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人格发展新模型述论_试述青少年健康人格的构建
（1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曲阜273165）（2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在青少年人格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中，引人注目的有两个重要理论模型：Blatt的“人际关系与自我定义”模型以及Deci和Ryan提出的“心理需要与动机”模型。
2003年以来，Shahar和Henrich等人又在对这两个模型的整合研究基础之上提出和完善了“以动机为中介”的人格发展模型，其理论上传承发展和方法上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新进展进行梳理，并作出相应的评价与研究展望。
分类号B844 青少年的人格发展一直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多年来的研究已涵盖了人格发展的内容、过程、途径、动因、影响因素，以及人格障碍的产生原因和解决途径等广泛而深入的范围，并提出了许多人格发展的理论。
总体上可将这些理论大致分为四类：（1）强调人格组成要素，以及人格特质与实际行为之间关系的特质理论；（2）强调人格内部作用过程，尤其是内部的冲突与矛盾斗争的精神动力理论；（3）强调外部环境、条件与学习作用的行为主义理论；（4）更注重个体感受和主观体验，以及个人成长机制作用的人本主义理论。
目前没有哪一种理论被完全证实或被彻底否定，只是不断有新发现的事实更支持其中的某一种理论。
因此，我们往往需要同时使用这四类理论的概念来解释人格[1]。
而目前研究者在人格发展理论上构建模型和实证检验时多是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的。
在诸多人格发展模型中影响较为广泛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模型由Blatt与Blass提出[2,3]，该模型主要关注贯穿人毕生发展的人际关系定位和自我定义两大核心发展过程。
另一个模型由Deci和Ryan提出[4]，该模型主要强调人生过程的心理需要和动机的发展。
这两个模型在着眼点与理论解释上各有不同，但也有许多彼此相通的方面。
最近又有研究者试图将两个模型整合起来共同诠释人格发展过程，并通过实证研究初步确定了一种以动机为中介的新的人格发展模型[5]。
本文将主要对这两个模型及相互结合产生的新模型进行评述，并尝试展望该研究的进展和趋势。
1两种模型简介 1.1人际关系与自我定义模型 Blatt等人自1974年起，运用精神分析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研究方法，经过20多年的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定位（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和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是贯穿于毕生人格发展始终的两个最基本的核心发展过程。
人际关系定位指的是建立亲密、稳固、有积极意义和安全的人际关系的需要。
自我定义指的是建立一致、独特、稳固、现实和积极自我感觉的需要。
Blatt等人认为，这两个过程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也就是说一个过程的发展会对另一种过程起到促进作用。
例如，当幼儿能够逐渐地把看护人视为自己的“安全基地”时，他们就能更自由地探索周边的环境和内部过程。
这种探索有助于他们形成更加丰富、立体和更加自主化的自我感觉，而这反过来又会推动其人际关系技能的更好发展。
Blatt等人认为，对这两个核心发展过程的有效协调和整合是人格得以最优化发展的标志，反之，在人格发展中对人际关系定位或自我定义极端单边的强调很可能会导致人格障碍的发生。
积极正向的发展应该是使个人卷入关系之中而不致迷失自我，致力于成功和积极的自我定义而又不致忽略人际关系。
那些只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即以密切互惠的人际关系为唯一目标）而不顾自我定位的人会发展出一种依赖性的人格特质；同样，那些只强调自我而不顾人际关系的人发展出的则是一种自我批判的人格特质。
这两种人格特质有着不同形式的防御和应对机制，不同的表征结构，不同的生活环境体验和不同的心理病理学结构。
Blatt等人曾采用抑郁体验问卷（the depressiv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DEQ）对成人和青少年进行了长达25年的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支持了以上的结论。
DEQ是一份自陈量表，主要测量三个方面：依赖性、自我批判和效能感。
依赖性（dependency）指的是为避免被抛弃而在重点人物身上施予的巨大投入，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表征着适应不良的人际关系匮乏（maladaptive neediness），另一个表征适应良好的积极人际关系（adaptive relatedness）。
自我批判（self—criticism）指的是为避免无能感和自尊受到打击而产生的强烈的成就需要。
效能感（efficacy）指的是对于胜任感的强调，与自我批判不同，效能感体验到的是自信和内在力量。
图1为这个模型的概图。
1.2心理需要与动机模型 心理需要和动机模型是Deci和Ryan根据他们所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而构建起来的青少年人格发展模型。
SDT指出良好自我调节和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是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该理论认为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达成是实现行为自动调节的先决条件。
