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占领] 我们不去占领

舞女与铜牛   二○一一年十月十七日纽约《地铁报》(Metro)的封面是Occuspy,报道的是一位布鲁克林居民在“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中自愿充当卧底,向FBI和纽约警察局(NYPD)传送情报的故事。

这位居民名叫汤姆・瑞安(Tom Ryan),本人的职业是私人安全咨询顾问,他说他只是为了让纽约人拥有安全的纽约。

在一封邮件中,他给一位NYPD警探发警告说,抗议者打算冲击一场警务处长出席讲话的新闻发布会;另一封邮件则报告说,抗议者计划和工会领袖联手,以增强运动的影响力。

事情披露后,警方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一个消息源指出,瑞安的所谓“情报”在公开信息中都能找到。

抗议运动的发言人帕特里克・布鲁纳(Patrick Bruner)把瑞安鄙视为“告密者和特务”,并说他的行为“既不诚实,也徒劳无益”。

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地方是瑞安对《地铁报》的一段自述。

他说:“这场运动如此庞大。

他们只是不断地说他们想有自己的(开罗)解放广场。

你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有能力做什么。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议程。

”我想如果瑞安的“特务”活动让他得以发现运动的领导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人的情况报告给警方,以便警方提前采取措施。

可问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袖在哪儿啊?   Ketchup,一个娇小的二十二岁芝加哥女孩,一头红发,戴着大大的红框眼镜,在二○一一年九月十七日的下午到达曼哈顿下城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

她的全部家当是:一顶帐篷,一个带轮子的旅行箱,价值四十美元的食品,一本霍华德・齐恩(Howard Zinn)的插图本《美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还有一个睡袋。

她没有购买回程机票,不知道自己会加入到一场什么样的活动中,不认识抗议者中的任何人。

她做了这样的一个率性决定,只因她读到了那本号召占领华尔街的加拿大杂志《广告克星》(Adbusters)。

一切都起源于一个现在已经十分著名的广告

二○一一年七月中旬,《广告克星》号召从九月十七日开始占领华尔街,并制作了一个性感十足的海报:一位芭蕾舞女站在铜牛身上起舞,背景是戴防毒面具的警察和烟雾。

身后来势汹汹,脚下庞然大物,舞者轻盈曼妙。

制作者的指向十分明显:以优雅对抗野蛮,以轻盈对抗暴力,以梦想对抗现实。

强与弱的对比,力与美的反差,给人的审美体验极为震撼;文字上,洗练无比,海报上方是醒目的红字:“我们统一的要求是什么?”下方,用黑字写着:占领华尔街,从九月十七日开始,带着你的帐篷。

广告克星》发出这样的号召并不稀奇。

在过去二十年里,它一直致力于“文化干扰”(culture jamming),这一主张起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消费主义运动,目标是破坏和颠覆主流的文化制度,特别是企业广告

广告克星》的联合创始人和总编辑凯乐・拉森(KalleLasn)原本就是一位广告创意人,现在却以“反广告”为业,通过创造伪装的广告以解构真实产品的广告信息。

在二○○六年柏林的一次广告设计创意大会上,拉森号召广告从业人员反叛自己的职业。

我们创造酷,又打破它。

”拉森说,“我们是决定一本杂志外貌的人。

我们是创造电视的感情和语调的人。

我们也是把握互联网的得失出入的人。

我们比其他职业都更加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   当然,拉森在把广告人视为文化革命的先锋方面,可能走得稍远了一点。

但是,拉森在年轻人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他懂得怎样发起一场运动

拉森先是把七月的这期杂志通过邮件群发给其文化干扰者网络的九万多名成员,同时,七月十三日,《广告克星》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博文,号召“转变革命策略”,汇集成千上万的人到下曼哈顿,“架起帐篷、厨房,以及和平的路障,把华尔街占领上几个月。

一旦到了那里,用喧哗的众声不停地重复一个简单的要求”。

博文署名“文化干扰者总部”,也第一次推出了#Occupy Wall Street的推特(Twitter)标签。

博文强调说,这场抗议将不会有任何领导者。

并且,那个“统一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要等抗议者聚集了足够庞大的人群以后,再由这个人群决定。

