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文化|文化错位
摘 要：“被偷走的一代”是澳大利亚同化政策的产物和实现同化澳大利亚土著的重要内容。
从其源起、发展和结束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错位文化特征以及顺应自身社会和文化环境发展的必要性。
关键词：“被偷走的一代” 澳大利亚同化政策 错位的文化 “白澳思想” 农历2008年新春伊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澳大利亚新当选总理陆克文兑现承诺于当天早上（2008年2月13日）代表政府，通过电视直播对两百年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澳洲土著民及其后代正式道歉，这是澳大利亚政府首次使用“道歉”一词。
陆克文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道歉称：“对那些被偷走的一代、他们的后人和家人所承受的痛苦和苦难，我们说声对不起。
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被拆散的家庭和社区，我们说声对不起。
对于强加给这一民族和自豪文化的屈辱和衰弱，我们说声对不起。
”陆克文还表示，政府将提高原住民儿童的教育、医疗水平。
这则报道和道歉声明凸显了澳大利亚社会乃至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1997年一份题为《带他们回家》的报告披露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土著人儿童被迫离开家园并接受白人家庭抚养的事实，从而这一问题引起了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视，这些土著儿童因此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这种对土著血统儿童实行的强制同化显现了澳大利亚建立同质社会的企图。
然而随着对“被偷走的一代”及其家庭悲惨命运的大量揭露，这项措施不但离澳大利亚建立同质社会的目标愈行愈远，也充分体现了澳大利亚的错位文化特征。
一 为了实现种族纯洁与文化同质的社会理想，早在20世纪30―6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就对土著居民和非英语移民实施了强制同化政策，对土著居民的同化是对非英语移民同化的先导。
该“思想”就是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以英国移民后裔为主、种族纯洁与文化同质的国家。
它否认了土著在澳大利亚社会存在的可能性，没有在这个新国家里给土生土长的土著人留下任何发展空间。
为了建立一个白色种族国家，人们更坚信土著注定灭绝的命运，并由此长期影响澳大利亚政府对土著的态度和政策。
①1788年英国将澳大利亚作为犯人流放地时，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在25―75万人。
但随着白人的扩张，土著人口因疾病和白人猎杀而急剧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丧失完全破坏了土著的生活方式，到19世纪末，土著人口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左右。
19世纪下半叶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先后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把土著人限制在保留地内，使残存的土著人自生自灭。
然而半个世纪后，土著人口反而有所增长，再加上当时畜牧场和其他企业对劳动力需要的增加，特别是二战中为了补充军队和后方劳动力，澳大利亚政府被迫对土著转为同化政策。
该政策就是在给予土著人生存权的前提下，消灭他们的种族文化身份，以实现种族、文化同质的社会理想，其“白澳思想”的基础并未改变，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手段。
澳大利亚对土著的同化政策始于20世纪30年代，最初的对象主要是土著的混血儿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象扩大到所有的土著人。
为了使土著能够被同化，同化措施除实施欧化教育外，还采用了一些措施诸如给予土著一些基本的社会待遇和权利，以有利于同化的实现。
②其中对混血土著儿童实行强制同化是土著同化政策实施初期的主要措施和内容。
早在1910年澳大利亚就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的土著儿童。
他们多数由教会和孤儿院抚养，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庭中收养，接受同化教育，让他们学习白人文化，最终回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中。
这种对土著混血儿童强制实施欧化教育的措施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有近10万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这些就是后来所谓的“被偷走的一代”。