这三种需要是能力、自主和关系的需要。
能力需要源自于人类固有的控制感需要的效能感动机。
关系需要的概念根源于人类获得尊重、联系与归属的需要。
自主的概念是从现象学和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中汲取而来的，当个体的行为是自愿的或完全自发的会比受控于外力时更能体验到自主感。
若任何一种动机得不到满足，行为的自动调节就会有困难，主观幸福感就会降低。
SDT在区分自动化动机和控制性动机时，特别对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进行了更深层的分析。
众所周知，内在动机指的是个体进行行为是因为行为本身就能使其得到满足。
外在动机指的是个体进行某一行为是由于行为以外的原因，如报酬、免于惩罚、其它价值等所引起的。
Ryan和Deci进一步指出[6]，人的许多行为不是由内部动机激发，而是在外部动机的激发下启动的，但外在动机还可以分成不同的适应水平。
外在动机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连续体，一端需要控制的调节加工过程，另一端是更多自我调节或自动化的过程。
在这一连续体上向自动化行为调节一端靠近的过程被称为“内在化”（internalization）。
Grolnick等人把内在化定义为“个体把从外部获得的信念、态度、行为调节等控制性动机逐步转化为自己的态度、价值观和调控方式的加工过程”[7]。
自动化的外在动机（即被“深度内在化”的外在动机）具有与内在动机一样的调节功能，唯一的不同在于它们最初来自于自我之外。
因此，在评定动机的中介功能时，动机自动化与控制性差异要远比内在与外在的差异更重要。
自动化动机（即内在动机或内在程度高的外在动机）为效能感、自主感和积极关系体验强的情境所促进。
其中，积极的关系体验对“内在化”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外在动机驱动的行为不是靠内部兴趣而是靠外部动力引起。
如果这些外在行为是与个体有关的某重要人物鼓励和推崇的，那么“内在化”过程就更有效。
能力、自主和积极关系的需要是相互联系、彼此促进的。
相当多的研究证实了自主、积极关系和能力的需要对动机类型的影响。
而且，三个需要满足，继而在动机类型上的个体差异与幸福感体验和心理健康是有密切联系的。
对应Blatt的“人际关系与自我定义”模型，将人际关系的两个极端情况分列，即可得到如图2所示的由SDT构建起来的“心理需要与动机”模型。
1.3两大模型的比较 表面上看，上述两个模型好像是在阐释两个不同的发展问题。
人际关系与自我定义模型强调个人必须协调好贯穿一生的两个核心发展任务：人际关系定位和自我定义，以达到对复杂的自我与他人的逐步把握。
研究者最终关注的是个体关于自我与他人的内部表征以及它们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的展开。
研究者致力于解释这些表征是如何确定、成形的，以及它们又是如何引起心理问题的。
心理需要与动机模型则主要关注的是人类成长和幸福感的促进因素，对促进行为自动调节和产生积极体验的情境特别感兴趣。
Ryan和Deci曾探讨了在行为过程中个体对外界因素、父母和教师支持等社会化环境作用的自动调节。
因此，心理需要与动机模型关注的是行为背后的动机以及在发展早期这些动机的社会背景因素。
但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这两个理论存在关注点的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又是相通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人际关系定位和自我定义两个关键问题的共同关注。
Blatt与Blass还指出自主和能力是自我定义的两个主要部分，又与Deci和Ryan不谋而合。
因此，综合这两个理论可以认为：人际关系和自我定义的良好发展是行为自动化调节的必要前提。
2两大模型的整合：动机中介模型 基于以上认识，Shahar和Henrich等人提出了整合两种理论的新模型――以动机为中介的人格发展模型[5]。
该模型将两种模型联系在一起，试图做到以下几点： （1）将人格的表征研究与动机研究整合在一起。
从人际关系与自我定义模型中抽取其中关于自我和他人表征的部分，将其放在自动化和控制性动机的基础上探讨，从而对人格发展的心理表征形式与动机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人际关系与自我定义模型指出依赖和自我批判就是由于这类人只关注了人际关系或自我定义之一，那么以心理需要与动机模型来进行现象学解释将使二者更为清楚。
人际关系与自我定义模型更多地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对适应性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心理需要与动机模型则对适应性发展和高级行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此，二者的结合将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澄清。
于是，Shahar和Henrich等人提出一个以个体动机为中介的，特别强调自动化动机与控制性动机的模型。
该模型试图以动机的调节作用来解释不同的人际关系定位和自我定义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如图3所示。
研究者认为人际关系定位和自我定义的不良形式将会激发更多的控制性动机，由此激发的适应不良的行为，最后导致的适应不良的人格状态；相反，积极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自我感觉会激发更多的自动化动机，产生适应良好的行为，最后导致良好的适应性人格状态。
假设的理论模型提出之后，Shahar等人使用大型自陈量表进行了大样本的青少年研究。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批判和不良的自我定义意味着被试较少能感到积极的生活事件，而高自我效能感和良好的自我定义预示着被试有更多的积极体验。