我们占领   《广告克星》经由社会性媒体制造了一个文化基因。

特别是杂志制作的“舞女与铜牛”的海报,使得该文化基因爆炸式传播,令许多感受到自身梦想破灭的人找到了表达的空间。

很重要的一点是有关“占领”概念的提出。

像任何一场运动一样,运动的传播需要一个火种。

在这场运动中,“占领”概念就是日后令野火在全球蔓延的火种。

当然,“占领”并不是《广告克星》的首创,占领华尔街运动非常明显地继承了“阿拉伯之春”以及其后西班牙和希腊民众以“愤怒者”的名义,在公共空间安营扎寨的举动,“占领”实际意味着到达某个公共广场或公园,“收复”这些本属于民众的空间,在那里建立组织总部,然后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

然而《广告克星》把“占领”概念放大和凸显,其关键意义在于,抗议不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也不是一次性结束的,相反,它每天发生,全天发生,永无止歇,人们因此有机会实际注意到这场运动的存在,并随时可以加入。

这使得抗议具有了永续性,这也就是《广告克星》所说的“革命策略”的转变的意义所在。

占领”实际上取得了比一次传统的示威游行大得多的影响。

广告克星》提出占领华尔街,地点也极具象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尔街和纽约股票交易所就像美国的市镇广场,其重要性可能仅次于华盛顿的国家广场。

广告克星》性感的号召令立刻得到了好些反资本主义和激进的左翼团体的响应,数千名抗议者在九月十七日那一天,企图占领华尔街并“给银行家带去正义”,但纽约警察把这条美国最知名的街道用路障和检查站封锁起来,并宣布帐篷非法。

抗议者随即将距离华尔街一箭之遥的祖科蒂公园变成了一个城市露营地,并把这个公园改叫“自由公园”。

这个公园在曼哈顿金融区是个很受欢迎的地方,因为它在摩天大楼环伺之中,是一片难得的空地。

“九一一”袭击发生后,这里遍布世贸中心的残骸。

抗议者所找到的这块纽约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令人心悸:它恰好处在两个灾难区域的中间,后面是在二○○一年恐怖袭击后化为废墟的“归零地”(Ground Zero),前面是又过了几年后在金融巨骗的袭击下坍塌并燃烧的华尔街

这两场灾难深深定义了二十一世纪的不安的美国。

根据occupywallst.省略/)号召全球的人们在这一天同时走上街头和广场举行示威。

“让政客和他们为之服务的金融精英懂得,是我们,人民,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我们不是政客和银行家手中的玩物,他们也不代表我们

”   华尔街掀起的“占领”浪潮,令世界各地人们关注,认为全球经济已经成了由金融大佬把弄的“庞氏骗局”。

人们意识到,如果一个体系中,投机性的金融交易每天都增加一万三千亿美元(这是所有商业交易总和的五十倍),而根据联合国报告,“在三十五个有统计数据的国家,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寻找工作的人都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找不到工作”,那么,这个体系一定出了巨大的问题。

无领袖、无纲领的新型社会运动   在自由公园的四周,到处都是摩天大厦,金融巨子们把它们巨大的阴影投在这块小小的空地上,它们仿佛对这块空地上存在的人群不屑一顾,因为它们忙于玩弄金钱和生命,让政客、媒体和司法机构随着它们的曲调起舞;忙于吸纳全世界的资源来豪赌和投机;忙于摧毁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以牟取暴利。

精英统治者认为所有在他们的领地之外的人都是边缘性的和不可见的。

甚至就在占领运动发生数月之后,他们还在疑惑,抗议者到底想要什么。

他们的诉求清单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向我们呈现具体的目标?为什么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议程?   “我们到了公园

