油的阿曼原油期货价格频繁高于轻质低硫的Brent、WTI原油期货价格，这一现象即所谓的“亚洲溢价”，使我国蒙受较大损失。发展中美能源合作，我国从国际市场进口油气资源可以有更广泛的选择，进而减轻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依赖程度，价格上也可有更加灵活选择的可能。
四是有助于更好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形势面临严峻考验。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公布数据，美国2020年4月非农人口失业率飙升至14.7%，4月全美减少约2050万个工作岗位;美股下跌触发熔断机制4次;国际油价猛烈下跌，一度价格低于20美元/桶。得益于页岩油开采技术，美国近些年成为全球能源出口大国。但页岩油开采成本在35～40美元/桶，下跌至20美元/桶的国际油价使得美国页岩油生产公司无法覆盖成本，面临巨大的危机。同时，全球石油需求量大幅下降，美国石油行业供大于求，产能过剩。而中国作为疫情防控效果较好的国家，疫情已得到控制，各行各业已基本全面恢复生产。国内经济生产逐步回归正轨，我国对于能源的需求量将稳步回升。通过加强能源方面合作，一方面能够使我国获得成本较低的原油，另一方面有助于美国石油产能供给过多问题的解决。面对当下全球经济形势，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合作，稳定全球经济形势。
特朗普上台后极力为美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谋求主导地位，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全球能源市场以及全球能源合作关系等方面受此影响发生了一定变化。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对发展中美能源合作造成较大不确定性，也加大了我国能源安全保障难度。
一是美国对华态度多变令中美能源贸易面临较大不确定性。2015年美国放松原油出口禁令，2017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原油量就已跃居其出口量第二位。2018年美国发起对华经贸摩擦后，中美能源贸易陷入“冰点”。据统计，我国从美国购买的原油数量由2018年上半年的37.7万桶/日急速下降至2019年2月的4.16万桶/日，我国企业不再通过签订长期协议来进口美国生产的原油。目前，中美已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经贸摩擦暂时有所缓和。但特朗普政府屡次言行不一、出尔反尔，中美能源贸易依旧面临不确定性。
二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增加中美双边能源投资的难度。一方面，美国对来源于我国的直接投资总是带着有色眼镜，中国能源企业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当局认为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会直接威胁其国家安全。为限制中国投资，特朗普要求财政部对中国投资进行“301”调查;同时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与众议院批准《2017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实施，利用法案中规定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中国在美投资进行严苛审核。另一方面，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等借口为由，对中美企业在美国拥有较强技术实力的能源细分领域正常的能源装备、技术交流和投资设置诸多限制。
三是我国在中美能源合作中整体处于劣势。“能源独立”使得美国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地位和话语权不断上升，特朗普政府迫切地希望能源能够成为美国霸权的又一根权力支柱[7]，“我们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源，本届政府将不仅仅力求实现我们所长期追求的能源独立，而是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能源优势”，“能源独立”逐渐发展为“能源主导”。在美元霸权加持下，美国利用能源作为筹码和武器的空间越来越大。近年来，美国先后对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实施制裁，上述三国占我国2018年石油进口量的近三分之一，此举会对我国保障能源供应安全造成较大不利因素。“能源主导”增加了美国在中美能源合作中的博弈筹码，整体而言我国处于相对劣势，面临着美国的较大挤压。[8]。
政策建议。
拓展中美能源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在美国能源产品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前提下，可适当扩大对美石油、天然气及其相关化工产品的进口，减少中美两国间贸易逆差的同时丰富我国能源消费品进口渠道;另一方面，利用扩大中美能源贸易为契机，推动两国能源企业在能源勘探、生产、炼化、运输、贸易等领域积极展开合作，将合作领域向产业链上下游两端全力推进，打造建立“能源利益共同体”。为此，建议择机重启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协定（BIT）谈判，要求美国为我国企业进入其能源市场创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同时，我国也要加大国内能源市场的开放力度，完善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机制，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美国能源企业加大对我国的投资合作力度。
加强与美国州政府层面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尽管特朗普政府在联邦层面对清洁能源有所忽视，但在州政府尤其是民主党控制的州政府层面，依旧高度重视清洁能源的发展。2018年，美国多个州推选出的州长都对清洁能源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其中多个州如纽约、华盛顿等都计划在一定时间内在州内落实100%使用清洁能源[9]。美国在清洁煤技术、先进储能和能效技术等方面有较强技术实力，我国太阳能、核能、风能等领域有较明显竞争力，形成一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清洁能源是未来能源的发展方向，我国可先从加强同美国州政府层面的清洁能源合作入手，下好与美国未来能源合作的“先手棋”，丰富两国之间能源合作内涵。
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应对美国“能源主导”的挑戰。在深化与美能源合作的同时，也应积极参与和完善国际能源治理方面的建设，在国际能源治理体系中谋求一定的话语权。加强与其他主要能源贸易伙伴的合作，积极拓展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分散美国“能源主导”对中美能源合作以及我国能源安全带来的冲击。目前，在能源市场发挥最主要作用的国际能源机构是美国作为领头羊的国际能源署和沙特等产油大国联合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而这两个组织我国均尚未参加。我国当下能够充分利用的此类机构是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10]。俄罗斯已参与其中，还有一些中亚产油国家的参与，该组织已开始发挥一些作用。未来，我国应继续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合作，提升该俱乐部在国际能源治理中的地位，推动国际能源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同时，可推动人民币在俱乐部成员间能源经贸的计价结算使用，应对美国“石油美元”霸权。
注释。
[1]周琪、付随鑫：《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效果评估及前景预期》，《国际石油经济》，2019年第10期。
[2][10]梅冠群：《当前中美能源领域的博弈与合作》，《国际经济合作》，2018年第9期。
[3]吴凡、桑百川、谢文秀：《贸易摩擦视角下的中美两国能源合作现状、空间及策略》，《亚太经济》，2018年第6期。
[4]能源及其相关产品的贸易金额反映在HS编码第27章，美方统计2017年对华能源出口86.05亿美元。
[5]“赫希曼效应”（Hirschmanesque Effect）是指，双边贸易所增加的两国国民整体福利在各自国内的分配并不平衡，某些特定利益集团从双边贸易中受益更多，从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会利用各种资源和途径影响政府决策，保证其既得利益不受影响。
[6]熊炜：《失重的“压舱石”？经贸合作的“赫希曼效应”分析——以德俄关系与中德关系为比较案例》，《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7]袁益、舒展：《中美能源安全现状比较与启示》，《中外能源》，2019年第2期。
[8]曹飞翠、苟立伟：《特朗普能源新政策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对外经贸实务》，2019年第6期。
[9]Leia Guccione、Todd Zeranski：《成功塑造清洁能源转型》，《风能》，2019年第5期。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