这些效应都与自动化动机的有无存在着密切关系。
但出乎预期的是，没有发现“积极人际关系”的类似效应，相反却与不良适应功能有着微弱的正向联系。
在对消极生活事件的测量中，也没有发现控制性动机在人际关系匮乏、自我批评与不良适应性功能之间的中介效应。
而且发现自我批判和不良的功能适应并不必然与消极生活事件体验有关，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控制性动机调节，自我批判和不良的功能适应也会产生积极体验并促进良好的人格发展。
3新理论模型简评和未来研究展望 3.1新模型研究的理论突破 3.1.1对两大模型实现了整合 如图4所示，Shahar等人的主要结论体现了前述的两个理论模型的整合，以动机为中介建立起来了人际关系定位和自我定义与功能适应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动机特别是自动化动机在青少年的人格特质与生活事件体验之间起着全面的中介作用（mediated）。
换句话说，不同的人格的内部表征预示着不同动机的激发与否，动机的激发又会导致积极或消极的生活事件体验，体现着不同的人格适应功能。
但Shahar等人的结果并不是对这两个理论的简单叠加，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表明，人际关系和自我定义的正负四种形式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与动机和人格的功能性适应之间存在着“整齐”的关系，自我批判型人格表征和积极人际关系表征的负面效应比较引人注目。
两种动机类型的中介作用也不是同等的，自动化动机的主效应显著，控制性动机通过交互效应发挥作用。
3.1.2缺失原则的证实 Shahar等人的发现表明，自我批判人格特质意味着自动化动机的降低和控制性动机的提高。
这一结果扩展了先前文献对于自我批判效应的描述，指出其负面效应是在动机的中介作用下实现的。
正如预期的那样，这种自动化动机的缺失又意味着青少年积极生活事件体验的失败。
虽然自动化动机预示着适应性功能（如，积极事件），但控制性动机并不预示着不良的功能适应（如，消极事件）。
综合起来看，“积极的、安全的、愉快的”体验过程的缺失比“消极的、不利的、极端控制性的”体验过程的存在对发展的危害更大，研究者称之为缺失原则（the absence principle）。
这一发现与发展性精神病理学领域的发现是相互印证的。
例如，大量的证据表明[8]，不能体验到日常生活中积极情感的人（即“快感缺失”的人）更多的体验到的是全盘的、灰色的抑郁，甚至会使其走向自杀，其消极倾向危害性比体验消极事件更大。
同样，缺少积极生活事件导致的心理痛苦比远远高于存在消极事件时带来的痛苦。
而且，缺少预期的来自亲密关系中的社会支持也会像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危机一样令人焦虑和低落。
这些例子恰恰符合目前心理学研究中的积极心理学运动，它们都一致表明“安全的、愉快的”加工过程对于心理发展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3.2新模型研究的局限与今后研究的建议 上述研究在人格发展的核心任务、内部表征、功能性适应以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等问题上取得了深化和突破，但是由于开创性研究不可能回答相关的所有问题，因此有些方面还存在局限，还有些方面仅提出了问题而没能回答，这将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
首先，Shahar等人的研究是一个横断研究，这就限制了对因果假设的检验。
一方面在因素关系的探讨上，理论假定的线性关系难以得出因果的结论来。
虽然可以利用SEM模型等多元统计的知识予以高级统计分析，但是对于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动机中介的精确因果关系还要靠今后进一步的纵向研究探讨。
另一个局限是，Shahar等人的研究主要以自陈量表为研究工具。
首先，由于这些工具都是自我报告的，从方法学上看，这可能会夸大研究因素之间的联系。
因此有必要发展出一套测量人际关系、自我概念和动机定位之间关系的非自陈报告的工具。
第二，尽管目前研究中使用的量表都有很高的效度，而且在发展与临床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如果使用另外的方法会得到略有不同的结果。
比如，DEQ中的积极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匮乏因素，也就是人际关系和自我定义中适应和不适应方面的内容，是在最近才作出界定的。
尽管其效度是符合要求的，但在未来的研究之中如果能以其他方法探讨这些关系可能会更加科学可靠。
第三个未来研究的重要路径是拓宽思路，对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考察。
比如，抑郁症状、依恋方式等。
如图4所示的研究结果已经证实了抑郁症状对于人格的功能性适应存在直接相关。
还有一些初步的研究结果[9～11]意味着，儿童早期形成的依恋安全模式可能会影响人际关系和自我概念的发展，进而导致不同的动机定位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人格效应。
综合起来看，代表性的青少年期发展理论有七大理论之多[12]，未来的研究如果能够整合这些理论，系统阐明儿童和青少年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完成人格发展的不同道路及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链，就能够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外推效度，使研究对青少年人格发展更具解释力。