”Ketchup叙述她第一天的经历,“有一阵子到处都乱糟糟的。

每个人都抢着说话,谁也听不见谁。

然后有个人说,我们应该围成圆圈,谈谈下面该做什么,并想想自己能够做什么。

所以大家围成了不同的圈子。

每个圈子里有个记笔记的人。

每人轮流说话,发表意见。

大家对什么是优先的问题产生争论。

”   Ketchup说,在小圈子的会议结束以后,她感到沮丧,因为局面有点混乱。

可是接下来,一位社会学教授给了她很多教育,她和很多其他人,学生、老师、艺术家、活动分子,组织了“纽约城大会”,来协调整个纽约的行动。

这个“纽约城大会”也不是凭空诞生的,它起源于一场纽约人反对削减预算的行动,活动分子从八月起就在一些公共公园里每周讨论一次,并在纽约市政厅组织过为期三周的抗议。

现在,他们决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实验一种没有领袖的、水平化的决策过程。

根据警方的规定,占领者不能使用麦克风,因为他们的露营未经批准。

但没想到,占领者弄出了更大的声响――他们发明了“人体麦克风”(people’s mic)。

这种人体麦克风的工作过程很简单:一个人在小圈子里讲话,他每讲短促的一句话,围拢的人就集体重复这句话。

后来知名导演迈克尔・摩尔到自由公园和大家交流时说:“我热爱人体麦克风。

这不仅仅是我的声音、他或她的声音,而是我们大家的声音。

就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展开我们运动吧。

不要让运动被政客所占领

”   不知道是谁想出的这个点子,但“人体麦克风”在第一次召开纽约城大会时就派上了用场。

那场大会开始也很混乱,大家讨论运动的立场和要求,众口不一,最后有人说,让我们分成工作组吧,这样更有效率一些。

第一天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大会决定,成立不同的工作组

就寝组负责寻找纸板,好让参加的人员有地方睡觉。

突发事件组要决定,如果警察采取行动,大家该怎么办。

一个重大决定是,如果大家被冲散了,第二天十点在公园重新聚集。

还有一个组叫做艺术与文化组,任务是发掘有艺术能力的人才。

食品组负责筹集食品。

直接行动组筹划直接的、可见的行动,例如游行。

最后是安全组,实际上是对付警察的团队,他们轮流值班,确保二十四小时都有警戒。

经过大会和工作组这样的双重划分,职能就很明确了:大会负责大的、事关全体的决策,工作组进行日常管理和组织。

每个工作组都可以自行决策。

很快,出现了更多的工作组:媒体工作组、财务工作组、卫生工作组、法律工作组、教育工作组、医疗工作组、公关工作组、外联工作组、网络工作组等,不一而足。

这些组每天一直在协调各种事情,从怎么处理垃圾到如果有人违反了不得吸毒的规定怎么办。

此外,还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美国人称之为 Caucus 的核心会议。

例如,有色人种可以召开自己的核心会议。

一个核心会议给予运动中那些不同的亚群体以安全交流的空间。

它也是一种赋权行为,如果更大的群体决定采取某种这些亚群体认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它们可以阻止那样的行动。

有时候在一个群体发起抵制之后,大家还能达成共识,但一个严重反对(paramount objection)就真的很严重了:人们可能会以退出运动来表示反对。

“纽约城大会”在它的网站(省略/)上这样定义自己:“纽约城大会是一个公开的、参与性的和水平组织的过程,我们借此提升能力,把自己构建为公共空间中的一种自治性的和集体性的力量,以此应对我们深陷其中的经常性的时代危机。

”这个宗旨写得颇为拗口,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自己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组织。

在大会上,所有的委员会都参加讨论,分享想法。

它对所有其他想参加的人也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会上发言。

大会并没有一个有名的领导人,只有一些主持人主持日常性的交流,会后由志愿者更新会议纪要。

议题的达成是通过协商一致的决策方法来实现的,既寻求大多数人的同意,也努力解决或者减轻少数人的反对。

也许抗议者采纳的最重要的规则是:非暴力。

不管警察可能怎样粗暴地对待抗议者,都奉行不还击的手段。

Ketchup说:“那些往守法的妇女抗议者脸上喷辣椒水的警察,期望被喷的人旁边的男男女女发起一场骚乱。

因为他们能够对付骚乱。

可是,他们无法对付带着相机的非暴力的抗议者

”   在这种形式的抵抗中,我们看到对旧式的政党政治的拒绝,对激进多样性的拥抱,以及对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新形式的坚持。

抗议者甚至犹豫要不要提出正式的诉求,因为那可能意味着承认他们所极力反对的政治阶层的合法性。

同时,避免明确的政策纲领,也有助于扩大运动对更多的群体的吸引力。

正是为此,他们才到处打出“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口号。

除了明确的纲领,运动也缺乏众望所归的领袖。

这样做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有领导就意味着有层级,而等级制恰好是同抗议者的立场背道而驰的,他们追求的是包罗广众。

