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失散人员_一位失散女红军的风雨人生
讲述／蒲秀英 整理／杜先福 2005年8月12日，四川省民政厅致函乐至县佛星镇玉金村八组91岁的蒲秀英老人，询问老人的生活状况。
一个山沟里的普通老人，何以会受到省民政厅的关注？请看―― 现年91岁的蒲秀英老人，因患白内障已双目失明，但精神状态却很好，说话声音十分洪亮，听力也好。
听说记者专程前来采访，老人十分激动，她感谢政府和群众对她的关心，并对记者讲述了她曲折而艰难的人生。
一 1914年9月26日，我出生在四川省梓潼县一个叫施家山的地方，父亲蒲应兴，给地主当长工，母亲蒲鲁氏，随父亲住在地主家的牛棚里，给这家地主做小工。
我3岁那年，伤寒夺去了母亲的生命，5岁时父亲也撒手而去。
在父亲死后3个月（1919年12月），地主把我送给了一个姓罗的人家当童养媳。
罗家也很穷，靠帮人、打柴卖维持生计。
罗家的娃儿（也就是我的“丈夫”）罗万伟大我6岁。
罗万伟16岁那年，上山打柴时不幸摔下山崖死了，于是我又被罗家退给了地主家，当年我10岁。
我不是地主家的人，没地方住，就在地主家屋檐边上用一堆谷草铺了个窝，每天像狗一样蜷缩在里面。
我用3块石头，支了个砂罐当锅。
吃的东西是靠扯牛草换来的包谷粉搅野菜，煮好了野菜糊，连个碗都没有，就在沙罐里吃。
我11岁那年，山民周家洪、何秀英夫妇见我十分可怜，就收留了我。
我为周家看山扯草、上山打柴，然后背到梓潼县城去卖。
我长到16岁的时候，已经成大姑娘了。
由于常年在山里滚打，我的劳力很好。
身高大约有一米六，那时算是女人中比较高的了。
就在那一年，川东北的梓潼、宣汉、达县、南部、阆中、武连、剑阁等地成立了川北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
这年中秋节的前几天，我去县城卖柴，碰到几个当兵的来买柴，其中一个姓刘，看上去很面善，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就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
他又问我愿不愿意参加红军。
我说，我是女的，怎么能参军呢？他说，我们部队上就有很多女兵。
说着就把我带到女兵住地，在那里，一个叫李素清的女干部来给我做工作，叫我参加红军。
我说，我要回去给养父母说一声。
那天，红军留我住了一夜，那个女干部还给我讲了很多当红军的道理。
当时我虽然听不大懂，但觉得红军很亲热，就同意参军了。
第二天，我回家对养父母讲了我想当红军的愿望，养父母很支持，马上给我收拾了两套衣服，当天就把我送到了游击队。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姓刘的红军是连长，叫刘连波，李素清则是连里的政治指导员。
我参加红军的时候，还差50天满17岁。
二 参军后不久，我就被派到中共四川省委妇女学校学习。
所谓学习，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也学一些急救伤员、抬担架的常识。
学了不到一个月，学员们就参加了一次战斗。
连长安排我和几名红军女战士负责照顾20多名红军家属和儿童，把他们转移到一座山神庙里隐藏起来。
我个子大，劳力好，嗓门也大，跑前跑后，特别出色。
别人背一个儿童上山都很吃力，我背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还要腾出一只手来搀扶行动困难的妇女。
后来，连里让我当后勤班长，除负责家属队外，还负责连里的买柴买米。
那时没有公路，运输全靠肩挑背扛。
我是全连出了名的“大个子”，干活可以当两个人。
指导员十分喜欢我，在我参军3个月后就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
我说，红军不就是共产党吗？指导员说，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红军战士是共产党的同志，加入了党组织才是共产党。
我说：那我现在就加入。
入了党才算共产党，我当然要入党了！指导员又给我讲了许多党员的要求。
过了几天，我就宣了誓，加入了共产党。
1930年到1932年，我所在的红军游击队主要转战在江油的厚坝和剑阁的武连山一带。
部队曾打过北川、广汉、绵竹，因为牺牲很大，只好仍旧退到广元和剑阁一带的大山里东躲西藏。
我的工作是做后勤，背米背锅，照顾家属。
游击队经常遇到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只得今天走东，明天走西，没有固定处所。
1932年冬，徐向前领导的红军来到了川东北，我所在的游击队也编入红四方面军，并在通江、南江、巴中、旺苍、广元等地打了不少胜仗，建立了川陕苏维埃政权。
我一直都带着20多名女战士做后勤工作，也不知道部队都打了些什么仗，只知道照顾红军家属、转运物资，不停地走，从冬走到春，从夏走到秋，好像永远也走不完。
我们每天都在跋山涉水，钻树林、过河沟、渡险滩。
晚上睡觉从不脱衣服，倒地就睡。
衣服被露水打湿了又穿干，穿干了又打湿。
一路上，凡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能吃的野菜、树叶、草根都被吃光了。
一次在茂县，我所在部队遭遇敌机的轰炸扫射，许多红军战士都牺牲了，我负责照顾的红军家属也死了十几人。
我算是命大，躲过了那场劫难。
