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仁者寿 盛世享天年 德高星享家
“德为福寿之本”，大凡长寿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乐于奉献，永思进取。
他们胸怀宽广，助人为乐，对人生、事业、理想充满信心，奋斗终生。
汪培娲是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第一位女馆员。
她14岁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参加“五・四”运动，后考入燕京大学，又升入协和医学院攻读妇科，获博士学位。
解放后，根据周总理指示，汪培娲辞去公职，一心辅佐丈夫为发展脑神经外科而无私奉献着，成为一名“三无”(无公职、无工资、无实权)女性。
晚年，她潜心于书法绘画、练剑习武、赋诗奏乐。
她曾连续六届被选为市政协委员。
进入汪培娲老人的住所，只见墙上挂着老人亲手书写的“芝兰之室”和她画的几幅仕女画，写字台上摆着文房四宝。
老人端坐在靠椅上，一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慈祥的脸上透露出儒雅的气质。
“起死济贫”志学医 汪培娲老人生于1904年，今年虚岁正好100岁。
她少年时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女师)，和邓颖超同校。
她俩虽不同班，却交往甚密，情同姐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汪培娲跟随邓颖超，参加了反对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游行示威和演讲宣传活动。
作为学生代表之一的汪培娲始终走在斗争的前列，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1922年，汪培娲在女师毕业后，学校想让她留校，任教体育，但被她拒绝了。
她看到国家的贫困，看到医生之少、穷人求医之难，便立志“救死济贫”。
为此，她特地在中西女中学了两年英语。
取得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协和医学院深造。
1932年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因德才兼备被留校作妇产科医生，从死亡线上抢救的妇婴不计其数。
1942年，协和医院被日寇接管后，一些名医纷纷离院自谋出路。
汪培娲和丈夫也离开医院，他们借钱在北平开了一家诊所。
1943年来到天津，依然本着“救死济贫”的宗旨，克勤克俭生活，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对多数病人少收费或免收费，并做到病人有求必应，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救人第一，随叫随到。
甘任“三无”为夫业 1951年，赵以成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志愿军伤员。
李克军将军因过度劳累晕倒造成重度脑外伤，生命垂危。
赵以成亲自动手抢救，终得痊愈。
自此以后，在周总理的指示下，赵以成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及英模治病，赵以成为人正直、爱国、医术高超、严谨。
为了在中国开展脑系外科，1952年赵以成率先放弃私人行医参加公职，全身心地投入脑科工作。
在政府的支持下，他先后在天津总医院和北京宣武医院建立了脑神经外科研究所，并开办进修班，至“文革”前，为全国培养了神经外科专业人才近200人，赵以成被国内外誉为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
赵以成为开创我国神经外科多方奔波，自1955年起便在京津两地兼职，繁忙不得休息，患了多种疾病，1962年，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
周总理知道后，就指示汪培娲放下妇产科工作，做赵以成的私人秘书和专医专护。
汪培娲虽然舍不得丢下自己热爱的工作，但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答应下来，由台前转入幕后，由红花变为绿叶，并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好这项工作。
从此她干起了这无职、无钱、无权的“三无”工作。
赵以成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无论北上哈尔滨去会诊，还是南下广州为战斗英雄麦贤德治疗脚外伤，她寸步不离。
旅费食宿费全部自理，不花国家一分钱。
平时除需用公笺外，一切笔墨纸张、邮票等花销均由她自付。
汪培娲除在生活和医护方面对赵以成无微不至地关怀外，还负责抄写和整理中外文稿、信件，经常是赵以成上半夜工作，汪培娲下半夜抄写。
为了医学事业，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既劳累又高兴。
她从1928年始患十二指肠溃疡，以后相继患有心脏病、溃疡大出血、脑血管痉挛，“文革”期间又得了气管炎，再后来摔坏腰椎行动不便。
面对疾病，她一向持乐观的态度。
尤其步入晚年，欣逢盛世，更坚定了她康复身体、益寿延年的信心。
她的养生经验是，一年四季室内通风换气，适当晒太阳，多喝白开水，夏天水中加点盐，烟、酒、牌不沾，不迷信西药，相信科学。
每天喝豆浆，坚持体育锻炼。
此外，她还常弹钢琴、六弦五琴，吹笛箫。
她从小喜书画，到了晚年，便潜心于此。
她说，这些活动于身心大有裨益，也许这就是长寿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