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
摘要：“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费孝通先生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有关。文化自觉既是毛泽东构建其文化理论之前提，又内在于毛泽东文化理论内容之内并表现于外。文化自觉体现于毛泽东文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主要是：对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地位认识上的自觉，对中国新文化内涵的自觉界定，以及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从文化自觉的视角理解毛泽东文化理论，无论是对全民文化自觉的培养，还是对加强我国在新时期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1007305。
“文化自觉”一词是由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提出并采用的。这一概念源自他对社会急速发展中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转型问题的思考，并主张从小见大，从较小的民族发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至此，我们何不借今思故，借着这一概念对毛泽东文化理论做一番思考。毛泽东在文化上的自觉与其文化理论的生成之间是存在一种必然联系的，文化自觉既是毛泽东构建其文化理论之前提，又内在于毛泽东文化理论内容之内并表现于外。如果说毛泽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比较辩证的认识为其构建科学的文化理论奠定了思想前提的话，那么在毛泽东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考察文化问题，则意味着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下简称“文化理论”）的萌芽，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文化理论的形成，并随着文化实践的不断深入向前发展。其中，文化自觉体现在方方面面，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毛泽东的文化自觉首先是与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密切联系的，他之于文化问题，虽曾自称“门外汉”，但却不得不说，他对文化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文化与经济、政治关系的说明，体现出其对文化的内涵及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地位认识上的自觉。通常，文化概念可以分广义、狭义和更为狭义三个层次来理解，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使用，虽也涉及过广义意义上的，但更多的还是狭义或更为狭义意义上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或知识。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人的创造物，必然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为依据，在分析文化之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同时也指出了人类社会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663—664这一观点不仅明确了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指出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逻辑先后关系，不是文化决定经济、政治，文化只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694 “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1]664事实上，毛泽东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种文化哲学高度上的理解，“为正确阐明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推进先进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2]6在对文化作了一般意义上的解释后，毛泽东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说明了在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新文化与新经济、新政治的关系。首先，他指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1]708那么，革命文化的内涵除了革命的理论外还包括什么呢？我认为，在毛泽东的理解中还包括其曾提到的“历史知识”和“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新文化以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为根据，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以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为根据的旧文化，其“旧”之所在，在于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毛泽东对文化问题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维运动规律，还明确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在文化领域内的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与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旧文化进行一番“生死斗争”，[1]695力图破旧立新，为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中国新文化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可绕开的问题，那么，中国应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其内涵如何？这是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两个基本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出了相应回答，自觉界定并充实了中国新文化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问题，毛泽东主要从两个方面作了说明。其一，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新”之所在。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1]664使得新文化和旧文化有了根本上的区分。旧文化之所旧，在于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之所新，在于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其二，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毛泽东指出，所谓民族的，即民族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这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这个角度来说的。它一方面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而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因能够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而包容他民族文化的特性。所谓科学的，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真理性和历史性的辩证统一这个角度来说的。它一方面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1]707另一方面又能够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从而能够剔除古代文化之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所谓大众的，是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性的角度来说的。它一方面在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是“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的辩证统一、“提高和普及”的辩证统一。总而言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708。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毛泽东主要从两个方面作了说明。其一，“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二者的相互联系体现在：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发展形态，是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而来的，二者都以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因素之所以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由于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1]704那么，就社会主义文化而言，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社会主义文化也必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而且社会主义因素不仅仅起决定作用，更具有总体上和全局性的意义；此外，社会主义文化同新民主主义文化一样，也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理论诉求和发展方向。然而，二者又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相互区别。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此外，对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态度也是导致社会主义文化同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的差别的缘由之一，如果说新民主主义文化还能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结成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反动同盟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存在一个“谁胜谁负的斗争”问题。[4]231其二，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首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以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为现实基础。众所周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最早是分别针对中国戏剧发展和历史研究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先后提出来的。其中，“百花齐放”源自群众，“百家争鸣”更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的。直到1956年4月，毛泽东才把它们合二为一：“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4]54然而，这个方针不是随意地提出的，“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4]229这个方针也不是暂时性的，“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4]278其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毛泽东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这个方针进行了生动的解释：“现在春天来了嘛，100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1957年，毛泽东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4]229此外，毛泽东不只是在观念形态文化的意义上确定了‘双百’方针的意义，而且还扩展了其外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4]279再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无批判的兼收并蓄，无原则的包容一切。在“放”和“收”两种办法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主张不能收，只能放，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但这不代表“无条件”的“放”。“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4]196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香花”统治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毒草”。
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是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党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对文化发展规律把握得好，我们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就能够顺利进行；否则，我们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就遭遇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主要体现在：
（一）把握文化发展阶段性、文化构成多样性与文化指导思想一元性关系上的自觉。
从宏观上看，毛泽东关于坚持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在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思想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分析和对世界历史发展走向的研究上。鉴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五四运动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无产阶级由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开始代替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对文化领域的领导就成为必然。从微观上看，毛泽东关于坚持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地位的思想更建立在对中国文化革命历史特点的分析上。五四运动划分了中国文化战线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中国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间的矛盾；“五四”以后，中国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因为“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1]697毛泽东更论证了坚持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地位的重要性：“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1]686。
然而，毛泽东并不同意离开实际，不加分析地将共产主义思想一以贯之于文化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而是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性前提下强调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坚持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指导地位与民主革命时期具体国民教育方针的辩证统一。因为就当时的国民文化方针来说，共产主义思想虽已居指导地位，“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1]705—706他坚持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与当时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分开来，坚持把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方针与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区分开来。 相关热词搜索： 自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