其次,运动一旦出现领导人,很容易成为警察的靶子,或者各种利益集团收买的对象。

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运动缺乏终局,它不会因为达成了某个特定的运动目标,就烟消云散。

它所要改变的是这个世界的统治体系,而运动者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期斗争。

所以,他们只要在场,只要能够引发人们的关注,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斗争的存在,就构成了最好的斗争策略。

可以说,抗议者占领运动只要持续着,他们也就在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

占领的一代   “占领华尔街运动引发了许多争议,其中一个争议是,它究竟算不算一场社会运动

有人认为抗议者不过是一群邋遢的嬉皮士和失败的窝囊废,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康托尔(Eric Cantor)更是直斥他们为“暴民”。

即使是那些对抗议者抱着同情态度的人也觉得这个运动不成形。

“一种情绪上的呐喊和一个运动之间是有区别的。

占领华尔街示威是情绪上的呐喊,区别在于组织和清楚地表达。

”美国驻联合国前任大使安德鲁・扬(Andrew Young)对占领运动如此评价。

扬对社会运动似乎是有发言权的:当年作为一名南方的年轻牧师,他参加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并因参与亚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示威活动而被捕入狱。

然而知名的社会运动理论家、康奈尔大学教授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却批评扬说,扬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拿来作为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先例,而两者之间并无可比性,“占领华尔街”完全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

塔罗认为,遍及全美的集会没有明确的选民,提出的政策建议寥寥无几,其支持者的结构布局也不停变换。

“它是崭新的,是一种表示‘我们在此’的抗议,抗议者是在用自己的存在表示:‘承认我们吧!’”   如果你来到抗议者的营地,仔细地倾听他们,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打量他们,你就会理解其中传递的这种信息。

当然,抗议者有一些普遍的共识,比如结束企业人格(corporate personhood)、反对金钱政治和把最无耻的银行家送进监狱,但“占领华尔街”――以及它在全美燎原的姊妹运动――更多地与存在感相关,而不仅仅关乎一两个政治议题。

当两大党竞相争取“百分之一”的少数的金钱的时候,这些“百分之九十九”的大多数被剥夺了在一个假定的民主中产生任何影响的能力,所以他们要夺回他们的国家,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开始:从身体上“重新占领”美国。

在从二○一一年初开始的世界各地的反抗活动中,很多人在谈论社会性媒体的组织力量,比如Twitter、Facebook和手机。

然而当埃及政府关闭了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之后,埃及的运动仍然在持续。

所以,令穆巴拉克下台的阶段性因素最终并不是某个新的Twitter标签,而是由传统工会组织的全国大罢工。

互联网可以帮助某个社会运动,但它无法取代现实的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以及人们通过长期共同的工作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现实的信任。

这也是占领运动很特殊的地方:它试图发展出一个自我持续的社区,先是组织起来,然后生存下去,其后再以一种有机的、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渐明晰自己的诉求。

克莱・舍基曾经提出过一个“科斯地板”的概念,凡是那些对某些人有价值,但以任何机构的方式来做都太昂贵的有组织行为,皆可称为“落到了科斯理论的地板底下”。

直到最近,处于这个地板底下的行为都只能是小规模的,因为扩大规模,意味着需要支付作为机构存在的昂贵成本。

然而,当交易成本突然瓦解,甚至很大的群体行动也不必依赖于一个必然产生管理成本的正式组织,群体行动终于可以突破正式组织的范围,那些具有松散结构的群体就可以自由运行了。

对社会运动而言,这意味着,维持一个有效抗议群体的最小规模可以戏剧性地下降。

传统媒体报道占领运动一个误区正在于,他们总是试图依靠计量参加人数来决定报道的重要性,然而公众的想象力与抗议者规模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运动在社会想象上可以占据比现实中更大的空间。

以往,也许需要大游行才能吸引媒体的注意力,现在不一定了,只要群体行动能够占据公众的想象。

新型社会运动的可延展性也体现在它是可复制的。

如果一个相对小的然而却具有广泛的网络联系的群体可以占领华尔街,那么,类似的群体为什么不可以在地方中心展开同样的行动?运动向全球的蔓延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社会性媒体。

