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是连接学院与江湖、大陆与台湾的彩虹桥
时间：2015年1月2日。
地点：台北车站。
杨宗翰简历：
1976年出生，台湾云林县人，曾任屏东师院讲师，现任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理事。著有《秋收的黄昏》《夜樱——诗画集》《新诗的意象与内涵——当代诗家作品赏析》《艺术与自然的融合——当代诗文评论集》《山楂树》诗集、《回忆的沙漏》中英对照诗集、《涌动着一泓清泉——现代诗文评论》《清雨塘》中英对照诗集、《用诗艺开拓美——林明理谈诗》《海颂——林明理诗文集》《林明理报刊评论1990—2000》《行走中的歌者——林明理谈诗》。
王觅：林明理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请谈谈您的人生经历，有哪些重要事件影响了您的创作？
林明理：我法学硕士毕业后，在大学教授宪法等课程，有一次一家学术刊物邀请我写文章，开启了我在教书之余的写作生涯。几年间就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但大部分是有关时事或环保问题的。直到在佛光山认识了星云大师以后，才真正定下心来，改走文学创作之路。
林明理：孩子帮我架设网路没有多久，我翻起以前大学读过的席慕容的一本诗集，忽然勾起了想要创作新诗的欲望。我先写诗，后来写诗评，越来越对诗歌理论感兴趣。
王觅：您是法学硕士毕业，您觉得您的法学教育背景，对您的诗歌创作有没有影响？和中文系出身的博士、教授们的诗歌创作相比，有什么不同？
林明理：我是法学硕士，真的是阴差阳错。我前身是商学士，报考的时候，报考到法学这个领域。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中共金融改革的研究》。如果不是27岁后到省立屏东师范学院教书，严格上讲是不会走上诗歌创作这条路的。我的人生最不可思议的是，时候到了，就自然而然地走到诗歌与文学创作这条道上了。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尤其是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教育，所以我的学习意识强烈，会利用各种学习资源。我比他们更重视文学感悟，更重视诗歌写作和诗歌阅读的自然性和自发性。
林明理：我出生于台湾云林县小乡村，童年在农村贫困中长大，父亲虽然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因有肺结核，一生多在乡下教书。父亲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他从小教授我做人处世之道，亲自给我讲文学作品，奠定了我文学创作的基石。家乡的朴素生活与人情味是最让我怀念的。这让我以后与作家文友们交往时特别重视人情味，很多人都喜欢我。我没有诗人常有的偏执性格。人情味让我可以融入团体生活，让我更自然地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朴素生活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写作。所以我因病辞去教职后，选择离开生活近27年的大都会高雄左营热闹之地，毅然搬迁到僻静的台东市。主要是那里的纯净与安静的空间很适合创作，让我能全力投入其中。
林明理：在台东之前的7年，虽然写了12本书，但写的比较多的是诗评、杂文，还有诗配画。但到台东接触到当地的风俗后，不禁勾起了散文创作的欲望。在台东的半年多，发表了写当地的风俗和当地的旅游的散文，题材与体裁都比以前的创作要丰富得多。
王觅：散文所写的内容，会不会让您的诗歌创作有更大的容量，更大的空间？
林明理：是。台东是一个有好山好水的城市，是能保留原来足迹的地方，如果觉得用诗歌，无法详尽地写出当地的特色时，就会倾向于用散文的方式来表现，利用一些比较有原创性的，或是一些优美的词句来报道当地旅游的观感，希望能感动出读者的思绪。诗歌与散文最大的不同是：诗歌比较需要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散文大多是看到当地的一些风俗，你报道它时，会重视让你感动的细节。所以到台东后不知不觉就喜欢写散文。
王觅：请谈谈您接受的诗歌教育的经历？主要受到了哪些诗人和诗论家的影响？
林明理：我写诗并未接受过任何学校正规的教育，几乎在是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学活动中学习的。我先是投稿到台湾各种诗歌刊物，发表后受到重视，被邀请参加各种诗会，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尤其是认识了台湾著名诗人绿蒂先生，他提名让我当选了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理事理事职务，他是会长。让我更有机会参加来访台的大陆学者及重要文艺官员的活动。通过他们获得了投稿于大陆大学学报及重要文学刊物并获得发表的契机，更获得大陆新诗教授的厚爱和帮助。如吴开晋教授及古远清教授曾多次帮我的新书写序言，傅天虹、谭五昌教授把我的诗收录他们主编刊物。我还参加了国际诗会，如在世界诗人大会上，曾两次代表台湾上台发表英译诗及诗论，并认识了世界诗人大会的主席，198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卡翰（kahan）教授，他是审核通过给荣誉文学博士的主要评审，也是受到世界诗人尊敬的诗人之一。我获得了世界诗人大会荣誉文学博士，与美国诗人非马等人也常有联系。大陆老诗人我喜欢牛汉和艾青，分别写过他们的诗评，发表于大陆的学术刊物。台湾诗人我特别敬重周梦蝶，在前三年人间卫视节目采访时，我特别提及他的诗《孤独国》，并作了赏析。
王觅：您由商学学士、法学硕士成长为诗人和诗评家，有什么经验？
林明理：最大的经验就是要不断学习，充分利用各种学习资源及人际资源。我获得了很多来自大陆学者的诗歌资源。我年轻的时候，偶尔会到图书馆借一些现代诗歌书籍，大部分是像席慕蓉的诗一样的情诗，并没有引发我成为一个诗人的愿望。一次我参加了佛光山举办的翰林学人的研讨会，下山以后，不知不觉写出第一篇散文《听雨·僧庐》。从那以后的8年中，陆陆续续写了12本书。所以觉得我走上文学道路是一个偶然，但是它也是必然。我从小最喜欢的科目是文学。因为是文协理事的缘故，接触到许多的中国诗人和学者，在投稿过程中也受惠于大陆学术刊物的编辑，他们给了我很多论文写作的规范方面的支持，并提供了发表的机会，让我的论文能在大陆学报发表出来。为了写好新诗研究论文，我就大量阅读新诗理论著作，吕进教授等大陆诗论家的诗学著作对我的帮助很大。在台北的书店，很容易买到大陆新诗学者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