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许身国威壮河山_许身国威壮河山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在这两朵引发世界性震惊的冲天蘑菇云下，有一个为此隐姓埋名工作了28年的名字――邓稼先。
这位为中国的核武器、原子武器研发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两弹元勋”曾在中学的讲台上度过一年的光阴，其在艰难年代勇攀高峰的求学经历，在危难之际献身国家的无私精神以及在重重困境中取得卓越贡献的默默无闻，都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了科教兴国的重要意义。
邓稼先，1924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
1941年，17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毕业后先后在昆明文正中学、昆明培文中学任数学教员。
1946年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
1950年，考入美国普渡大学不足两年的邓稼先以26岁的年纪获得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被誉为“娃娃博士”。
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邓稼先启程回国，投身于中国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
1958年他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建设，从此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1986年7月29日因直肠癌病逝。
他逝世前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2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6年5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7月）。
去世后，获得1987年和1989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誉为“两弹元勋”；200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评选的“中国十大传播科技优秀人物”；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所言：“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1]其精忠报国的一生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息息相关。
四灵山水①的家学熏陶 现在我只有仇恨，没有眼泪。
――许鹿希，葛康同《邓稼先传》 安徽怀宁的邓氏家族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
邓稼先的六世祖邓石如是被清政府誉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书法家与篆刻家，其墨宝真迹至今还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安徽省博物馆。
祖父邓艺孙是一位教育家，曾任安徽省教育司司长，与苏曼殊等名士是性情相投的朋友，在安徽学界颇有名气。
出生于这样一个文秀世家的邓稼先虽在8个月的时候就被母亲带到了父亲的工作地北京，并未直接受到这灵山秀水、文墨濡染的熏沐，但从父亲邓以蛰那里，他也接受了大量中西文化的精髓，耳濡目染了许多为人处世的准则。
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早年曾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和早稻田中学，后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从美国归来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学贯中西的邓以蛰不仅接受先进的欧美文化思潮，也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他认为“让小孩子知道一下我们的文化里都有些什么东西，这有好处”[2]。
因此，他让邓稼先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小学，并在课余时间指导他背诵《左传》《论语》《诗经》《尔雅》等典籍。
同时还要求他广泛涉猎外国的文学名著，于是，还是小学生的邓稼先就陆续读了莫泊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小说。
父亲的严格教育和悉心指导为邓稼先打下了良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除了在学业上的直接教导外，邓以蛰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春风化雨般地浸润了邓稼先的心灵，以榜样的力量影响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
“七七事变”之后，邓稼先一家在北京的生活愈加窘迫。
此时，邓以蛰的一位为了糊口在伪政府当差的朋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来到邓家，劝说邓以蛰也为伪政权做事，一向温文尔雅的邓以蛰勃然大怒，大声呵斥着将朋友赶了出去。
这件事情给邓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更加深刻地明白了什么叫“民族大义”。
从此之后，邓稼先一边认真读书、刻苦学习，一边也关心着社会、仇恨日寇。
那时，日军每侵占我国一个城市都要逼着老百姓和学生开会庆祝他们的胜利，对于这等备受侮辱之事大多数人只是敢怒不敢言。
在一次“庆祝会”后，邓稼先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怒火中烧，三下两下就把手里的纸旗扯碎，还把撕碎的旗子扔在地上狠狠地跺了一脚。
不幸的是，这件事情被人密报，邓稼先面临着被日军捉捕的危险，无奈之下，家里只好让大姐邓仲先带着他逃到大后方昆明去。
临行之前，在家人的一片啼哭声中，邓稼先深沉而冷静地对毛弟�先说：“毛弟，现在我只有仇恨，没有眼泪。
”[3]这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出行前留给弟弟的话，这句话掷地有声，充满了反抗和悲愤。
就是这样，在环境的逼迫下，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邓稼先变得成熟，变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并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从“要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处”到“看来关键是政治” 我是来学科学的，我是怀着极大兴趣来学习研究原子核物理的。
科学的任务是不断探索，不断发现未曾发现的奥秘。
我渴望获得并掌握核物理科技的前沿成果。
――祁淑英，魏根发《邓稼先》 从北京逃亡昆明之前，邓以蛰曾经对邓稼先说过这样一番话，“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
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邓以蛰凭着个人经验说出的话并不能就此表明他就是个“唯科学救国论者”，但他的这番话却让邓稼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梅贻琦老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曾讲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时的西南联大物质条件虽清贫不堪，却是大师云集之地，物理系当然也不例外。
相对稳定的环境、名师的认真授课，再加上学习的勤奋刻苦、与杨振宁等高年级同学的潜心探讨，邓稼先的功课突飞猛进，不仅基础学科学得扎实，而且课外知识也非常丰富，经常拉着同学讲《简爱》《基督山伯爵》等外国小说，还曾和杨振宁一起在西南联大校舍旁边的大树下一起背诵《吊古战场文》。
然而，随着局势的恶化，作为大后方的昆明也受到了冲击，“民主在昂扬，历史在前进，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中”，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宣言中的这几句话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状况。
此时的邓稼先，一边继续刻苦攻读，一边保持对政治的高度关注，经常翻阅《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越来越多地和进步同学、地下党员交往。
在一次以“救国的关键到底在哪里？”为主题的讨论会上，邓稼先十分坚定地说：“看来关键是政治。
