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重刑思想的逻辑分析
内容提要： 法家有其独特的重刑思想的逻辑。以“民性”、“民情”为法家重刑理论的归宿，基于人性发展起“以刑去刑”的理论，着眼于轻罪重刑。法家总是把“富国”放在首要地位，否定了“富民”、“足民”的意义，只是单纯使用重刑。法家讲求“胜民”、“制民”、“弱民”，高度发达了告奸理论。法家重刑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被说成是善良的，是基于“爱民”、“亲民”而达到“利民”的。法家的重刑思想到秦灭亡前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致使其二世而亡。
战国纷争，各国图强，法家登上了政治舞台。秦孝公招贤，公孙鞅自魏入秦，三次进说孝公，终于获准采用“强国之术”，遂出现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旧的落后制度被新法取代了，新的制度被新法确立起来了，法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的同义语。国家的一切制度，举凡军兵、官爵、农政、赋税、刑狱、教育，都有法律规定，都由法律调整。封建化首先是法治化。同时，商鞅变法为秦带来并发展了法家学说，法家学说空前地发展了重刑理论。法的历史正义被等同于刑的绝对，法的合乎时宜被说成重刑的合乎时宜。重刑的专横、强暴与他们所阐发的法的客观准则性、公平合理性形成了尖锐矛盾。后来又出现了大法家韩非，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历史的发展，必将摒弃赤裸裸的重刑喧嚣，保留表明社会进步的法的内容。法的优越使秦国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而重刑苛法的无限度使用却不能保证它长期稳定的进行统治。这是因为，地主阶级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统治形式——法，农民阶级也需要适应自己生存的政治，无限制的苛重刑罚，他们是不会接受的。我们将主要对法家重刑思想的逻辑进行分析。
人性或人情理论是古代法律学说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人性、人情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学说。
法家不泛泛地谈论人性和人情。明君圣主不在论情说性之列，甚至众多官吏也被排除在论说之外。有关人性、人情的议论总是被紧紧限定在“民”这一方面。《商君书·错法》说：“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注：“生”原为“君”，据陶鸿庆说改。）又：“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在法家著作里，人者，民也；民者，人也。人性、人情与民性、民情是被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没有广狭区别。因而人性人情也被直接称做“民之性”、“民之情”。《韩非子·八经》既说“人情者，有好恶”，《制分》篇又说：“民者好爵禄而恶刑罚”。这种人性与民性的混同状况，与法家的全部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理论相一致——治国就是治民，现实中的君主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是在上者，能治民就是一切，其个人与人性、人情的瓜葛是微不足道的。
对于人性的历史发展，法家的基本认识是相同的。《商君书·开塞》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韩非子·忠孝》云：“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心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为用，不听上。”他们都承认先前曾有过一个民性纯朴而忠厚的时代，只是当今变得巧诈而虚伪了。不过，在韩非，这一理论没有坚持到底。《韩非子·五蠹》以“当今之世”的观念揣度古代，似乎远古时代也是利害充斥的时代。即令是天子禅让，也“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而能“轻辞古之天子”；而当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絮驾，故人重之”。其原因为“薄厚之实异也”，归根到底是利害不同。且远古没有争夺现象，也在于财货（利）不必去争：“人民少而财有余”，“草木之食”、“禽兽之皮”足够吃穿；当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因而，古代的人性并不值得怀念，它与当今的人性是相同的，只不过那时候的客观条件没有使它恶性膨胀罢了，而当今的人性是恶性膨胀了的。
那么，人性究竟是什么？它的发展前途如何？
《商君书·算地》云：“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又，“民之生（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智而权利。”“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错法》篇云：“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韩非子·心度》云：“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奸劫弑臣》篇云：“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制分》篇云：“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
法家之所谓性、情，囊括了饥食（饱）、劳佚、苦乐、荣辱、安危、利害、爵禄刑罚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饥而求食”、“荣而求佚”的正常生理要求（自然属性）是性、是情。而且社会组织甚至阶级社会所有的利害、荣辱、爵禄刑罚等社会内容（社会属性）也被纳入到性、情之中。人性不仅支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诸如饥而求食及求财利之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如辱则求荣、苦则索乐之类）；不仅支配着劳动生产和休息生养（如劳而求佚之类），也支配着人们的社会、政治活动（如求爵禄），等等。这个总揽一切的、博杂的性、情，总是以对立着的两方面存在于人本身，人们总是倾向于和争取着其中的一方，而力图躲避和摆脱另一方。这就是好恶。因而性、情就是好食恶饥，好逸恶劳、好乐恶苦、好荣恶辱、好安恶危、好爵禄恶刑罚，等等。好者趋之、近之、求之，恶者避之、远之、弃之；反之，就是违背情性的本来状态的。
法家以为，对于性情，既不能完全听任其自然发展，也不能完全悖逆它，而要牢牢控制它，合理地利用它，使其能符合统治秩序的要求。法家以为，构成人性的诸多因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本质属性，也有非本质属性，表现在人的行为中很是不同：
《商君书·算地》：“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欲广耳，非生（性）之常也，而为之，名也。”。
《韩非子·内储说上》：“□似蛇，蚕似□，人见蛇则惊骇，见□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孟、贲。”。
《商君书·说民》：“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而计利，死则虑名。”。
《韩非子·五蠹》：“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可以得贵也。”。
总之，好暖恶寒、好食恶饥、好乐恶苦、好佚恶劳等人性之常，可以被更高层次得求“名”之性压抑和克服，而不顾正常得生理、心理满足；好荣恶辱、好安恶危的人之常性，又可以被求“利”之性抹煞和取代，而不顾刑罚之辱名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