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的关系——以近代广东的蔗糖业为例
摘要：广东的蔗糖业，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仍然处在传统时代的水平。
民国以来广东界学者在蔗糖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对30年代广东地方当局的产业决策产生影响。
30年代广东的化运动，奠定了工业支持农业的基础。
机器糖加工业迅速发展，同时有力地推动了甘蔗栽培业的技术进步。
在30年代前期广东糖加工业和甘蔗栽培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迥异于传统时代的深刻变化。
; 关键词 近代工业 近代农业 ;广东蔗糖业 ; 明清时期广东的蔗糖业曾经有过辉煌时代，但在清末以来大大地落后了。
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产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本文试图以这一产业为例，探讨近代以来与农产品加工密切相关的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共存共荣的关系。
; 一、 ;传统榨糖技术和栽培技术的关系 ; 从明清时期的榨糖技术和甘蔗栽培技术的演变可以看出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记载的是木质辊轴,特别强调是用“巨轴”和“木用至坚重者”,以加强榨糖机对甘蔗的压榨力。
唐立认为“17世纪已经有石制辊轴,而至19世纪（蔗糖业）石辊已经极为普遍”;[1]212;。
《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记载的广东的榨机是使用荔枝木制作的辊轴。
成书年期在雍正8年的范端昂所著《粤中见闻》卷二十五“蔗”条记载广东的甘蔗栽培和榨糖技术,也是引用《广东新语》的内容,;榨糖机使用的仍然是木制辊轴。
乾隆年间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4“蔗”条记载:“以荔支木为两辘，辘辘相比若磨然。
长大各三四尺，辘中余一空隙，投蔗其中，驾以三牛之牯，辘旋转则蔗汁洋溢。
”;李调元在引用了这段《广东新语》的记载以后,文后又记载“余尝舟至罗定州之界牌塘，见岸上灶烟冲突，停舟上岸访之，始见作糖之法，一一不爽如此。
”可见李调元对榨机的记载是实地访查之后才引用《广东新语》的。
由此可以认为,清代中叶以前广东榨糖机的制造用材并没有什麽改变。
在一件反映中国19世纪广州附近榨糖技术的《中国制糖图》中,用画图的直观形式记载了广州附近的二辊轴榨糖机,“石制辊装在石制地座中,以石桩固定.齿轮一排,为直齿”;[1]210、23[1];①;1。
道光《新会县志》卷二《物产》提到：“以二石相比如两磨，纳蔗其中，牛榨之……”，明显是用石辊轴的榨糖机。
清末由地方官的《徐闻县实业概略》《潮州糖业调查概略》更明确记载粤西和粤东的榨糖机辊轴也是石头制作的[2];。
广东榨糖机石制辊轴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应用情况还需要有更多的文献证明。
从古代甘蔗品种的演变可以看出栽培业为了适应加工业的加工能力,而作出的品种选择。
在公元6世纪以后，出现了两个甘蔗品种，一种是蔗茎比较粗壮的热带种，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为“昆仑蔗”；另一种是蔗茎比较细的中国种，文献称为“荻蔗”“竹蔗”。
但在后来，“昆仑蔗”演变为食用果蔗，“竹蔗”在中国几乎是唯一的榨糖用品种[1]104。
本来前者茎条粗大，糖份也高一些，作榨糖用出糖率会更高，而用“竹蔗”榨糖的出糖率会低一些。
这就是工业需求选择的结果。
压榨粗径条的甘蔗,压榨次数过多,上很不合算.所以径条小的品种对榨糖业是较好的选择。
汪敬虞先生曾经指出:广东的手工缫丝业，“没有经历过工场手工业的阶段”;[4]。
《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中记载广东土糖业的经营方式是“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
”;民国期间的调查表明，糖寮由蔗农按所出的牛或其他生产资料或劳动力进行组合。
一间糖寮组合大约80—100亩的蔗地作为原料基地才能开榨,规模很小[5]。
;这说明，从明清到近代的糖寮是和农民的种植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又记载：“;糖户”将农民的粗糖经过一些加工程序，制成质量稍好的“洋糖”或“糖霜”，然后贩运，;“;糖户”;同时又兼营高利贷的角色，“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
没有记载表明清代的“;糖户”经营是工场手工业。
有一些文献记载在19;世纪的广州商人收购糖寮的蔗浆回去加工成蔗糖[6]。
民国的文献很少记载这类收购蔗浆加工成糖的工场，反而是星罗棋布分布于各地的糖寮，其经营方式都与《广东新语》的记载无别。
在抗战以前，没有民营性质的即使是小型的加工精制白糖的新式蔗糖厂。
经营糖业的资本，主要是停留在流通领域，从事土糖的贩运，或者是在领域向蔗农发放高利贷。
同时在30年代抗战以前,本地的甘蔗种植业,品种结构仍以竹蔗为主。
即使有外来的金山种传入珠三角等蔗区,也只占很少的比例，并且由于繁育技术的落后而出现品种退化现象.其栽培技术也基本上停留在传统时代的水平。
近代广东的糖业就是由于竹蔗的出糖率太低，以及甘蔗栽培技术的落后,甘蔗产量很低。
加上煮糖方法的落后，做出来的糖质量比不上近代用机器制造出来的洋糖。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外来的用新式工业制造出来的农产品，立即使中国传统加工技术制造出来的产品相形见绌。
广东的蔗糖从来都是被冠以“土糖”，在名称上就显示出它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农业危机，集中表现为农产品的危机，无论在茶叶、棉业，还是蚕丝业、糖业都是如此。
农产品的危机同时表现为加工技术的落后和加工原料质量的低下，前者与工业有关，后者与农产品的品种和种植技术有关。
所以近代中国的农业危机，又同时表现为工业危机。
在三十年代以前，如果没有资金、技术、制度安排等方面的投入，很难指望广东这一产业会有内生的变革动力并且会对农业有推动作用。
二、30年代广东糖业复兴运动的前提条件 自晚清以来，有过不少的论述,指出如何提升广东本地的糖业加工的水平合和发展甘蔗栽培业的路径.在清末已经有人指出国内糖业与洋糖在技术水平方面的差异,而提出要对甘蔗栽培和加工技术进行改造[7];。
1916年广东农业界的青年学者邵尧年发表了《广东亟宜讲求蔗糖政策论》[8],具体提出了加快发展广东蔗糖业的建议。
他分析了世界蔗糖业的基本形势,说明发展这一行业对广东经济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在当时是发展糖业的最好时机。
并以各国发展蔗糖业的措施和经验作为广东发展这一行业的借鉴:以无息贷款鼓励新式蔗糖加工企业的建立,实现糖业企业和蔗糖种植的一体化,他的观点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但却是颇为新颖的观点。
同时也有张石朋的《爪哇农业论》,介绍爪哇的蔗糖业,作为广东发展蔗糖业的借鉴[9]。
在民国初期，农学家黄遵庚就任场长时所作的《广东试验场第三次报告》中，其绪言中将外国的糖业与中国的糖业做了对比，认为中国糖业落后的原因在于“未精，制品未良，生产费未减，不足与外国抗衡。
”;[10];。
其后土壤学家邓植仪就任广东农林实验场场长和广东农林讲习所所长，主张从调查入手，摸清广东发展糖业的经济条件，他安排了邵尧年在番禺、增城、东莞、中山四个主要的蔗糖产区进行调查。
1925年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发表了这四个县的蔗糖业调查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邵尧年描述了甘蔗栽培和蔗糖加工的传统技术,指出了广东甘蔗栽培和蔗糖加工的落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