可见对土著幼儿开始的同化政策就是设法使他们从根本上放弃他们的种族文化身份，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转而接受澳大利亚白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采纳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融入到澳大利亚的同质社会中。
这实际上就是“白化”土著儿童，达到从肉体到精神完全消灭澳洲土著的文化灭绝政策。
然而事实证明这项举措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
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对这一代人进行调查后，在公布的《带他们回家》的报告中指出，在推行同化土著人政策的六十年期间，土著儿童总数约十分之一“被偷走”。
在养育院中土著儿童受到非人的待遇，儿童营养不良，虐待、凌辱时常发生③，或被当成无偿劳力使用，很多人往往一生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
被带走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有人这样诉说被带离家庭、长大成人后的感受：“我们也许可以回家，但我们无法重新回到我们的童年。
我们也许可以与父母、亲人再次团聚，但是光阴已经流逝，我们无法体味亲人的爱和关心，这种遗憾终身无法抹平。
我们可以再次回家，但是身心所受到的伤害无法消除，因为‘监护人’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消除我们的土著身份。
”④由土著女作家多莉丝・平克顿（Doris Pilkington Garimara) 的畅销小说《防兔篱笆》（其母亲为故事主人公原型）改编的电影《末路小狂花》曾在各大电影节上深受好评。
电影海报插语“当政府绑架了你的孩子，你能做什么？”中透露的强烈愤怒和无奈，无不让看者深省。
这些“被偷走的一代”长大后也并未如预期一般真正融入到白人文化中。
丧失了民族特性和归属感的他们如同夹在两个世界之中，一面是白人文化生活中的各种规则，一面是已经陌生遥远的传统民族文化。
一些人为了麻痹自己，深陷滥用药物和暴力中不能自拔，更加成为社会上被排斥的群体。
这些“被偷走的一代”的悲惨命运以及未能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现实，宣称了澳大利亚土著同化政策和追求同质社会的失败。
二 虽然同化政策未产生预期效果，但这种对同质社会的狂热追求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英国殖民扩张的产物。
1788年英国将其辟为犯人流放地，这不但为澳大利亚提供了白种移民的始祖，也标志着白人澳大利亚历史的开端。
由此流放犯史自然成为民族心理中不可抹杀的重要部分。
始祖获罪遭遣送的创始史使澳大利亚人一代代地背负了近似于基督教“原罪”概念的心灵承载。
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澳大利亚人来说），澳大利亚这片辽阔而又贫瘠的土地恰似洗刷自己以及祖辈罪孽的炼狱。
⑤他们在社会和心理上的卑微地位引发了深刻的自卑情结。
在此基础上，由于地理因素和其他各大洲间隔遥远，难免加剧了被逐出家园、流放远戍的悲哀孤寂之情，自卑情结自然又被放大。
为了摆脱这种集体自卑感，澳大利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英国种族这个唯一资本作为自我保护、求得心理平衡的砝码。
对这个民族来说，尽管自己或自己的祖辈出身卑微，尽管自己的国家曾经是别国罪犯的流放地，然而，他们却找出自己的种族根基，并大肆渲染⑥，借以形成一种自己硬加在自己身上的虚假优越感以达到心理满足，进而成为歧视其他种族的强大精神支柱。
这种由罪恶感到优越感的追求，必然导致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建立一个以盎格鲁―萨克森种族和英国文化为特征的同质社会的强烈诉求。
与此同时，同样曾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也采取了同化政策，但其内容和历史背景却与前者完全不同。
来自欧洲的北美早期移民是原本希望在故土继续推进宗教改革运动，建立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实现他们拯救和复兴世界梦想的清教徒。
但是随着王室日益加剧专制统治并开始对威胁其统治基础的清教徒进行迫害时，许多清教徒只好离开故土，在海外寻找他们实现宗教理想的新天地。
当他们坐上“五月花”号踏上北美大陆后，就把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作为自己的目标，幻想把这块大陆建成人类文明的“榜样”和“希望之乡”，使之成为“世界的未来”；而他们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是受上帝之托，来实现上帝赋予的“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
由此可见，虽然同为欧洲移民但二者的出发点却完全不同，澳大利亚早期移民带着“负罪感”来到新的土地洗刷罪孽，而美国早期移民却是怀揣“使命感”来建立理想之国。
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个使命神话发展成为“天定命运”说。
它的信奉者宣称，美利坚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他们“有征服劣等民族的权利”，从而为日后唯我独尊的“种族主义”心态打下了基础；同时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具有帮助改造落后民族的能力和“使命”，向“荒野”传播“文明”担当教化弱小民族的“救世主”。
