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古大学的科学研究及其特点
摘 要：西方中古时期是一个宗教文化发达昌盛、科学文化贫弱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社会乃至大学科学研究活动仍然还是在进行，并在一些局部或某些方面发展着。中世纪大学是我们今天认定的现代大学之肇始。由此，试图把中古大学分为非“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和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三段历史时期，就科学研究进行历史考察并找寻其特点。从中古大学科学研究历史的梳理过程中发现，中古大学科学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研究文化的宗教性，研究对象的文献性，研究内容的广泛性，研究形式的组织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发展的非均衡性。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3—0074—06。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为中古时期即中世纪。因为中世纪是希腊文化衰落、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困、科学技术文化起色不大的一个比较黑暗的时代，尤其是前500年。因此，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贫乏而单调，对于科学研究也同样如此，无论其氛围、活动还是其成果都十分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整个中世纪，一部好的，甚至是原创的、品质上乘的科学著作一直创作于大学之外” [1 ]。由此也可以想象中世纪大学科学研究之状况。由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有时空重叠，我们拟把文艺复兴时期大学的科学研究情况一并纳入其中进行讨论。于是，中古大学科学研究就可分为非“中世纪大学”科学研究（在今天所认定的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前的大学科学研究）、今天所说的中世纪大学科学研究和文艺复兴时期大学科学研究。
非“中世纪大学”是指今天人们认可的中世纪大学之前的中世纪高等教育机构。这里主要考察拜占庭帝国及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大学。在425年创办的君士坦丁堡大学，几度兴衰，几度沉浮，直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在1 000余年里，它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与学术的中心，是世俗文化与教会文化相互渗透、对立斗争不断、博弈长期并存的互摄并包之所。君士坦丁堡大学创办初期，拥有20名文法学者，并拿政府俸禄。哲学学者斯蒂芬纳、哲学家与数学家利奥、哲学家领袖普塞洛斯等学者先后在此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君士坦丁堡大学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探索真理和发现真理的人。从这一教育目的来看，探索真理就意味着要进行科学研究，显然，科学研究业然成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学者学术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拜占庭时期，法学教育与研究也十分活跃。当时著名的贝鲁特法律学校的法学研究，对积淀法学智慧和成就法典应该是功不可没的。此外，由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热衷于立法活动，推出了一系列法典，如《查士丁尼法典》、《法理汇编》与《法令新编》——《民法大全》。由于学校厚重的法理研究和社会广泛的法律践行间的良性互动，使法学理论与实践在当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阿拉伯帝国极盛时期，阿拔斯王朝非常重视科学事业。一方面，启用从罗马帝国遭受基督教迫害而来的希腊学者，直接继承和光大希腊文化与学术；另一方面，把从拜占庭那里获得的许多希腊典籍翻译为阿拉伯文。在9～10世纪的大翻译运动中，希腊学术与文化得以在阿拉伯帝国第一次复兴。
在公元830年，在巴格达创办了智慧馆——赫克迈大学，这个智慧馆与亚历山大里亚建立的缪塞昂学园类似，设有两座天文台、一座翻译馆和一个图书馆，是当时的学术和翻译中心。赫克迈大学除传授数学、天文学、医学、哲学等学科外，还主要以翻译、教授、研究科学知识著称。首任校长撒赖姆曾留学希腊，把许多希腊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且还亲自前往巴尔干半岛古希腊一带搜集古代的学术著作，丰富了学校藏书。著名数学家花拉子模曾任该校图书馆馆长，并从事管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阿拉伯人在吸收了印度和希腊人的数学成就之后，创造了有自己特色的数学，特别是代数，花拉子模是阿拉伯数学的开创者。花拉子模闻名于历史的工作是写就了一部论印度数字的书和一部《复原和化简的科学》，将印度的算术和代数介绍给西方，使之成为今日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他在天文学上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了托勒密的体系，写了一部《地球形状》，而且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巴格达的大翻译运动使阿拉伯人很快掌握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为日后西方借阿拉伯文献复兴希腊文明奠定了基础。
公元988年，哈里发阿齐兹在爱资哈尔清真大寺建立了一所正式的学校——爱资哈尔大学。大学除教学外，还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特别是在法蒂玛王朝，埃及在文学——《一千零一夜》、医学——《医典》、天文学——译著《至大论》、数学——译著《几何原本》、历史、哲学等方面出现了许多著名学者，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显然，我们既可想象当时大学科学研究的盛况，又可直观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
中世纪大学指现在普遍认可的博洛尼亚大学之后所创办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一批大学。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和大学内部结构的复杂化，大学的内在机制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像大学科学研究就开始从宗教、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向自然科学领域发展。
