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与实质]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当代中国被再次提出来，有其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与理论针对性，其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回击五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
从“对话”、“问题”和“方法论”三个维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过程与“在场”状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解决“民生问题”，这一问题是我们检验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构造的最终原则与价值尺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空间 民生 〔中图分类号〕B0—0；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9—0017—07 一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指向性而言，其内涵性维度是要求应用生活唯物主义和生活辩证法的原则，迫使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与矛盾全面地向我们敞开，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深刻的诊断，把握各种矛盾与问题的源起、嬗变与分化，剖析各种问题的症候，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
因为“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1] （P203） 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具有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开启与拓展意蕴。
不可否认，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全面遭遇着由“资本逻辑”生成的价值逻辑与社会主义价值逻辑之间的强劲“对撞”，而中国社会固有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社会利益结构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都必须敞开迎接这一“对撞”所带来的全面冲击。
在此境遇中，能否真正把握“中国问题”的实质与要害，也就成为能否推进中国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能否使中国发展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焦点性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可以集中表达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
这一问题内在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态势，继续深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某一个体、某一政党的主观动意，而是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建立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深刻而真切的理论诉求与价值诉求，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和一个民族的存在方式，关系到人民的根本福祉。
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与根据。
当代中国，各种问题与矛盾交织并存，而问题的解决也并非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因为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问题本身的展开和各种条件的创造。
解决发展中的“中国问题”，只能坚持在“发展”中并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这一总的原则。
提炼出这一思维精神与坚持这一思维特质，不仅在于在不断生成的现实中使“问题”本身明朗化、分化，而且在于使“问题”不再是简单而孤立地被加以剖析与冰释。
这一思维原则本身就坚持与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生成于实践辩证法的逻辑。
这种直面“中国问题”、科学而客观地诊断“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出发、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归宿的思维原则，本质上即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
事实上，在现实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展示出其理论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促使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态本身，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合法性与正当性作出了坚实的回答。
现实在按照其内在逻辑不断自我否定与自我扬弃，问题本身也在不断地嬗变与生成。
一句话，现实生活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特征，内在要求“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 （P3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从其理论动机来看，主要是对当代中国若干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各种“纠缠”的思潮的积极回应。
在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语境或理论困境时，无须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做简单化的解读，进而导致将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实际存在的多元“理论场”中抽拔出来的孤立化与悬置，在客观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与别样文化思潮对话的管道与可能。
我们以不加分析地贬斥、矮化、丑化、虚无化的方式，一句话，以边缘化西方各种思潮、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方式来“抬高”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这既未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未能恰当评价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未能充分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也未能充分吸纳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元素来服务于中国现实，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被悬空而西方思潮与中国本土文化被简单化处置的状况。
更为严重的是，带来了人们将简单化、歪曲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后果，从而形成一种拒斥性的“集体无意识”，也造成了扭转这一状况依然任务艰巨的境遇。
于此状态下，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反弹”，以不加分析地贬斥、矮化、丑化、虚无化、最终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达到片面地“抬高”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动向。
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直接面临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理论纠缠。
如前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给予了充分的证明。
然而，有人却无视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与新的理论成果之于现实的积极功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无须再继续进行“化”了，其根据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否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论调将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性的问题置换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
此论调遵循着“原教旨主义”的错误思维逻辑与运思范式，割断“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内在统一的价值立场与批判精神。
其错误在于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静态封闭的抽象观念论体系，另一方面又误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将之仅仅看作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提升。
这实际上是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双重错误思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具体表征。
二是回应新时期“国学复兴”甚至“还魂”的热潮。