因此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他的同化政策，积极采取文化输出的方式，面向全球进行文化扩张。
但需要注意的是输出的美国文化虽然源于英国盎格鲁―萨克森白人传统文化，但绝不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简单延伸，而是在开拓一个新大陆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文化，是欧洲文明与美洲荒原新的历史经验的结合，体现了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一体多元性。
在“大熔炉”背景下，多民族及种族文化合成了具有美国特点的美利坚民族文化，这与澳大利亚追求的以盎格鲁―萨克森种族和英国文化为特征的同质文化完全不同。
所以这两种同化政策由于出发点不同，其结果自然也就大相径庭。
三 历史证明作为澳大利亚同化政策先导的土著同化的失败也延续到了对非英语移民的同化上。
强迫湮灭非英语移民的语言和文化招致了他们对传统的坚持和对同化的抵制。
至此，追求澳大利亚的单一文化主义、英语单一语言主义、保持不列颠制度与传统的澳大利亚同化政策以失败告终。
而这项以“被偷走的一代”为代表的同化政策的过程及结果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化的本质特征：错位的文化。
“被偷走的一代”被迫远离祖先文化，却又未能被主流文化所接纳，游离于主流文化边缘或之外。
他们固然与祖先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既回不到过去，也不属于现在。
这种文化属性上的错位即是澳大利亚文化的缩影，只不过“被偷走的一代”的文化错位是外力干预的结果，而澳大利亚主流文化的错位特征则是由自己造成的。
澳大利亚白人移民先祖远离故土来到一片新的土壤，他们不屑于接纳或融合其他种族、民族的文化，一心追求以承袭母国文化为本质的同质社会，却又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失败又是不可避免。
作为一个远离其他大陆的移民国家，多种语言和文化（包括土著文化）的存在是其发展的必然。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澳大利亚当局只是一味地对英国文化几乎不加消化地移植并企图取代掉其他一切文化，在此过程中必然与其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发生冲突，这种不顾自身环境和特点的排他性的行为必然导致失败。
其次，渗透着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的同化政策不具备实现同质社会的条件。
由于长期树立的“白澳思想”，英裔澳大利亚人和土著及非英语移民间缺乏了解和接触。
因此特别是要让对白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一无所知的土著放弃传统文化，接受白人的一套是极其困难的。
而即使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他们也只能被作为“二等公民”对待。
从小被迫接受白人教育的“被偷走的一代”，虽然放弃了自己的种族身份，但也难以被澳大利亚社会所接纳，仍然以社会边缘人的身份存在，直到1967年他们才被计入澳大利亚联邦人口统计之内。
因此，不能面对现实，难以接受其他种族文化却又不能实现“白澳思想”上的同质社会，构成了澳大利亚尴尬的错位文化，这一文化特征对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众多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主题。
它的产生、发展和湮灭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这一过程凸显了澳大利亚的错位文化特征。
陆克文总理对“被偷走的一代”的道歉和澳大利亚政府20世纪70年代以来采取的多元文化政策都体现出他们对同化政策错误的认识和对其他种族的认同。
毕竟，追求以无视和排斥其他民族为前提的单一民族优越感并不能促成国家经济和文化的真正繁荣，更不可能使一个民族实现真正的自我成熟，只有顺应自身的社会和文化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扎下根基，但错位的文化始终是一项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特征。
①② 杨洪贵：《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第115页。
③ 涂成林：《澳洲观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④ 刘婕：《澳“被偷走的一代”命运悲惨》，《沈阳晚报》，2008年2月26日。
⑤⑥ 黄源深、陈弘：《从孤立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第84页。
基金项目：西华大学青年基金项目：错位的文化――从“被偷走的一代”看澳大利亚的文化特征（QW0921110）成果 作 者：罗文彦，文学硕士，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澳大利亚文学、文化。
编 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