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与工业企业成长??

摘要:转型国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工业企业成长吗?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经济自由促进工业企业成长的机理,基于2000―2009年中国11 742家工业企业的数据,刻画了工业企业成长的基本事实,检验了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按所有制、行业和地区分组的检验结果差异显著经济自由对整体的工业企业成长有微弱的正向作用,但对外资企业和小型企业成长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即经济自由对于特定类别工业企业的解释力显著增强。

同时,本文经济自由进行了分解,研究了分项指标的作用差异和时间效应,除产品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外,其余指标都对工业企业成长正向作用,并且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具有时间效应。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市场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6002607   一、引言   企业成长企业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学者们从企业战略和产业组织两个理论视角对企业成长问题展开研究

企业战略领域,Penrose[1]给出了基于企业资源和核心能力的经典解释,其中有关企业成长规律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

在产业组织领域,部分学者把研究的着力点从企业内部转移到企业之间,试图寻找企业成长的普遍规律,多种因素与企业规模规模分布和规模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的核心[2—3],构成了产业动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虽然产业组织理论视角的研究开启了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但相关研究未能找到影响企业成长的确定因素,企业生产效率、企业利润率、产权和产业成长率等重要指标对企业成长的解释力十分有限[4]。

仅有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被视为“典型事实”的企业特征变量被证实与企业成长确有关系[5],但关系的方向未能得到一致的结论。

因此,寻找和验证之前遗漏的重要解释变量,成为产业组织领域的企业成长研究中亟待突破的问题之一。

本文经济自由这一新变量纳入企业成长分析框架中,一方面检验基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得出的“典型事实”在转型国家是否依然起作用,另一方面尝试在企业成长问题中引入新的变量来提高解释力。

由于产业动态研究大多集中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样本,经济自由(或称市场化水平)很少被作为关键变量进行研究,但随着对企业成长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展,当涉及到转型国家时,这一变量就变得重要起来,只是目前这类研究在国内外还相对较少。

从理论视角来看,Coase[6]指出企业扩张的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而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交易成本,因而市场化水平提高反而会降低企业规模扩张的速度,其主要原因是竞争加剧。

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结论是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前提下得出的。

如果将经济自由的范围从完全不自由放大到完全自由,那么我们假设,在经济从完全不自由逐步放开的初期,由于要素流动变得活跃,政府管制减少,市场开始发挥作用,企业成长速度理应加快,这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也是相符的。

之后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竞争加剧等原因,两者开始呈现出负向关系。

从经验证据来看,基于转型国家的研究表明,虽然能够观测到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力逐步增强[7],但实证研究结论却发现经济自由不能解释转型国家的企业成长,融资和政府支出等要素则发挥了一定的作用[8]。

研究市场化水平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探索制度环境、金融约束和经济自由企业成长的关系。

Peev [8]使用欧洲转型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政府效率、法律制度、监管质量和腐败程度)对企业成长显著影响,健全的政府管理将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

Besley[9]和Johnson等[10]认为制度环境包括产权保护、司法独立和管理水平,其对企业成长显著正向作用。

Guiso等[11]指出金融集中会促进融资和资本分配,从而促进企业成长

Bonin等[11]指出外资银行对转型国家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

经济自由企业成长关系的理论假设未得到确切检验,甚至现有经验研究还给出了与经济事实不相符的结论[7]。

对转型期中国企业成长情况进行研究,不但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认识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和市场化水平。

本文基于2000―2009年中国11 742家工业企业的数据,刻画了工业企业成长的基本事实,检验了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得出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有微弱正向作用,但对外资企业和小型企业成长有较强正向作用,并且这种解释关系存在分组效应和时间效应。

同时,本文并应用不同来源的经济自由度数据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二、中国工业企业成长的基本事实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成长的衡量   企业成长被认为是一个过程,而成长的结果是规模变大,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往往应用人员规模经济规模来对企业成长进行衡量,包括就业人员、销售额和企业价值增加等。

不同指标衡量的企业成长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趋于一致的[9],但不同指标也有不同的特点。