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话浪潮，民族文化再次深度觉醒，这本应是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实践的。
然而，民族文化的自觉却转变成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本土主义，可以简称为“国学复兴”热潮。
这一思潮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深度开发和拓展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力为借口，排斥、拒绝马克思主义。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能离开中国文化脉象，而且必然遭遇中国文化传统的叩问，也必须与中国文化进行深度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生成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样态来，也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来。
但这决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内在承载着、外在显现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文化心态以及集体无意识等；同时，还要使本民族的基本文化价值理念与文化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现代性的历程中重新聚合那些还有价值的因素，实现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
由此，在我们的思维视域中呈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生活语境中，唯有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轴心、为原则、为尺度，才能鉴别其何为“精华”而何为“糟粕”，也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传统文化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从而与当代社会、现代文明相协调。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外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自我价值理念的对象化运动，而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不断进行交融与渗透，从而探寻与建构出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需要，又符合中国人认知习惯、思维定势以及文化心理，更能真切地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来，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层面落根之同时，实现其文化样态的转换。
这才是问题之关键与焦点。
在这里，必须既坚定地摈弃那种简单指认马克思主义源起于西方、本是西方文化理念新转向的成果、只是西方现代性始端与勃兴时期的批判理论的观念，同时也要坚定地反对那种强调中国文化的本土优先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二值化逻辑。
因为这种观念和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幻想思维的必然结果，而当下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题中之义就是必须要解除该种思维方式所带来的认知误区。
三是回应“西马至上论”思潮。
近年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中，出现了“西马独尊”、“唯西马是马”、“西马至上”的强烈的理论动向。
不可否认，“西马”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价值理念、批判精神与否定逻辑，确实也开启了一些独特的理论视角，创立了一系列独特的范畴，拓展了相应的理论视域与研究路径，对西方社会的病症作出了诊断并开出了疗治方案。
但是，“西马”所诉求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纯粹学术化，并使之渐次经院化。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社会的“问题”不能替代“中国问题”，而如果将“西马”简单嫁接与移植到中国，鄙视、抵制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历史语境，必然导致“西马”研究本身丧失现实依托，成为一种“隔岸观火”的镜像理论。
由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西马至上”论不过是一种没有任何现实支撑力的思维倾向而已。
因此，我们依然应该坚持“与其忙于传播别人的‘真理’，不如坐下来，认真面对与研究自己的问题”的立场与原则。
四是回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学术化”诉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是不要学术性，但“学术性”决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精致化，更不是繁复的引证与累赘的注释。
真正的学术性只能是具有最大的现实性的理论表达、理论反思与理论建构。
学术性若离开了现实性，离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那只能是语词游戏，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尤为如此。
然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院化、学院化，简称为学术的强烈诉求这样一种影响面极广的学术倾向。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我们一直是在应用层面、在贯彻层面来联系马克思主义的，而真正从理论上去反思、去总结、去深度进行文本开发，深度进行理论精神探索，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精脉，不过是最近20、30年间的事情。
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本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它既是“批判的武器”的进一步挖掘，也是“武器的批判”的前提，但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
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出现了脱离现实、脱离问题、无视问题、无视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化、经院化的倾向。
此种所谓“退后一步”来“冷观”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意在仅仅对中国进行学术考量。
这不仅表明具有此种理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此种理论倾向是与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
所谓学术诉求这一思潮遵循着理论的自足逻辑，背离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则，尤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情”的理论旨归，因而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的学术诉求，最终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拉回书斋，变成仅供“智者”私人把玩与欣赏的“尤物”。
五是回应“后现代思潮”的挑战。
后现代思潮是以反思、批判现代性，矫正现代性方案中的过度偏向性为立场而出场的，以强调随机、偶然性、碎片、反对宏大叙事为其理论与思维的主要侧重点，以强调主体间性、思想与价值多元化为其基本论调。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向是针对现代性成长的中国，然而，“现代性”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依然还处于生成的进程中，“资本逻辑”尚未充分彰显出对社会的价值改造功能，传统社会一些陈旧的价值原则与思维逻辑依然纠缠着我们，以潜规则的方式依然大行其道。
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反思德国时所说的那样，“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3]（P100） 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资本”、借助“市场”创造财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还不够充分、不够彻底。
“后现代”思潮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冲击，只能导致历史的视觉错位和我们对自身的历史语境清醒判断的丧失。
更为严重的是，后现代思潮消解“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社会主导价值原则的一元性为其主导性观念，这与因历史与现实选择而形成的、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价值体系是冰火难聚的。
从这一立场观之，尽管不可否认，“后现代”思潮探讨的问题，遵循的思维原则具有某些合理性因素，但是“后现代”各种思潮对当代中国更具破坏性。
在价值立场上，我们必须鲜明地反对“后现代”非主体性的思维与颠覆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建构与中国现实相切合的理论，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展开的论域始终是围绕着价值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这也与“后现代”思潮决非可以同日而语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再次被提出来，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向性与理论指向性。
