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观念下的话语权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国际关系中各个领域话语权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增大。但在某些关键领域仍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人权观念领域，中国所倡导的人权观念与西方国家主流的人权观念存在重大分歧。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明历史的国家，而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国家人权的解释并不十分赞同，而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人权理念也不甚了解。正是这种分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未能在人权领域取得与其国际地位相平等的国际话语权。如何谋求在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在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图分类号：D0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3—0005—03。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趋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加快，各国纷纷着手于谋求在国际关系中各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以便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各国在关注中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发展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国外交和文化等软实力的提升。因此，我们正处于一个人权发展的时代，与此同时人权观念也是当今世界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然而，由于东西方政治体制、法律体系、历史传统的差异，导致人们对人权有不同的理解，进一步引起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本文意图从中西人权观念上的差别入手，定位中国的人权观念。对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人权观，如何争取话语主动权，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被动地位进行思考。
人权是历史的观念，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互动中界定人的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价值标准。近代意义的人权思想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最初的渊源则可以从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中找到端倪。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在其名著《論世界帝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权”的概念。马基雅弗利和布丹的政治理论中人本主义的主张对后世启蒙学者的人权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的萌芽和发展要求政治学说和意识形态与时代的特征相适应，以理性和人权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西欧各国先后将人权纳入了国家和法律保障的框架，“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个人权利”等人权理念逐步牢固地确立起来，成为今天西方各国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石[1]。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标志了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权观得以确立。从此人权观念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将西方人权观念扩展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
人权作为一个解释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等多种社会关系的概念，其本身包涵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人权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一方面，人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又因为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差异而对人权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实践活动[2]。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在西方的率先发展以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文化运动影响，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使得西方的价值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在人权观念的建构中西方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为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原本确定的国际话语权遭受了新兴国家的挑战，以一概全的价值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自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经受了长达百年的侵略压迫。在寻求摆脱外来侵略、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汲取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思想，先后开展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爱国运动意图通过将西方资本主义人权、民主思想嫁接到久经干旱的中国大地上，但是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失败的。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开阔了人民的视野，为人民很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扫清了障碍，使得中国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人权观念。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人权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使得西方人权观念的国际话语权遭受挑战。
1.观念来源。
中国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这种特殊国际地位要求中国在各个领域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并且中国的现有价值观念不仅是奉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还是汲取中华几千年优秀文明的结果。因此，中国的人权观念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念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所体现的人权观念的结合。第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与资本扩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西方的人权观念的形成是以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和神权统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第二，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价值观念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其独特性。西方的人权观念来源于欧洲资本主义时期的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反对神权、弘扬人性”的启蒙思想。这种思想渊源也就注定了中西方人权观念的不同。
2.观念差异。
第一，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人权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强调主权至上。从历史传统上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虽历经多个朝代的变迁及如五代十国时期一样的分裂局面，也有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朝代，但总体上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接受汉民族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是统治思想的核心，它的主要观念就是其家国理念，既“先国后家，先家后个人”。这种思想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也形成了中国人民信奉“国家主权之上”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得中国人民意识到国家独立的重要性，从而中国人民认识到了没有国家主权就无任何人权的国际社会的现实。相反，西方国家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提出的观点：“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世界共同体有责任确保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得到尊重”。
第二，中国强调把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统一起来，西方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用钱其琛的话来说，则是欧洲国家更注重个人权利和价值，亚洲国家崇尚集体人权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3]。东方国家强调集体人权，是对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承。在儒学伦理中，家庭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国之本在家”。儒学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群体受到损害，个人的生活也就会失去保障[4]。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至上原则。马克思反对把个人的自然属性当作人权发生的依据：“很明显，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利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的人权观念体现的则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单从这方面来看，西方的人权思想是建立在维护个人利益至上的。换言之，儒家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是一种伦理型人权思想，西方人权思想是功利型人权思想。
西方国家十分推崇自己的人权观念，并认为应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推广。中国的人权观念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而服务，汲取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同时也借鉴西方人权观念中的有益成分;中国的人权观念也是以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为基础，并向其他政治权利拓展。中国的这种人权观念是以中国的社会现状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为我们以人权理念为基础，拓展话语权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一，中国的人权观念受制于西方人权观念。基于立国之道，中国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构造，中国人历来认为社会利益重于个人利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牺牲。这与西方人权问题的侧重点有着本质上、逻辑上的不同。然而，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下，西方价值偏好所规定的人权概念成为目前流行的人权解释框架，由于世界各国没有发展形成更好的人权理论，因此只能默认西方的解释框架，于是，即使反对西方的人权批评，也只能在西方所规定的框架内去进行辩护，这样就事先受制于人，完全沒有主动权，无论什么样的辩护都自陷于被动。
第二，中国在“人权外交”上处于被动局面。“人权外交”，顾名思义就是在外交政策中强调人权价值，以改进相关国家的人权状况为目的的外交行为和国际政策。西方国家在外交中，一直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来对待，引起中国政府不满并对此采取反批评策略。由此看出，西方在人权外交的开展上掌握着主动权，而中国则处于被动局面。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我们应根据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国家利益需要，汲取传统思想的精华，提出我们自己的人权观念、扭转我国在人权外交上所处的劣势地位。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处处闪耀着重人重民的人文主义光芒，其中就含有一定的人权思想。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寻求新的对策。
首先，儒家以“民本”为核心的仁政思想中之人权理念。儒家的民本与君主制相联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才能长久巩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虽然是这些理念的出发点是为维护君主制服务，但也体现对于人权的重视。孔子要求君要施仁政，要爱人，主张民本思想“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孟子亦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孟子·离娄上》）这些都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权理论。中国古代的人性善学说发源于孔子，行成于孟荀。“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孟子的说法。我国古代的儒家从人性善论出发，倡导对人的道德教化，重视对人的后天的教育，提倡由“内圣外王”贤君实施的“仁政”之道。从人性善论出发，重视个人权利的实现，并兼以实施仁政，对于现在人权观念的完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再次，儒家以“富民”为核心的经济思想中之人权理念。儒家人权思想重视人民的经济权利。这样有利于配合我国现有的人权政策，重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其寻求历史根源。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以上思想，至今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的人权观念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中国外交与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也较之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国际话语权作为一国软权力的重要指标日趋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看到当今中国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实际情况。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通过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对需要帮助的国家给予多方面的援助等实际行动，逐步掌握政治领域国际话语份额。但是现如今的国际秩序仍以美国和西欧等国来主导，国际话语权也由它们来掌控。因此，中国尚未取得与其国际社会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在以西方人权观念构筑的人权领域，中国应积极努力，拓展话语权。
第一，加强人权研究，创立人权保障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模式。只要有了我们自己的人权观念，并且形成一套完善的人权理论，才能使世界各国了解我们的人权，接受并认可我们的人权理念，为我国在拓展国际话语权方面奠定理论基石。在人权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我们应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学习西方先进的理念，取其精华，两者结合构建出属于自己特色的话语体系。
第二，中国应该认识到自身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法治是实现人权的保障，坚持依法治国，加大人权的立法、执法、司法的保护力度。切实的社会现状的改善，不仅可以为中国的人权观念的完善提供现实依据，还可以检验人权观念的正确性。
第三，加强舆论宣传，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构建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投入巨资，在收集、制作和传播信息等方面占据了优势。而中国在新闻媒体传播方面虽然取得很大的发展，但仍缺乏国际影响力。因此，为了获得在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应积极的扩大其新闻媒体的影响力，获得能够左右国际事件报道的地位，让中国人权观念传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