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基本理论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及应对方法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 是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还是更加注重大城市的发展， 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深入研究， 审慎决策。处在目前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导向发生偏差， 将会导致大规模的资源无效配置， 给未来的发展造成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本清源，廓清和正确把握城市化基本理论，才能遵循城市化基本理论和科学规律，推动中国城市化走向健康发展轨道。 一、中国城市化的历史经验教训：大与小 自1949年以来，中国过去60年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前的近30年，其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步伐。这主要是由于处在当时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采取了牺牲城市化发展的策略。 从改革初期（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20年左右可以划为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国家的城市化战略从限制城市发展，转变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是不均衡的，主要表现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量迅速增加，而城市平均规模显著下降，大城市数量偏少、发展滞后。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目前的10年左右可以界定为城市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期间，中央政府放弃了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正式宣布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政策。因此第三阶段是一个城市化更加均衡发展的阶段。 二、调查样本分析 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不仅可能在短期内存在，而且还可能存在长期的影响。本研究所关注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呈现的S形曲线关系不变方向和显著性不变且系数的变化不大，其余的变量表现基本类似，随着经济发展滞后期的增加，其显著性开始下降直到不显著，这表明长期以来，政府支出对城市化的经济发展中介影响机制较弱。 三、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非农业人口及非农产业活动一旦集中形成城市，即逐步产生集聚经济和规模效益。本来，农村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大量盈余抑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劳动力长期以来只能获得仅等同于其最低生存水平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工业部门（或非农产业部门）长期以来也就相应以低工资雇佣农村迁入劳动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不同。根据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及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边际劳动生产率通常为零甚至为负值，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这时即使城乡收入差距不大，但由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所以只要城市工业部门创造出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仍然会从农村迁向城市工业部门就业。农业劳动力甚至被降低到生存水平以下的收入水平，形成了过剩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脱出的推力。这一状态将一直持续到经济增长的刘易斯拐点。 四、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分析 传统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前的抑制城市化措施导致城市化滞后，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阻碍的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相比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正逐渐赶上。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S形曲线的前半段，如果制度障碍力度保持不变，则城市化滞后会不断拉大，正因为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度障碍逐步减弱，其综合效果是滞后，但既没有拉大也没有缩小，保持不变。 五、推进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目前，中国伴随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城市化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事关能否保证社会经济全面转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早日实现中国梦的大事。应该注意抓好以下几点： 要认真学习城市化基本理论，掌握城市化发展规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及城市化的实际，科学求是地借鉴和活用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成功经验。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为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在此改革基础上，从整个国家系统着眼，对城市化总体推进思路及相关制度安排做出顶层设计。 采取综合调控措施，逐步实现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以及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有序、协调地发展。这不仅是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重要经验。 加强农村基础建设，提高农村发展能力，控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特别要保证农民能分享城市化和现实化的成果。 六、结语 现有关于中国本文由收集整理城市化水平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参照得到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定位，主流的研究结论是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考虑到城市化的内生性，城市化政策应对注定是难有作为的；还有一种研究结论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得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平衡是一定的，即使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城市化滞后也是不存在的，城市化政策当然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