从11世纪开始，欧洲十字军东征，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宗教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十字军从东方带回了东方文明、阿拉伯的科学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并把当时西欧尚未知晓的哲学、医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这一翻译运动从11世纪中期开始，到12世纪后期达到高潮，并持续到13世纪。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当时的最重要的两个翻译中心。意大利得益于地缘优势，它与拜占庭商务交往密切，而且许多人既懂阿拉伯文又精通希腊语；西班牙曾被阿拉伯人统治，后倭马亚王朝于1085年才被推翻，不少基督教学者得到了大批阿拉伯文的古希腊文献。古希腊古罗马以及阿拉伯文化、学问与科学的吸收、消化和改造，大学担当主角并不辱使命地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这一翻译运动导致了欧洲的第一次学术复兴。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学主要是教师型大学，而且以神学、逻辑学、道德哲学、心理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天文学、数学研究见长，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巴黎大学教授托马斯·阿奎纳（约1225～1274）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不仅教学出色，而且他的科学研究成就——经院哲学取代了教父哲学，他撰写的最知名著作是《神学大全》。他把理性引进神学，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而且，实现了由天启信仰向理性判断的思维习惯或模式的转变，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牛津大学首任教长（1214年）罗伯特·格罗斯泰特，它不仅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进行翻译、评注，而且对神学、光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著述，如在光学方面，他对折射与反射、颜色、视觉和彩虹的几何学等问题都有研究，并写就了《论光或形式的起源》，而且以他为代表（还如约翰·佩克汉姆（约1230～1292）、威特罗（约1235～1274））推进了13世纪光学的发展。同时，他开创了牛津大学数学科学的新篇章，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并对数学及自然科学的发扬光大及其科学传统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的学术影响，不仅在生前非常显著，而且在身后更是显赫。
在14世纪20～70年代，牛津大学出现了一批所谓“牛津计算者”，其奠基人就是唯名论的逻辑学家约翰·比里当。在动力理论方面，他对强力运动或抛射运动的解释下了一个定义，并被巴黎大学奥雷姆的尼古拉斯所接受。这一场学术的开端起于托马斯·布拉德沃丁的《均衡论》。托氏试图用一种新的数学工具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物体速率的观念并进行定量计算。这一新的思想启发了牛津大学默顿学舍学者们的思维，即寻找运动与变化的数学法则。巴黎大学奥雷姆的尼古拉斯在吸收牛津计算者的成果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图解计算方法，即实现了以一个定性的公式进行定量解释的目的。在14世纪和15世纪，这些成就通过意大利的大学和西班牙的大学得以传播与扩展。而且牛津大学与巴黎大学共同创造的许多数学方法与力学术语，被16世纪的伽利略所运用。
在中世纪，巴黎大学的神学学术中心地位不仅是不可撼动的，而且在其他学科如在文法研究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实现了由古典文法（11世纪前）转向诗体文法（12世纪）并向推理文法（13世纪）的升华与发展。推理文法大约于（1270～1300）诞生于巴黎大学的文学院。
近代实验及其倡导实验科学精神的先驱罗吉尔·培根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与研究，于1267年写就了三部著作：《大著作》、《小著作》和《第三著作》，并发出了中世纪未曾有过的声音，认为人们之所以常犯错误，在于对权威的过于崇拜；囿于习惯；拘于偏见；对有限知识的自负 [2 ]。
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大学主要是学生型大学，而且以法学、医学研究见长。在1500年之前，医学学术中心依次主要在萨勒诺大学、博罗尼亚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如帕多瓦大学的学者阿巴诺的彼得（卒于1316年），除教授医学、哲学和占星学外，他积极进行学术研究，在天文学和占星学方面都有专著，特别是他把教学所得融入到自己在巴黎大学多年的研究成果之中，撰写的《调整哲学家与医学者之间的差异》，对意大利大学的医学院产生的巨大影响长达数个世纪之久。中世纪后期涌现出的医学方面的大批手稿和作品，主要是大学医学教授的贡献。特别是1300年世纪之交，法国蒙彼利埃大学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一道掀起了直接研究盖伦著作的热潮，同时，对希波克拉底著作的评注也是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最富有活力的、最出彩的一部分。
3.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科学研究主要是人文研究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繁荣”。人文主义在大学的兴起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因此，大学里的人文研究也是意大利大学先行一步。意大利著名学者加斯帕里诺·巴兹查先后在帕维亚大学（1403～1407）和帕多瓦大学（1407～1421）教授文法、修辞学和道德哲学，同时，他对西塞罗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人文主义在16世纪大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和作出了贡献。在帕维亚大学（1431～1436）和罗马大学的著名人文主义学者洛伦佐·瓦拉，他不仅创作了大量有影响的如《优雅的拉丁语》和《辩证法的辩论推理》等著作，而且还大胆地尝试使用新方法——历史批评的方法对文本进行阐释，即根据作家的语言和环境的理解来对作家作品进行阐释。无论是著作还是方法都对后来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就受到了其方法论影响。人文研究与教学在大学中的地位我们可以从其薪金待遇窥见一斑。1432年佛罗伦萨大学，人文教师薪金224个佛罗伦萨基尔德，哲学教师160个基尔德，医学教师150个基尔德，民法教师130个基尔德。15世纪末希腊语教师薪金高的可达400个基尔德。在人文研究过程中，他们始终避免不了要涉及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数学等。因此，天文学在那个极富生命力的时代也爆发出了自己的活力。
发起天文学领域革命的哥白尼，曾先后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学习和研究医学、法律和神学，但他对天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情有独钟，并进行了深入研究，1539年写出了天文学史上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1543年出版），系统论述了他的日心地动学说。出生于丹麦贵族的第谷13岁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14岁那年，他参加了一日食的观察，由此一发不可收，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天文学的成就，发现了新星等新天文现象，经20多年观察，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观测资料，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而充分的佐证史料，天空立法者法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曾作为助手就从中获益不少。可以说，没有第谷持续20多年的观察，没有第谷的数据和资料，没有第谷的许多新发现，成就不了所谓天空立法者——开普勒。开普勒先求学于法国图宾根大学，从那里了解了哥白尼学说，并成为哥白尼的坚定拥护者，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并担任数学和天文学讲师，他在进行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研究探索天体运行的规律（即开普勒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并出版了《宇宙图景之谜》、《哥白尼天文学概论》、《宇宙的和谐》和《新空间几何》。随着椭圆的引入，他给希腊古典天文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