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店指的是什么 [重温“打倒孔家店”]
五四运动过去整整九十年了，对这一运动的看法和评价却颇不一致，有的甚至大相径庭。
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对“五四”及其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持有微词的大有人在；有的甚至认为这一运动割裂了传统，从而使国人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果真如此么？我们不妨让时光倒流，仔细回顾一下百年前中国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回顾一下当年提出“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历史背景。
在两千多年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儒家学说一直是作为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存在的。
尽管到了清朝末年，西风业已东渐，但儒家的统治地位却丝毫不曾动摇。
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位“大儒”康有为甚至在戊戌变法前写出《孔子改制考》，首立“孔子创教”说，力图将孔子尊为教主。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伊始，教育部即于1912年1月和5月，两次通令废止读经。
可见，早在“五四”之前，“尊孔”和“反孔”之间的搏击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显然是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展开的。
正是由于帝制的覆灭，民主共和浪潮的兴起，才引起帝国遗老遗少们的恐慌。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
陈焕章生于1881年，师出康门，又于1907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
遗憾的是，这位留学美国的博士丝毫也没有接受民主思想的洗礼，回国后倒是紧跟其师，大力拥戴儒学。
1912年10月，他与沈曾植、姚文栋、梁鼎芬等人，在上海创办组织了一个“孔教会”，由他本人担任总干事，并在全国各省市成立了支会。
1913年2月，他又主编《孔教会杂志》，在曲阜发起和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祭孔典礼。
民国政府明令废止读经，他却力主尊孔读经，还跟随康有为等人一起公开提出“定孔教为国教”，宣称要“大倡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
当然，如果这些主张仅仅是停留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抑或仅仅作为一种学术性的研究与探讨，那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它迎合的却是当时复辟势力的需要，是对辛亥革命走向共和的一种反动。
就在“孔教会”成立的前夕，1912年的9月，袁世凯发布了《崇孔伦常文》。
之后，又于1913年的6月、11月两次下达《尊孔祀孔令》，还亲临孔庙祭奠孔子。
其时，全国各地的“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孔社”等等尊孔团体，也纷纷起来呼吁，一致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
由此看来，陈焕章等人的尊孔读经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复古，一个简单的文化保守主义了。
他深得袁世凯的青睐，被聘为总统府顾问，不遗余力地鼓吹复辟帝制。
1917年张勋复辟（别忘了张勋曾任全国孔教大会名誉会长），依旧是他出来积极支持，后来又竭力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向国会提出过所谓的“尊孔法案”。
如今，某些学者将上述这些复古复辟的“新儒家”，说成是“对‘五四’全盘否定传统的回应”，未免与史实相悖，有些本末倒置了。
分明是先有尊孔读经为复辟帝制助阵，才后有全面反思传统的新文化运动。
时间是无法作伪的，直到1915年陈独秀先生才创办了《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并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儒学不适于现代生活”，“不能支配现代人心”，是当时中国“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
而“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的提出，则是1916年的事，是年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子平议（上）》，第一次指名道姓地批评孔子，认为孔子早已被汉武帝利用而成为傀儡，从而拉开了“打倒孔家店”的序幕。
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又相继为文，指出孔子乃“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
再后，1918年鲁迅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说出“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番石破天惊的话来。
又过了整整一年，才爆发了五四运动。
正是“打倒孔家店”这一响亮口号的提出，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摧枯拉朽，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才阻止了儒学重返主流意识形态并成为“国教”的可能，同时也为粉碎帝制的复辟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今的某些学者罔顾历史，主观地认为“五四”否定传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以此来指责和讨伐新文化运动，更显得无知和轻率。
“五四”先贤们高扬民主、科学、自由和人权的旗帜，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为国人的启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独秀所说的“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亡也”，胡适所说的“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以及多年后陈序经所说的“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就应当采纳而且必须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等等，都是切中肯綮之言，何错之有？其实，“五四”先贤们从来也没有全盘地否定过传统文化。
1919年5月，傅斯年等人创办了《新潮》杂志，在与《新青年》相呼应的同时，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胡适还将这个口号提到“新思潮的意义的高度”。
胡适本人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等等，无不充分证明了“五四”先贤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即使对于孔子及其学说，他们也从来没有全盘否定过，陈独秀说得很明白，“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毫无价值”。
陈独秀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非宗教迷信态度”甚至还颇为赞赏呢！可见，当年的“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统治人们、独此一家别无它号的“店”――这“店”其实就是胡适要“打”的“鬼”，这“鬼”也就是鲁迅说的“吃人”的专制与礼教――而非孔子本人及其全部的学说。
作为一种文化，儒学自有它的存在价值，但千万不能将其宗教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但从汉武帝到袁世凯，历代帝王无不是这样去做的。
哪怕是民国时期各自称霸一方的军阀们也大都把孔子当作“护身符”，以“尊孔”、“祭孔”来愚弄民众，好给自己的称王称霸披上一件“神圣”的“合法”外衣。
由此可见，发生在民国初年的这场“尊孔”与“反孔”之争，就绝不仅仅是什么学术争论，也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保守”与“激进”之争，而分明是一场专制与民主、迷信与科学、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历来都是将儒家学说跟他们手中的权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而中国历代文人的家国情怀和历代大儒的“为帝王师”情结，也决定了儒学对皇权专制制度的依附、维护和助纣为虐。
“打倒孔家店”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它对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核心，给予了摧毁性的打击。
这其中当然难免有些过激的言论和行为，但“五四”的先贤们都及时地予以了批评和修正。
比如，胡适等人对学生们“火烧赵家楼”和“痛打章宗祥”这些过激行为的批评，还有胡适将其“全盘西化”的口号及时修正为“充分地世界化”等等，不都说明了这一点吗？至于某些违背科学常识和客观规律的提法，如钱玄同的“废除汉字”，根本行不通，自然也就自行消亡了。
因此，我们把以“打倒孔家店”和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应该说是十分贴切的。
尤其是胡适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一系列主张，既破旧立新又继往开来，既完整系统又切实可行，即使对于当下的中国也是非常适时和适宜的。
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云谲波诡的历史进程中，真正被割裂的并非“传统”而是“启蒙”，先贤们的真知灼见均被弃之如敝屣，“五四”的薪火并未能代代相传。
待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终于迎来一场思想解放的“新启蒙”时，没想到销声已久的“尊孔读经”亦随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新一轮“读经热”的始作俑者及其鼓吹者丝毫也不讳言其欲将儒学政治化、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企图，甚至比他们的前辈走得更远。
重温一下当年的“打倒孔家店”，我们不难发现，与陈焕章等人相比，中国当下的“新儒家”不仅价值取向如出一辙，其权欲和野心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而还妄想领衔二十一世纪，“东化”西方，统治整个世界。
对此，我们难道不该保持足够的警觉并给予必要的批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