”1945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面对着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意欲发动内战的混乱局面，他没有立刻回北平，而是选择到昆明文正中学和培文中学去当一年的数学教员。
在昆明，他一边借助学校的资源传播知识的火种与民主和平的思想，一边亲身加入到争取民主与和平的革命斗争中去。
当震惊大后方的“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邓稼先积极地参与到相关的民主运动中。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经好友杨德新的介绍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这一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而这，在他的政治生活中无疑是一次重要的飞跃。
1946年，邓稼先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后，参与民主运动的热情依然不减。
1946年12月，声势浩大的北平学生抗暴运动就是在邓稼先等人的组织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此后，邓稼先更加频繁地接触地下党组织，并被选为北京大学教工联合会主席，他经常把父亲的留声机搬进宿舍，以“听音乐”的名义为北大“民青”组织的小型聚会做掩护。
从听从父嘱“学科学”到后来认识到救国的“关键是政治”，邓稼先经历了成长过程中观念的一次转变，但不管是他投身进步民主运动，还是献身中国的核物理研究，“科学”“政治”与“救国”早已在他的脑海中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成为了他一生的行动指南。
从“核物理的东方学子”到“大漠戈壁的强国将帅” 我的生命就先给未来的工作了。
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邓稼先图片传略》 1948年10月，邓稼先考入了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
他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强烈感觉就是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科技水平之间有着难以想象的差距。
这种感觉使当时的邓稼先增添了一份玩命似的勤奋，减少了一些过去的潇洒气派。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1950年的8月20日，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邓稼先就取得了普渡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了26岁的“娃娃博士”。
当时，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有意带邓稼先到英国去继续深入研究，这将能为他日后成为物理学界的前瞻性学者和摘取科学桂冠提供极大的现实可能性。
然而，这位东方赤子没有任何犹豫和动摇地婉言谢绝了德尔哈尔的好意，他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就毅然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1958年，国家在几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后，做出了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
邓稼先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折。
邓稼先从钱三强那里接到任务后，只是告诉妻子许鹿希，“我要调动工作了”，至于调到哪里，去从事什么工作，他都不能说，他所能说的只是“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这些全靠你了”，[4]紧接着又用坚定而自信的语调说：“我的生命就先给未来的工作了。
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了，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5]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从各种报刊杂志的信息材料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神秘清冷的九院里和荒凉的大漠戈壁上。
在28年的时间里，他隐姓埋名地进行中国的原子弹核武器研究，带着28名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核物理课程，核物理对于这28名大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邓稼先亲自当起了他们的“扫盲”老师，一切从零讲起，带领着学生们进入原子弹理论探索的神秘世界。
那时的外文资料非常有限，邓稼先就组织大家采取“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的方式学习。
当时，由于条件艰苦，科研人员还在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常常需要一日三班倒。
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就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大家常常是工作到天亮。
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总是跟班指导年轻人进行运算，但也会注意研究工作的劳逸结合，时常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木马游戏，使他们得到少许的娱乐。
时至今日，“两弹元勋”邓稼先已因在一次核试验中意外遭受的严重核辐射而患直肠癌逝世，我们也已无法想象当年的艰难困苦。
然而，当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感受到那份因原子弹、氢弹爆发而带来的“科技大国”的自信与荣耀时，当今天的国防建设者们还在翻阅邓稼先弥留之际与于敏合著的那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时，当我们想起他临终前那句“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的叮咛时，再度回顾邓稼先接受任务时与妻子的那段对话，那种不畏艰难、勇于献身的精神更加让我们敬佩，许鹿希女士那句“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也更加让我们感动。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自当先，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这是邓稼先逝世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写下的一首悼词。
回首邓稼先走过的非凡一生，我们的确应该为中华民族孕育出这样赤胆忠心的科学家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的名字必将为灿若群星的中华好儿女再添光彩。
正如杨振宁在《邓稼先》一文中所说，“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
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
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附录： 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1986年邓稼先追悼大会上的讲话 稼先逝世，我极悲痛！ ――邓稼先的岳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在追悼会上送的大幅挽幛 皖山青，蜀山青，依旧青山依旧情，故人还攀登？愁萦萦，思萦萦，盼望君归终未成，请别和雨声。
――陈云尧 和平岁月未居安，一线奔波为核弹。
健康生命全不顾，牛郎织女到终年。
酷爱生活似童顽，浩瀚胸怀比草原。
手腕左右成集体，尊上爱下好中坚。
铸成大业入史册，深沉情爱留人间。
世上之人谁无死，精忠报国重天山！ ――杜祥琬《悼老邓》 注释： ①邓稼先的祖宅在安徽怀宁白磷坂的铁砚山房，因房子建在平坂中，一面临河，三面环山，所以邓石如自刻石印，称道是“家在四灵山水间”。
参考文献： [1]杨振宁.邓稼先[N].人民日报，1993—08—21. [2][4][5]许鹿希.邓稼先图片传略[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4—24. [3]许鹿希,葛康同.邓稼先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1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谭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