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章有收藏价值吗【杨义芳：纪念章“留”住了我的抗战岁月】

时间如白驹过隙，关乎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却依然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每一位经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中华儿女们，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尊敬。

在江都健在的40多位抗战老兵中，85岁的杨义芳是唯一的抗战女兵。抗战胜利71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登门采访了这位老人。

临近中午，85岁的杨义芳已切好了一盆土豆丝、一盆丝瓜。老人的女儿袁华美告诉记者，妈妈性格开朗、生活朴素，或与她的特殊经历有关。

得知记者的来意，杨义芳抬头挺胸、神情专注，一边发出“立正”、“稍息”口令，一边做起了标准的队列动作。老人乐呵呵地说：“去年8月，我领到了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枚纪念章‘留’住了我的抗战岁月。”。

军中小百灵战地救护忙。

1943年底，学员队解散后，杨义芳被分配到文工队。“部队走到哪里，文工队就跟到哪里，教唱歌、演节目、搞宣传，我亮开嗓子就唱，经常表演的节目有《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当兵要当新四军》，大家都叫我是唱不歇的‘小百灵’。”。

1944年，苏中新四军部队转入抗日大反攻，杨义芳编入了战地医疗队。“医疗队药品紧张，医疗器械奇缺，甚至没有纱布，只能用大锅烧开水消毒……”杨义芳告诉记者，战地医院一般设在庙宇中，护士们除了配合医生做手术，每天还要为伤员清创换药、送饭喂汤。“有的伤病员伤痛难忍，我就在一旁唱歌给他们听，没想到，歌声比止痛药还灵。”。

1945年8月，陈毅、粟裕下达命令，攻打兴化日伪军，杨义芳随医疗队一路跟进。“攻城门时，许多战士的手臂被子弹打穿了，血肉模糊，我们就用纱布包扎，自己的身上也被鲜血染红了。”经过3天4夜激战，兴化城的日伪军被全部一锅端。“我们救护队搬进了兴化城的一座大庙里，抢救了许多新四军伤病员。”。

人小志气大参加新四军。

杨义芳1932年出生在麾村杨桥，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14岁那年，她的父亲被盘踞在郭村的李长江部掳去，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绝境。“1943年的早春二月，天气冷得不得了，地上冻得硬梆梆的，我在村合作社干部的护送下，从麾村连夜跑了二三十里路，找到三周庄的新四军。”杨义芳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穿军装、裹绑腿、打背包，‘立正’、‘稍息’就是那时学会的。”杨义芳告诉记者，刚到部队，她就剪掉了两条长辫子，换上了灰布军装，编入简易师范女生学员队。

“我的年龄最小，小号军装穿在身上都嫌大，大家都叫我小丫头。”杨义芳说，那时学员全部住在百姓家里，每天出操、唱歌、学文化。周边日伪军下乡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连夜转移。有一次，杨义芳在行军途中弄丢了一只搪瓷碗，学员队女队长把自己的碗送给了她。

“简易师范办了不到一年，但让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站在大厅里，杨义芳唱起了一首抗日老歌：“国民党，蹲在大后方，坐汽车，住洋房，吃喝嫖赌很在行。共产党，深入敌后方，军有米，民有粮，军民合作打东洋。”。

新四军北撤回家乡隐蔽。

“北撤命令下达后，部队即将开赴苏北和山东，我们被留下分散隐蔽。”杨义芳说，自己年龄小，不能跟随大部队急行军，部队首长给她开了一个证明，让她回家乡隐蔽。“返回麾村时，先躲在麦田里，夜里才敢回家。我把证明藏在瓦缝中，期待大部队早一天打回来。”。

“新四军北撤后，国民党和地方土顽对共产党进行反攻倒算，为便于隐藏身份，我和华阳乡的一位袁姓农民结了婚，并随丈夫去了上海。”杨义芳告诉记者，1949年，得知部队在长江北岸集结，准备发起渡江战役。她从上海返回麾村，寻找藏在瓦缝中的证明书，没想到证明书已变成了纸灰。杨义芳懊恼不已：“我找到解放军的一个医疗队，说自己当过新四军的救护兵，大家起先不相信。我一口气把药品名称报了一遍，部队首长才相信。但他们与我不熟悉，就是不肯带我走。”。

“这辈子，我最自豪的是当过新四军，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没有继续跟着部队走到底。但不管怎样，党和政府并未忘记我。”杨义芳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老战友证明和民政部门核实，杨义芳参加新四军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并领到了复员军人优待证。2006年，政府向她颁发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2年，她和20名抗战老兵被安排到五台山医院疗养。2015年，杨义芳领到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观看了举世瞩目的“93”大阅兵。

“新中国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如今，我已是儿孙满堂，儿子和孙女、女儿和女婿都成了人民教师，一家人过得快快乐乐。”采访结束时，杨义芳表示：“一定珍藏好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纪念章，世世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