参考文献 1 Coon D. 郑刚等译. 心理学导论（第九版）.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 2 Blatt S J, Blass R B. Relatedness and self definition: A dialectic model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Noam G G, Fischer K W, Development and vulnerabiliti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Hillsdale: Erlbaum, 1996 3 Blatt S J. Contributions of psychoanalysis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998, 46: 723～752 4 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 68～78 5 Shalar G, Henrich C C, Blatt S J, et al.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self—definition, and their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3, 39: 470～483 6 Ryan R M, Deci E L.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Class defini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0, 25: 54～67 7 Grolnick W S, Deci E L, Ryan R M. Internalization within the family: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In: Grusec J E, Kuczynski L,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97 8 Masten A S. 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 227～238 9 Blatt S J, Homann 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the etiology of dependent and self—critical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992, 12: 47～91 10 Latt S J, Zuroff D C.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and self—definition: Two prototypes for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992, 12: 527～562 11 Uroff D C, Fitzpatrick D K. Depressive personality styles: Implication for adult attachmen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5, 18: 253～365 12 雷雳, 张雷. 青少年心理发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THE NEW MODELS OF ADOLESCENC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Shan Hongxue1, Song Guangwen1,2 (1 Education College of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273165; 2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Nai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Abstract Two major models of adolescenc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have recently been proposed. One is Blatt′s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and self—definition model, the other is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motivation model proposed by Deci and Ryan. On the base of these two models, Shahar, Henrich, et al(2003)carried out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ed a motivation mediating model. This article reported the advance of the theories and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 of the present studies. Furthermore, the authors predicted the trend of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adolescence, theory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motivation mediating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