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克罗齐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和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往往缺乏共同语言，前者批评后者玄虚，后者指斥前者琐碎。
在思想史、史学史诸问题的讨论中，这种矛盾，每每难于避免。
我们常常讲史论结合，然结合得好的，并不多见。
新黑格尔学派的著名代表克罗齐从唯心史观的角度，试图加以解决。
他反对将理性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将观念与事实二元化，嘲笑所谓“历史的本义是知，哲学的本义是懂”的浅陋之见。
一方面，他把某些毫无生气、从文献到文献、没有精神连结、逻辑思维匮乏的历史著作，贬为不足道的外在的僵死的“编年史”，驳斥那种“历史家的思想只想事实，不想理论”的陈腐之论。
另一方面，他又极不赞成贫乏抽象、空洞无物、令人生厌的“一般哲学”，反对仅仅靠哲学著作培养哲学家。
换言之，历史家不可不懂哲学，不可不在历史撰述中贯穿理念；哲学家不可没有历史感，不可不懂得纷繁复杂的生活，包括艺术、法律、政治、经济、自然科学。
历史研究中既不应篡改文献，又不应使逻辑相互矛盾。
不用说，克罗齐视历史就是思想，把哲学与历史等同起来，带着深刻的黑格尔主义的痕迹。
更为露骨的，还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唯今主义”。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第2页)，都是历史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以现时生活的兴趣去再现和整理的结果。
扬弃克罗齐的历史哲学，从粪土中啄出珍珠，对于我们是很有益处的。
这不仅因为克罗齐思想至今在欧美史学界和哲学界仍有着广泛的影响(美学界就更不待说了)，而且因为其中确有真理的颗粒在闪光。
例如，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借鉴哲学与历史的同一论，不是正可治史论脱节、哲学与史学脱节的毛病吗？历史学不等于文献学和考据学，而是高于文献学与考据学；哲学不等于简单的公式和刻板的教条，而是极其生动丰富的理论；二者正需互补、融合。
其次，他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作为普遍的个别的历史，是作为个别的普遍的历史”(第81页)，这个提法未尝不含有辩证的因素。
哲学和史学不能不关心普遍，惟其如此，尤其要“注意理解特殊的和具体的东西”(第123页)。
他批评蹩脚的黑格尔的学生，为了统一、忽视差别，因而宰割历史并把它强行纳入事先建立的体系之中。
他不主张用一根发展的单线去勾勒哲学史，因为历史上的哲学问题是无限的，它们彼此联系、相互取代，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算是根本的或基本的。
那种体系庞大、壁垒森严而毫无血肉的哲学史，是与研究“根本问题”的哲学相适应的，而人们需要的是远为丰富、更多变化、富有弹性的作为方法论的哲学。
克罗齐强调研究历史中的特殊与个别，颇有见地；当然，他晚年走向极端，完全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见于他的《史学和道德理想》)，无疑是错误的。
这与若干年来我国史学界、哲学史界强调规律性、统一性，忽视合规律的无规律，忽视偶然性、多样性及非理性因素的弊端，正相对照。
今天，我们应当站得更高一些，把历史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定向性与随机性辩证地统一起来。
这是读本书时人们可以强烈感觉到的又一点。
本书是这位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在一九一四年撰写的，与此前的《作为表现科学的美学》、《作为纯粹概念科学的逻辑学》和《实用哲学》，共同构成《精神哲学》，即克罗齐的整个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本书的历史哲学理论和史学史理论，决非仅仅上面介绍的两点，哲学界与史学界的朋友们不妨将全书浏览一遍。
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曾选译了本书的第一章，然而读选本与读全本毕竟有别，味道大不一样。
此外，某些关于西方哲学的简介或述评之类的书，有欠公允，往往不能实事求是，亦不可偏信。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非常感谢已故的傅任敢先生生前的辛苦劳作。
此外，克罗齐在本书中非常推崇维科(Vico，G.B.)的史学思想，国内读书界对于维科却相当陌生，听说八旬高龄的朱光潜先生正在翻译维科的书，这确是件功德无量的盛事。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据道格拉斯・安斯利的英译本转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