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个媒体组,经营Occupytogether.省略,一个快速筹款平台;比如流媒体的视频直播,依靠很便宜的相机和高速无线连接,抗议者不间断地向全世界放送自由公园的实况;各种网站也层出不穷,从We Are the 99 Percent,到Parents for Occupy Wall Street,再到 Occupy Together,甚至戏仿的Occupy Sesame Street,不一而足。

塔罗说,“我们在此”这类性质的运动往往会迅速爆发,也可能同样快速地消失,或分化成由特定主张和特定利益所构成的支流运动

现在预言“占领华尔街”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仍然为时过早。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通过身体上占据美国权力的象征性中心并拒绝离开,华尔街抗议者们创造了一种自己的声音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被听到的崭新方式。

用塔罗的话说,“这预示着美国的草根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改变的新力量”。

历史上,美国的年轻人总会被社会赋予各种各样的命名:从“一战”后“迷惘的一代”,到“二战”后“垮掉的一代”,如今,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催生出崭新的一代,他们可以叫做“占领的一代”。

许多像Ketchup这样的年轻人的目标十分清楚,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反叛。

这些抗议者不是来和体制合作的。

他们没有向国会请求改革选举。

他们知道选举是场戏,他们发现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声音得到传播,并展示自己的力量。

这是权力精英无法理解的。

他们无法想象有一天他们不再能够掌控人们的生活。

他们相信,也试图让人们相信,全球化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好比自然法,拥有永久的动力,从不改变。

他们不知道,反叛在成功阻止这种资本主义毁坏我们的星球和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们之前,永远不会停止。

这是为什么这些精英永远在问,占领运动的诉求是什么。

他们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一切,因为他们既聋又瞎且傻。

Ketchup说:“世界再也不能行进在当下的道路上。

它是不可持续的。

”这是一代年轻人的心声。

没有尾翼的导弹   占领华尔街运动形成了一个另类社区,它拒绝以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在向当权者表示抗议的同时,它也在向他们演示一个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的:它是人们之间的自由探讨,而不是对利益的角逐。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它对现实的抨击可能简单至极,缺乏政治策略上的精妙性,甚至会被边缘因素分心和贬低。

然而,这场运动的要旨就不需要精妙、严谨、细微。

它是要把政治强行拖往一个不同的地方,在那里存在充沛的能量,可以令变革发生。

可以说,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然胜利了,它改变了美国政治辩论的方向,改变了议程,迫使媒体正视现实。

突然之间,关于平等、公平、正义、收入分配以及问责等等一个世代都被忽视的议题,现在成了中心,成了前沿。

美国人从单维度的关于如何削减赤字和削减多少赤字的讨论,深入到了那些关于社会结构的核心议题。

通过强行施加这种讨论,占领华尔街运动迫使很多人对关键问题避无可避。

当然,伴随着公民行动的发自肺腑的情感不仅会带来变革政治所需的能量,也会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和不连贯而很容易遭致嘲笑。

然而,在每一场社会运动中,关于正义、道义的对错的情感都是运动强有力的打火石。

只有到了运动后来的阶段,诉求和战略才会渐次显露。

所以,那些有关占领运动不成形、不深刻的批评,或许是对的,但也完全不相关。

批评者没有认识到一个政治转折点的到来。

他们没有意识到,公众对占领运动投以关怀和支持是因为,当政治和经济坏到这步田地时,需要有人带着激情甚至愤怒来表达自己的挫折感。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凌晨,纽约警察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自由公园实施突袭清场网站马上发表声明说:你无法对一个实现时刻已经来临的想法予以清场(You can,t evict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进入严冬,占领华尔街的影响还会持续吗?它还会激发公众的想象力吗?它会变形为一个目标更加具体的运动,形成更加有效的策略吗?这些都是目前还难以回答的问题。

有时候,看上去这场运动好像没有尾翼的导弹,充满了潜在的能量和希望,但却可能射往完全无法预计的方向。

最终,在这种新型的社会运动中,要避免对“戏剧性时刻”的期待心理。

不会有某个“革命性的时分”的到来,而只有不停顿的反叛。

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创造每日每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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