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支出的省际差距比较
（一）省际财政能力的差距。为反映省际财政能力的差距，应考察各省人均财政支出数额及相关指标。如表1所示，变异系数和最大最小倍数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达到最大值，此后有所降低，这表明省际财政能力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小，但各省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二）省际财政支出结构比较。为了比较各省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根据2001年各省人均财政支出的排名，分别选取上海（第1位）、北京（第2位）、福建（第15位）、江苏（第16位）、安徽（第30位）、河南（第31位）六个省（直辖市）并比较其财政支出各项目数额及占支出总额的比重。我们选取了1995、1997、1998、1999、2000、200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所选省（直辖市）的财政支出总额及结构存在较大差别，特征如下：
在基本建设支出方面，自1998年起，上海、北京的绝对额一直高于其余四省，且该项支出对于安徽、河南的倍数呈扩大趋势。从计算的六年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平均比重看，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20.3%）、北京（12.20%）、福建（9.91%）、安徽（9.80%）、江苏（7.60%）、河南（5.87%），上海市的比重是河南省的3.46倍。
在挖潜改革资金方面，从计算的六年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占财政支出总额的平均比重看，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11.04%）、安徽（5.27%）、河南（4.314%）、福建（3.39%），上海市的比重是福建省的3.36倍。
在三项费用方面，从计算的六年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出总额的平均比重看，从高到低依次为福建（1.27%）、江苏（1.18%）、北京（0.89%）、河南（0.86%）、安徽（0.56%）、上海（0.16%）。财政支出用于企业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绝对额的不同体现出各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同，如安徽省是农业大省。也表明各地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同以及积极财政政策支出重点的不同。
在支援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方面，上海、北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绝对额及其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均较小，这表明各地区产业结构对财政支出的。但自1998年起，上海、北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的绝对额高于安徽、河南，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却大大低于其余四省，在许多年份，安徽、河南的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为上海、北京的2—3倍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安徽、河南的该项支出较多地用于财政供养人口。
在文教、、卫生事业费方面，在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的各组成部分中，差异最大的是科学事业费，从科学事业费的绝对额看，上海、北京数年的科学事业费总额均高于其余四省，通常为福建、江苏的近1倍，为安徽、河南的3—5倍。从计算的六年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总额的平均比重看，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31.095%）、福建（27.66%）、河南（25.90%）、北京（24.79%）、安徽（24.70%）、上海（22.82%）。
在行政管理费方面，上海、北京行政管理费绝对额及其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均较小，江苏、安徽、河南的行政管理费的绝对额在许多年份是上海、北京的近2倍。从计算的六年中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总额的平均比重看，从高到低依次为河南（19.08%）、安徽（16.48%）、江苏（16.20%）、福建（15.38%）、北京（12.02%）、上海（9.46%）。
在城市维护费方面，从绝对额看，上海、北京绝大多数年份的城市维护费均高于福建、安徽、河南，福建历年均较低；2000年、2001年，上海、北京的城市维护费大幅增加，而安徽、河南则停滞不前，2000年、2001年，上海、北京的城市维护费已达到福建、安徽的2倍以上。
在支援辖区内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方面，各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在计算的六年中，上海均为零；北京最大额为300万元，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为0.011（1998年）；安徽、河南绝对额一般是福建、江苏的2倍以上。从该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看，福建（2000年除外）、江苏的比重均在1%以下，而安徽、河南通常在1%以上，且1997年以来比重一直较高，这表明经济不发达省区的辖区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财政资金较多的用于支援辖区内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
上述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产业结构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财政支出结构有重要影响；第二，人均财政支出较高的省（直辖市）基本建设支出比重较高；第三，人均财政支出较高或较低的省（直辖市）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的比重均较低，人均财政支出较高的省（直辖市）科学事业费的增长速度较快；第四，人均财政支出较高的省（直辖市）行政管理费的比重较低；第五，人均财政支出较高的省（直辖市）城市维护费绝对额较高；第六，人均财政支出较高的省（直辖市）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的绝对额及比重较低。
（一）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就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支出总量的影响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财政收入总量，从而影响财政支出的总量，而公共投资和服务的不足又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上海、北京的人均GDP较高，在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前，其人均财政支出占人均CDP的比重在10%以上，其余四省则在10%以下。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人均财政支出的高低。实践证明，人均财政支出较高地区的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建设支出和城市维护费的总额和比重均较高；人均财政支出较高地区科学事业费的增长速度较快。人均财政支出较低地区行政管理费的比重较高，而人均财政支出较高地区的公、检、法、司支出和外事支出较高，这表明人均财政支出较低的地区财政支出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财政供养人口，而用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则较少。人均财政支出较低的省用于支援本地区中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较高，这表明人均财政支出较低的地区财政支出面对更大的本地区内转移支付的压力，用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较少，可能使经济欠发达地区陷入经济——财政恶性循环的陷阱。
（二）积极财政政策因素。1998年以来，中央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强调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财政能力的差距。因此，中央财政在国债资金的投向方面对中西部地区有所倾斜。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国债注重投资于西部地区道路建设、基础设施、教育补助项目、生态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设施建设，这有利于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跳出经济财政恶性循环的陷阱。因此，省际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和最大最小倍数自1998年来有所缩小，积极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到为止，省际财政能力差距的缩小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确定性，省际财政支出的差距仍相当大，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及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能力是否增强仍需长期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