其根本的宗旨与价值在于解决人民的利益问题，回击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出的挑战，从而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与现实改造力。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过程与“在场”状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入地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具体方式。
对话的根本旨趣在于凸显“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实质上是揭示“何为马克思主义”、“有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何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与理论内核”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回到马克思”？对此问题，“文献学”、“文本学”、“人本学”、“价值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构成了对话的“关键词”，并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解框架和逻辑体系，也由此呈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构性生态。
一言以蔽之，这些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案之理论目标，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真精神。
“文献学”强调、凸现文献学对回到马克思的重大价值；“文本学”认为只有通过重读“文本”，才会找回失去的“真正的马克思”；“人本学”以为只有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地位与价值尊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则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优先性与终极目的性；“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彰显“实践本体论”，才能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面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分别凸现“辩证的”唯物论与“历史的”唯物论。
有论者认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有人则以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贡献，有论者赞同“弗洛伊德┼马克思”才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论者主张实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未来途径，甚至有论者提出只有分析的、差异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才能为我们奉献出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如此等等。
在此，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
然而，同样不可回避的是，在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过程中，有的已经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域，有的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精神。
应该说，这场“对话”是开放的、生成性的，也是不可终结的，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理论存在状态。
在各种形式的对话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的东西被淡化、被悬置、被边缘化，有的东西“出场”、有的东西“退场”，有些意义被生产出来、有的东西得以凸显、有的东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此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教条式、唯我独马、千人一面的理解格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样的生态里存在与博弈，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张力与开放品格。
如前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简单推延，而是以“中国问题”为焦点，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世界性品质。
在马克思主义“对话”逻辑与出场路径中，任何一种研究或理论取向，都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特质与理论属性规定。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已完成的僵死的理论体系，而是必须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时代问题的转换而发展自身，生成能把握与解决时代要求的“活的”理论。
“与时俱进”的发展性品质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不断在解决问题中创新、丰富、发展与开放的理论，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显示出既受时代规定又具有引领时代、塑造与优化时代生活的内在力量；而“一脉相承”则侧重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时俱进”历程中，如何保持自身发展逻辑的内在规定。
其中，“脉”乃是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只具有特殊性，而是在“中国化”的历史形态中蕴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精神，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与方法论原则，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品质。
“承”则在于着力于根据现实的变化，根据对“中国问题”症结的把握与解决，从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理论成果中，通过我们的选择，需要“拿来”或“得到”了什么，从而生成马克思主义的新面貌、新形态，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来。
“脉”是在“承”中得以蕴涵与彰显的，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本质内涵。
从这一维度上来看，能否把握时代、能否引领时代，也就构成了我们判断马克思主义理论真假的一个重要尺度。
那种固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甚至抽象观念化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过程中必须加以批判与肃清的。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我们必须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的修辞学方式层面，提升到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与发展主体的视角来加以认知与把握，方能进入“民族性”的内核，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落实于民族自我的解放与发展之中去。
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本质上也就是透析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民族的具体生活语境中的具体存在样态，舍此，何处去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已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生活语境中以何种姿态、何种面貌、何种角色出场的问题。
在此，必须超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二值逻辑，始终树立“中国问题意识”，凸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马克思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4] （P11） 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厘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甄别已有的以各种形式、各种面貌出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探寻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深刻把握，弄清当代中国问题的真正实质之所在，明晰当代中国问题逻辑生成的语境以及现实生活自身否定的生成逻辑，从批判现实生活中发现新的矛盾。
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才具有真实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存在样态也才能具有发展的实在内容。
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当代中国现实，都需要进行自我批判。