就业人员衡量的企业成长是最常用的,这也是政策决策者们关注的变量,但该变量的缺点在于有些企业的真实成长可能与按就业人员测算的企业成长有较大差异。

比如,企业就业人员增加,但企业价值并未增加,此时,企业价值增加成为衡量企业成长的较好指标。

然而,企业价值增加在实践中较难衡量,误差较大,现实研究中较少采用。

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采用就业人员和销售额两个指标作为企业成长的衡量指标。

研究企业成长的经典模型是Gibrat模型,该模型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从而导致企业规模分布收敛于对数正态分布,其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Sizeit表示企业i在t时期的规模;εit表示企业成长的随机扰动,服从正态分布;Sizei,t—1表示企业i在t—1时期的规模

式(1)表明企业成长是由随机因素决定的,根据企业初始规模推导出的企业规模如下:   对模型(2)取对数得:   模型假定εit服从正态分布,当t→   SymboleB@ 时,企业初始规模的对数ln(Sizei0)相对于企业现有规模的对数ln(Sizeit)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因而企业规模分布是对数正态的。

基于上述Gibrat模型得到的企业成长测算模型如下:   (二)中国工业企业成长的基本事实:所有制、行业与地区   1整体的工业企业成长情况   从就业人员衡量的工业企业成长来看,2001―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成长率平均值为—056%,呈现长期递减趋势。

其中2001―2005年工业企业成长率为正值,2006年以后工业企业成长率为负值,尤其是进入2007年以来,工业企业成长率急剧下降。

综合来看,2001―2005年工业企业生产效率提高,2006年以后出现了就业人员和销售额的双重减少,这与邵宜航等[12]关于资源配置扭曲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即中国工业企业资源配置状况在1998―2007年呈现先改善后恶化的态势,尤其是2005年之后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呈现恶化趋势。

2按所有制分组的工业企业成长情况   按所有制分组的工业企业成长情况与整体的工业企业成长情况一致,但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国有企业的负成长尤为严重,这与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有关。

以2006年为分水岭,外资企业表现出较大的变化,说明外资企业经济环境的敏感性较强。

对比两种衡量指标可以发现,就业人员减少和销售额增加分别意味着中国工业企业工人素质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相对于外资企业较强的敏感性,国有企业则表现得较为稳定,这与国有企业特定的社会责任及其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有关。

3按行业分组的工业企业成长情况   从就业人员衡量的工业企业成长来看,采选业(包括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其他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食品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成长较快,成长率分别为1306%、557%、352%、162%、128%。

从销售额衡量的工业企业成长来看,采选业(包括其他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排名比较靠前,成长率分别为3653%、1853%、1773%、1581%、1148%。

对比两种指标衡量的工业企业成长可以发现,有些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虽然表现出较高的就业增长率,但销售额却增加得较少,如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文体教育用品制造业等,而有些行业则表现出就业人员和销售额的双重较快增加,主要集中在采选业(包括其他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4按地区分组的工业企业成长情况   中国工业企业成长情况不仅在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地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

从劳动力流动角度来看,就业人口正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主要原因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出现劳动人口回迁。

从就业人员衡量的工业企业成长来看,2001―2009年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工业企业成长率分别为—050%、—070%、—120%和—030%。

从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工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周边和西部地区扩散。

从销售额衡量的工业企业成长来看,其与就业人员衡量的工业企业成长类似,但成长率较高的地区出现东移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一般生产效率较高,这些工业企业销售额增加多但劳动力增加少。

2001―2009年东部、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工业企业成长率分别为4010%、1210%、900%和990%。

可见,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工业企业成长企业销售额呈现很强的递增趋势。

(三)研究假设   在不同所有制、行业和地区条件下,中国工业企业成长情况存在显著差异,除了内生的企业特征和行业特征外,造成这种差异的来源可能是地区变量

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化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各地区间的市场开放程度有所差异,且差异程度不断扩大。