三 1936年，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一带活动，我被分配到供给部，与另外6个女兵一起负责为红军烤牛肉干，准备北上长征。
（指党中央纠正了张国焘错误路线之后，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甘孜，准备第二次过草地到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
――记者注） 我和高秀英、高云先等6个女兵没日没夜地用冈炭烧烤牛肉干。
就在部队准备出发的关键时刻，我患病得了“寒老二”（方言：伤寒），几天几夜昏迷不醒。
部队临出发时，只好把我和一些伤病员留下，交给了甘孜白利寺，请求格达活佛、甘孜头人夏克刀巴（曾任红军苏维埃博巴政府军事部长）等人保护好留下的红军战士，还留下高秀英、高云先等女战士当医护人员，并告诉她们，要好好照顾伤病员，等着红军回来，红军一定会回来！ 红军大部队走后，国民党的部队就来到甘孜“清剿”，其中有刘文辉的部队，也有青海来的国民党兵。
最可恶的是青海兵，抢不到钱就杀人。
不少红军伤病员都被抓去杀掉了。
我们躲藏的寺庙也经常遭到搜查，一些和尚还被关押拷打，逼他们交出红军。
为了不给寺庙带来灾难，我、高秀英、高云先等人提出离开寺庙去找红军，但格达活佛坚决不同意，说我们人生地不熟，失去当地人的保护，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能长期隐藏下去，格达活佛又动员我们几个红军女战士与当地男人结婚。
1936年冬，我与一个年近50岁名叫康文华的人结了婚，1937年生了个儿子，取名康久高。
高秀英、高云先也先后结了婚，我们都在心里默默地企盼着红军大部队早日打回来。
我结婚三年后，康文华在遂宁的前妻带着一个20多岁的儿子找来了，他们对我又打又骂，还去官府告发，说我是红军。
我只得赶紧逃走，把儿子留给了康文华。
我逃到一个叫三岔河的地方隐居下来，开了个小面馆维持生计，苦苦地盼望着红军早点回来。
民国38年（1949年），刘文辉起义部队里有一个名叫王青云的乐至人经常来我面馆吃面，我们逐渐熟悉起来。
我觉得王青云老实可靠，便和他结成了夫妻。
全国解放后不久，王青云要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就把我送到他的老家乐至县兴隆场落了户。
后来，王青云从朝鲜回国，退伍回到家乡，先后当过贫协主席、生产队长，我也当过村妇女代表、乡妇女委员。
1958年，我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王福伦。
我从来没有对村里的人讲过自己当红军的那段经历，当地也没有人知道我曾经当过6年红军。
四 1964年，我已经50岁了，时常想起留在甘孜州的儿子康久高。
我想，如果儿子还活着，都快30岁了。
我想念儿子心切，决定去甘孜寻找儿子，打算找到儿子后就叫他到乐至县来定居，使我们母子能团聚。
这年8月，我重新回到甘孜曾经和康文华结婚生活过的地方。
当地人告诉我，康文华和他老婆早就死了，康久高解放后参了军，退伍后安排在甘孜工作，并与一个叫方秀英的姑娘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
我没费多少事就找到了儿子，母子团聚，十分激动。
当年有不少留在甘孜的失散红军，有人还知道我曾是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的女班长，纷纷来看望我。
甘孜州民政局听说后，也来人找到我，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又在民政局的档案里查到了我参加红军的证明。
原来，解放后甘孜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寻找在当地失散的红军战士。
我当年的战友将我的情况向工作组作了汇报，所以档案里还有关于我的记载。
病好以后，我要回乐至，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又为我买好了车票，还给了我一些粮票和钱，并出具了失散红军的证明，让我到乐至县去找有关部门落实政策。
回到乐至，我把证明交给了当时县委的龚正才书记，龚书记让县民政局具体落实此事。
民政局来人对我说，因为事情久远，需要调查清楚才能落实政策，叫我先回家等待。
但民政局还没来得及调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要求落实政策的问题就被搁到了一边，再没人过问。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王福伦，觉得应该找政府给我落实相关政策，我才重新向乐至县民政局提出落实政策的要求。
1987年，我终于被确认为失散老红军，当月就领取了20元优抚金。
2004年，乐至县民政局的同志来看望我，见我住的房子快倒了，就帮我申请了5000元补助金，还特批了屋基地。
我儿子和孙子又筹资五万多元，修起了一座一楼一底的楼房。
2005年5月，我和儿孙们搬进了新居。
如今，我生活得很幸福，也感到很满足。
我90多岁了，仍然是一名红军老战士，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永远站稳自己的脚步，就是闭了眼睛，我也记得住，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 （组稿、责编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