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从而实现理论的抽象性与现实的感性直接性的双重否定与超越，最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现实民族特质来，真正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关联起来。
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以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两种形态出场，从而显示其作为“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这双重力量的。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
从实践性的内在取向来看，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抽象思辨的观念论，而是要追求现实性、对象化为现实的理论。
这样，我们也就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走精英主义的价值路线，而是走“大众化”即“人民群众化”的路线。
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各种“主义”与现代的诸多“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从而凸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重心由“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路径的彻底转向。
这也就真正落实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实践主体，超越了马克思主义长期被精英化的错误思维。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4] （P15—16）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人民群众主体论的最好诠释。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大众化取向，事实上既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特征，又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必须走的价值路线。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的探讨，实质上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
我认为，这一思想理路既回击与驳斥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错误的认知，同时又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与落实。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方法论问题依然是本质性问题，因为方法论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规定与原则尺度。
不可否认，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论域中，出现了以观念论、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伦理学的方法论等一系列建构原则，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方法论，譬如关键词方法论、结构方法论、精神分析方法论、功能主义方法论以及症候分析方法论等，由此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多元理论取向与形态。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什么样的方法论才能真正具有现实性，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需要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的方法论本身就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论域中的立场、观点之间的交锋与角逐。
我们认为，只有在整体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方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路线，按照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精神，方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要旨，才能真正辨明各种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方法论棱镜的马克思主义形态。
在诸多理论所构成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具体景象或景观中，从方法论原则的确定中显现出马克思主义现实性与真实未来性立场，从反思性与批判超越性并在的原则上来加以反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是遵循着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具体统一的根本原则，依生活唯物主义与生活辩证法统一的内在逻辑，贯彻以现实问题为轴心，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价值立场，才能从理论上检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法性与现实价值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出场具体路径与特质的显示和表征。
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探究，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转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价值主体利益如何落实、民族主体性如何彰显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显现自己的理论本质、价值立场、批判立场的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无主体的理论自行运作，其理论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毋庸置疑的根本前提与理论归宿。
从此看来，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现实成果的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身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不断自觉与践履的过程。
而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更为深层次的价值问题，即价值主体原则的凸现与实现而展开的。
质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概括为一个命题：“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旨”。
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它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系统。
在其展开的逻辑中，必然呈现为：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正当的政治权利如何保障；在经济生活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如何得以实现；在文化生活中，人民群众合法的文化权益如何得以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如何享受公共的服务等一系列问题。
一句话，人民群众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现实运行与实际操作等层面和环节上，在遵循与贯彻着“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前提下得以兑现。
原则地说，民生问题的贯彻与实现，当然必须依赖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完善，有赖于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协调统一，有赖于文化体系的创造与文化权益保护的法制化，也有赖于公正、公平的社会体系的建立。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对物化景观的批判、对异化逻辑的超越所要建立的新型社会形态，本质上是为了解放人，是为了人的存在与发展，即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活自由这一根本性问题。
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无论按照什么方法、遵循什么理论构造原则，也无论创造出什么样精致的理论体系，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根本的价值尺度，最终的原则就是看能否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如果不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其理论的根本价值依据，那么，一切已经形成或正在创造的理论，都完全有理由说它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其量仅仅是一种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名所进行的一场精神与观念的训练与游戏。
当然，“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具体的规定，但其价值原则与理论价值指向的一致性，构成了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的根本性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罗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