那么地区间不同水平的经济自由度是否可以解释企业成长差异?事实上,前期理论研究已经指向了经济自由这一变量

为揭示该问题,本文结合经济自由这一外生解释变量,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对企业成长进行分析。

企业i在t时期的产出为:   其中,Yit表示产出,Ait表示技术水平,Lit表示劳动,Kit表示资本,Mit表示原材料;α表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γ表示原材料产出弹性系数。

企业i在t+1时期的产出为:   其中,a表示企业获得更高技术水平的概率,b表示企业增加劳动投入的概率,c表示企业获得更多融资的概率,d表示企业获得更优质原材料的概率。

企业成长可以表示为:   为了更好地描述经济自由企业成长的影响,笔者将经济自由的发展分为不完全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阶段。

在不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自由度提高,可以认为企业获得更高技术水平的概率提高,增加劳动力投入的概率提高,获得更多融资的概率提高,获得更优质原材料的概率提高,即a>0、b>0、c>0、d>0,由此可以得出:   即经济自由度越高,企业成长机会越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自由度比较高,当经济自由度提高时,a→0、b→0、c→0、d→0,lnYi,t+1—lnYit→0,企业成长机会变小。

因此,经济自由企业成长呈现一种负向关系。

这与Coase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根据Coase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规模扩大(企业成长)是以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为基础的,当经济自由度提高时,企业交易成本下降带来的结果是企业成长动力不足,企业规模趋于稳定。

因此,结合以上两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讨论,针对中国所处的不完全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在不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自由企业成长正向作用。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和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根据研究目的筛选出11 742家企业,总样本点数117 420。

本文采用就业人员和销售额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gr_empl和gr_sale),采用DEA方法测算企业生产效率(TFP_DEA),DEA的测算采用主营业务收入一个产出指标以及主营业务成本、就业人员和固定资产总额三个投入指标。

经济自由度(freedom)采用樊纲等[13]测度的市场化指数。

为了更全面地描述经济自由企业成长的影响,还引入了经济自由分项指标,试图找出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

企业利润率(profit)根据会计准则采用利润总额占销售额的比重测算。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empl)、企业固定资产总值(lnasset)、企业年龄(lnage)、国内生产总值(lnGDP)、技术溢出(TSP)和企业工业总产值(lnGOV)。

其中TSP采用各省市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测算。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经济自由和其他企业特征对工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我们同时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进行检验。

由于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所以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同时,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来部分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Fisher检验拒绝了面板单位根的原假设,证明面板数据是平稳的。

本文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作为基本的计量回归模型。

其中,模型(9)为固定效应模型,模型(10)为系统GMM模型。

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Growthit和Growthi,t—1分别表示当期和滞后一期的企业成长;Xit表示企业利润率、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自由等关键解释变量;Φit表示企业规模企业固定资产总值、企业工业总产值、企业年龄、国内生产总值和技术溢出等控制变量;uit表示个体效应;vit表示干扰项。

1基本回归结果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就业人员衡量的企业成长,除企业生产效率外,关键解释变量工业企业成长均有显著正向作用,说明企业利润率和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显著正向作用,而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不显著,这与Bottazzi等[4]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某些情况下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能促进工业企业成长,这可能与市场竞争并不充分有关[14]。

就业人员衡量的企业成长滞后一期的系数为负,说明前一期的工业企业成长会减缓本期的工业企业成长

企业规模的系数为正,说明企业规模工业企业成长正向作用,使用不同的数据库研究发现工业企业成长企业规模呈现负相关关系[15]。

可见,企业规模工业企业成长的作用有分歧,本文结论说明相对于规模较小的工业企业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成长性更大。

对于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与工业企业成长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对固定资产和生产的投资会减缓工业企业成长

国内生产总值和技术溢出对就业人员和销售额衡量的工业企业成长的不同关系说明二者与企业就业人员的增加关系不大,而与销售额的增加有显著关系。

2按所有制和规模分组分析   在按所有制分组的情况下,限于篇幅,按所有制和规模分组分析、经济自由分项结果分析以及时间效应的检验结果不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经济自由对外资企业成长有较为显著正向作用,经济自由度提高,一方面会促进就业人员增加,另一方面会促使销售额趋于稳定。

