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改革家_教育格言小学教师
旧时代的翰林,新时代的大学校长,学通中西,智德兼隆,几代中国人看他如良师如知己,一代高风。
1940年,蔡元培在抗战中逝于香港,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实为公允。
清末民初以来,蔡姓人士中影响最大,当属教育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蔡元培先生。
本字鹤卿,后来改字为仲申,因以别号鹤顾。
日后办爱国学社时,以民友为号;及至主编《警钟》时,他说,“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于是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上下两句中各一字,改号孑民。
老翰林办新学 蔡元培家族没有正式的族谱,仅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抄本。
蔡家先世于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
而诸暨蔡氏拜肇迁始祖为蔡绂,是蔡谟的后裔。
所以蔡元培可以归属丹阳蔡氏或者济阳蔡氏。
绍兴蔡家最初以艺山售薪为业,至高祖以下,始从事商业。
蔡元培的祖父廷桢(又名嘉谟,字佳木),曾任典当铺的经理。
父亲宝煜,曾任当地钱庄之经理。
蔡元培日后虽然以兴办新式教育著称,但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却完全是旧式教育,而且是科举制度中的佼佼者。
这一点,可比之同样生活在绍兴的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于光绪二十四年参加会稽县考,在500名考生中排在第187位,考中秀才,弟弟周作人则名落孙山。
光绪十五年,二十三岁的蔡元培中举;光绪十八年,元培殿试中被取为二甲三十四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翁同赫在本年五月十七日日记中如此评价:“新庶常蔡元培,号鹤青(卿),绍兴人,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在绍兴徐氏校刻各种书。
光绪二十四年,元培散馆出京,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自此为服务于新式学校之始。
光绪二十七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相当于班主任), 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的这段经历,与日后长校北京大学相比,似不足一提,所以往往被后人所忽略。
其实不然。
南洋公学兴办于1896年,即今交通大学的前身,乃洋务运动的产物,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式教育水平。
北京大学的另一位校长蒋梦麟,在蔡元培离开南洋公学后进入这所学校就读,他回忆说,“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南洋公学的预科,一切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因此南洋公学可说是升入美国大学的最好阶梯。
”而蔡元培任总教习的南洋特班是为国家培养“经济特科”人才的,尤其重要。
这个班只办了两年,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弘一法师)都从这里出走。
站在学生一边 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的次年,爆发“墨水瓶事件”。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潮,是“五四运动”十七年前的预演。
起因是一次上课前,文科教习发现有一只洗净的空墨水瓶被放在师座上。
教习郭镇瀛认为这是学生有意捉弄自己:这只瓶子酷似戴瓜皮帽的冬烘先生,而洗净以后则可以象征腹中空空、肚子里没墨水。
于是开始严厉追查肇事者。
事件逐渐升级,此班学生以退学相抗,校方又欲开除全班。
最终致使全校学生团结起来,集体退学。
蔡元培收拢退学的百余名公学学生,又得到犹太商人哈同之妻罗迦陵女士出资襄助,创办爱国学社于沪。
如果我们将南洋公学一北京大学、“墨水瓶事件”一“五四运动”关联起来思考,就会知道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的兼收并蓄风格,五四运动时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决非偶然。
蔡先生自己对南洋公学也深有感情,他后来也曾任交通大学校长,他所有的子女都毕业于交通大学。
第一次是光绪三十三年,他以驻德国公使馆职员的身份,在德国半工半读。
辛亥革命后立刻回国,次年,临时政府成立,出任教育总长。
第二次是1913年,赴法研究学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16年底被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当蔡元培于次年初履任时,他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中西兼学,政学两宜,思想开明,得风气之先。
因此他才得以扭转当时北京大学的颓风,一举将其改造成中国学术重镇,民主自由的堡垒。
中国现代史自“五四运动”始,“五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接催娩了中国共产党,兴起了影响至今的新文化运动。
而蔡元培之于“五四”功劳极大。
蔡先生在北京大学首开大学招收女生之先河,还曾创建了北京中法大学和里昂中法大学。
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