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产业结构差异之间的汇率贸易分析

一、引言近年来，中美贸易额不断扩大，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2010年1月至10月，中美贸易总额高达371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为2267亿美元，占中美贸易总额的61.06％。

中美贸易之间数量上的不平衡引起了美国政界、商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焦点之一即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汇率问题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人民币汇率低估论得到了美国政界的广泛认同，并以此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

克鲁格曼认为，由于人民币低估使得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获得了大量的非自然的成本优势，以至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能获得大量的顺差。

克鲁格曼甚至认为，中国操纵汇率是造成美国经济困境和全球失衡的原因，并敦促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例如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

这种观点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争论。

W.迈克斯科登（W. MAX Corden, 2009）认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普遍采用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即使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有一些国家采用了固定汇率制，IMF也未禁止固定汇率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缺乏理由的；并指出中国的高储蓄率才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

林毅夫（2007）则指出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提出人民币币值的问题真是原因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将其国内经济增长问题、失业问题归罪于中美贸易顺差的激增，并指责人民币币值低估，来转移国内选民对政策的不满。

尽管从政策分析上，学者对人民币汇率是否是影响中美贸易顺差的重要因素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是经验证据却不足。

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值得改进之处：首先，重在对我国进出口总量进行分析，而针对双边贸易的实证证据不足。

例如，卢向前、戴国强（2005）采用协整向量自回归分析法对我国1994年2003年的进出口数据定量分析，指出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影响显著，并存在J曲线效应。

曹阳、李剑武（2006）采用我国1980年2004年的进出口数据，通过AR—GARCH模型和英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两步法分析，指出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效果显著，认为随着汇率制度的改革，我国出口部门将受到冲击。

陈云、何秀红（2008）则采用ARDL模型分析了从1997年2006年按产业分类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认为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但对各产业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产业结构差异巨大，因此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结构和产生贸易摩擦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

对中国进出口总额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实证分析，能对我国的出口部门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但样本不包含美国的因素，忽视了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自身的贸易特点，不能解释为何中美两国贸易顺差巨大。

因此，讨论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对汇率的敏感性还需要从中美两国双边贸易的角度入手分析。

其次，在现有的针对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平衡与汇率的文献中，缺乏对各产业部门的区分。

例如，叶永刚、胡利琴、黄斌（2006）利用了1995年至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月度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存在显著影响，也不存在J曲线效应。

王胜、陈继勇、吴宏（2007）对1995年至2004年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进行了约翰森（Johansen）协整分析和格兰杰（Granger）检验，认为汇率对中美两国贸易余额存在影响。

这些文献分析了中美贸易与汇率之间数量上的相关性问题，却没有解释造成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

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阶段和规模不同；在双边贸易中，不同产业部门的贸易总量和贸余额也不同。

从总量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进行一揽子分析，仅能反映两国贸易在量上的关系，却不能反映质上的差异。

客观地回应人民币汇率之争，需要将人民币汇率对各产业的不同影响加以区分；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也需要考虑不同产业部门在双边贸易中的不同地位。

此外，已有文献对中美贸易最新的形势下的实证分析不够，样本区间较早。

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20％，加上此轮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而目前已有的文献采用的样本较早，且针对性较弱，对近期中美贸易争端的解释力有所局限。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充分考虑了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特点的显著差异，从中美两国分产业进出口贸易的层面上，利用ARDL—ECM分析框架，探讨人民币汇率对两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

此外，本文考虑到近期人民币汇率调整相对频繁的事实，采用了最新的数据，样本为1996年1月至2010年9月按产业分类的中美之间进出口贸易额与人民币名义汇率。

二、模型与实证检验（一）模型与方法在对进出口贸易额进行实证研究时，普遍的做法是建立模型，将贸易额作为相关国家的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函数，以获得进出口的需求弹性，以此判断货币升值是否增加一国的进口减少一国的出口。

巴赫马尼－奥斯库耶、柯斯瓦米（Bahmani—Oskooee, Coswami, 2004）在分析日本与其九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出口的汇率敏感性时指出，由于无法获得双边价格指标，名义汇率是唯一可以直接测度货币升值（贬值）对贸易影响的指标。

本文采取类似的方法，各行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建立如下方程：（1）式和（2）式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

为了考察名义汇率变动是否对进出口额产生J曲线效应，我们需要在模型中结合考察短期动态关系。

将（1）式和（2）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二）数据与实证结果本文的进出口贸易额采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1—digit—SITC名录下10类行业中美两国之间1996年1月至2010年9月双边贸易额；汇率采用经济学人情报部（EIU）公布的人民币每月平均汇率，计为：人民币/1美元；中美两国收入水平采用EIU公布的两国每月零售销售额作为衡量指标，并按单月汇率调整为美元。

首先，本文采用佩萨伦、辛、史密斯（Pesaren、Shin、Smith, 2001）提出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方法）和边界检验方法。

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无论变量是I（0）、I（1）或二者的混合均适用，无须进行单位根检验。

边界检验的零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