同时,外资企业成长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企业利润率对非国有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成长作用较为显著企业利润率提高会促进就业人员增加,而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会促使国有企业就业人员趋于稳定甚至减少。

对于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工业企业成长显著正向作用;企业固定资产总值和企业工业总产值对工业企业成长的影响与整体的回归结果较为一致,但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对外资企业的影响是显著的,说明外资企业经济环境的敏感程度大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内资企业

在按规模分组的情况下,经济自由对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成长都会产生影响,但对小型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3经济自由分项结果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自由对外资企业和小型企业的影响较为显著,这里引入经济自由分项指标进一步对这种影响进行分析。

分别估计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对工业企业成长的影响,除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对外资企业成长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分项指标均对工业企业成长显著促进作用。

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外资企业成长是最关键的,这与外资企业对基础要素依赖性较高有关。

对于经济自由分项指标对小型企业的影响,除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小型企业成长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分项指标均对小型企业成长显著促进作用。

4时间效应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力量将会在促进工业企业成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将时间段分为2001―2003年、2004―2006年和2007―2009年,从而以2004―2006年的时间段为基准设置两个时间虚拟变量Y2001和Y2009,得到与经济自由度的交叉项Y2001_freedom和Y2009_freedom,实证结果证实经济自由对外资企业和小型企业成长的影响随时间而变化。

对于外资企业而言,相对于基期,从2001―2003年的不显著到2007―2009年的显著为负,说明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正向作用减弱。

对于小型企业而言,相对于基期,经济自由对于工业企业成长的影响也在减弱。

引入滞后一期的经济自由度可以发现,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四、结论   本文基于2000―2009年中国11 742家工业企业的数据,刻画了工业企业成长的基本事实,检验了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上,本文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与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企业成长“随机性”的观点,即企业动态更多地依赖于内生的企业特征(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而特定的制度和政策对企业成长的解释力相对较弱。

在现实意义上,本文从微观视角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观测,尽管中国经济自由度不断提高,但与成熟市场经济相比仍有差距。

中国工业企业成长的基本事实:第一,2001―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成长率的平均值为—056%,呈现长期递减趋势,2005年以前工业企业成长率为正值,2006年以后工业企业成长率为负值。

这与邵宜航等[12]关于资源配置扭曲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

第二,按不同所有制分组的工业企业成长情况说明国有企业的负成长尤为严重,这与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生产效率提高后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有关。

国有企业表现平稳,外资企业则表现出较大的变化趋势,说明外资企业经济环境比较敏感。

第三,按不同行业分组的工业企业成长情况说明不同行业的工业企业成长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且各行业的平均企业规模工业企业成长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第四,按地区分组的工业企业成长情况说明中国劳动力转移和产业转移的具体方向。

基于以上事实,笔者认为,工业企业成长差异的来源很可能由地区变量来解释。

本文尝试探索以下问题:第一,为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与解释。

按所有制、行业和地区分组的检验结果差异显著经济自由对整体的工业企业成长有微弱的正向作用,但对外资企业和小型企业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即经济自由对于特定类别工业企业的解释力显著增强。

同时,本文经济自由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分解,研究了分项指标的作用差异和时间效应,除产品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外,其余分项指标都对工业企业成长正向作用,并且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具有时间效应。

第二,从理论上支持了企业成长“随机性”的观点。

本文实证结论指出经济自由对整体的工业企业成长的解释力较为微弱,这与之前有关转型国家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越来越多的同类结论将该领域研究的解释变量企业外部引向企业内部,更加集中地探讨企业特征变量以及企业成长的自回归。

第三,从微观企业层面观测中国转型期的市场化进程。

基于生产函数和Coase的企业理论,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应当呈现先促进后减弱的作用,本文所得出的经济自由工业企业成长正向关系,说明中国的市场化水平与成熟市场经济仍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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