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 谁来缝上城市的裂痕

同一些世界著名的老城相比,柏林的历史并不久远。

城市自1237年建成时,还只是一个汇集着渔夫、农民、小手工艺人的小城镇。

建造这座城市的是一位名叫阿伯特的伯爵,因其绰号叫作“熊”,后人就以一只站立的黑熊作为柏林城的标志。

这个城市曾被一道人为砌起的墙一分为二。

无数的影视作品以柏林为主题,从《柏林苍穹下》到《再见,列宁》,从《逃出柏林》到《窃听风暴》。

柏林电影节更是最重要的?影盛会。

然而,如果一个法律人到柏林,他/她会关注的,或许是另一些别样的风景。

国会大厦:扑朔迷离半个世纪的纵火案 毕业论文网   我们的漫游从城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开始。

向西北方向步行五分钟,来到的是曾经发生过纵火迷案的国会大厦

1933年2月27日22点,柏林消防队接到消息,国会大厦发生火灾。

直到23点30分,大火才被扑灭。

经过消防员和警察对大火现场的检查,发现了20捆未烧尽的纵火燃料和一个赤裸的冻得哆嗦的男人。

这个人名叫马里努斯?卢贝

他是一个荷兰共产党人,一个失业的建筑工人。

借此机会,希特勒在普鲁士新闻公报的电台上发表讲话,称“这种纵火行为是德国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最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行为”。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立即要求兴登堡颁布紧急法令,废除《魏玛宪法》中有关保证人身自由的条款。

第二天,冲锋队占领了德国所有的共产党党部。

德国共产党的报刊被禁止出版,包括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的1.8万名德国共产党人被捕入狱。

在清除掉德国共产党后,1933年3月5日的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44%的席位,但仍然没有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其中国家人民党和希特勒站在一起,他们共占52%的席位,纳粹党通过了《特别授权法》。

一个月时间内取缔了所有非纳粹党派,建立了纳粹独裁政权。

嫌疑人卢贝经过严刑拷打后,承认国会大厦是他纵的火,目的是为了反对纳粹党

1934年1月10日,卢贝被处以死刑。

国会大厦纵火案的起因,历史学家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卢贝出于个人原因放的火,被纳粹党人利用;另一种认为是共产党策划卢贝放火(这种说法已经被证明不实);大部分人认为,就是纳粹党人策划的纵火。

然而,直到1981年12月31日,西柏林法院才正式推翻了“国会纵火案”原判决,宣布这是一起错审错判。

近半个世纪后,失业工人卢贝的冤屈才得以解开。

然而,无论是当时的共产党人还是纳粹党人,在世的都已经不多。

不禁让人们追问一句,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柏林墙:以人性为底线审判平庸的恶   国会大厦的东侧,是著名的柏林墙。

在两德分裂期间,人们要到达国会大厦,势必会在柏林墙的注视下默然经过。

“墙倒”后的1992年,柏林地区法庭于2月5日开庭审理了一起著名的“柏林墙守卫案”。

被告是4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

他们曾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他的好友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

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

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

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

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

当然他也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因试图翻越柏林墙而殒命于枪口之下的人到底有多少?一个说法是136人,另一个说法是245人。

对于射杀翻墙者的行为,从1990年11月3日开始,联邦德国的司法机关展开了追诉。

一共246人被起诉,然而他们当中很多已经年逾古稀,健康条件不允许他们为当年的行为接受庭审,近半数追诉程序被迫终止。

只有126人以判决结案,他们当中又有61人被无罪开释。

经过审判,柏林地区法庭判处亨里奇等四人有罪。

他们不服,诉至位于莱比锡的德国联邦法院(最高法院)。

1992年11月3日,联邦法院作出了关于边防部队士兵射杀翻墙者的上诉审判决。

律师提出的抗辩理由是,根据东德于1982年制定的《边界法》第27条第2款,该条规定为了阻止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使用射击武器攻击人是合法的。

东德刑法第213条将未经国家允许离开国境规定为犯罪行为。

由此,展开了人们对于“恶法是否非法”的讨论。

堪称经典的是,在判决书中,联邦最高法院祭出了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观点:当实在法违反“国际社会共同的关于人之尊严与价值的法律观念时”,法就成为一种不法,法律就需要被超越。

法院还强调了一个细节,即使阻止东德公民离境是一个正常理由,守卫也不需要以杀死逃脱者为代价,执行这一命令。

在击中高定的膝盖后,守卫仍然采取了连发射击,这使得他们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命令,而具有了杀人的故意。

恶魔山:窃听与监视的噩梦   电影《窃听风暴》展现的柏林,是那个令东柏林人沉于梦魇的年代。

人人都生活在窃听与监视之下,巨大的信息网通向“有关部门”,说错一句话便有杀身之祸。

这样的一个“有关部门”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在被称为“恶魔山”的托伊费尔斯,有一个曾经的间谍中心对外开放。

这里曾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一个监视站。

位于柏林墙边的这个间谍站,曾经是间谍情报系统的重要根据地。

与之相似的,是今天的史塔西博物馆――这里是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又被叫作“千眼之家”。

史塔西(Stasi),是德语Staatssicherheit缩写的音译,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成立。

成立宗旨是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警察,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

这张间谍网神秘而无情。

早在1953年,华约阵营就挖通了“柏林间谍隧道”,以监测东德政府的一切电话通信。

在东西德交界处,著名的查理检查站今天虽然是旅游胜地,过去却曾是重兵把守――大量的情报在这里交会,甚至交易。

在位于西柏林的万隆和东柏林的波茨坦之间,还有一座桥名为“间谍之桥”,双方在此互相交换捕获特工的场所。

许多与间谍有关的档案,要到2022年才会公布于众。

一个形象的地名,则是“眼泪宫殿”――过去,西德人到东德访亲,必须经过这一官方过境点。

许多亲离家散,在这里被见证和铭刻。

然而,根据《窃听风暴》导演多纳士马克的说法,现实其实远比艺术更残酷。

他为了展现间谍网的恐怖,找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这位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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