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远东的中国女强人】俄罗斯远东中国化
癌症夺去了我的容颜和爱情 1990年5月的―天，正在伊春市幼儿师范学校上学的我，左脸突然莫名其妙地肿胀起来，疼痛难忍。
看着镜中自己变得越来越难看的面孔，我吓坏了，赶紧给远在铁力市家里的母亲打电话哭诉：“妈妈，我的左脸不知得了什么怪病,肿得又红又亮……” 母亲葛淑珍连夜从铁力市赶来，当她面对我那像馒头一样高高肿起的半边脸时也惊呆了。
随即母亲便带着我去了省城哈尔滨求医。
经专家诊治，我患的是腮腺软骨肉瘤，必须马上动手术。
1990年9月20日，我在省城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后回到铁力家里静养。
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我以为，通过手术切除了肿瘤，很快就会痊愈。
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之后，我的病情会再次复发！ 1992年5月，我的左脸再次出现肿胀症状。
惊恐不已的母亲决定带我进京治疗。
我们先后去了北京天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市肿瘤医院……经过专家会诊，确诊为“腮腺软骨恶性肿瘤”。
专家私下里告诉我母亲，世界上目前对这种病的治愈率只有20%。
母亲听罢如五雷轰顶，她恳求医生帮她保密，千万不能把诊断结果告诉我。
从医院回住处的路上，母亲泪水长流。
母亲见到我后，却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安慰我：“医生说了，再做一次手术就好了。
”她把我安顿好以后，自己马上回家借钱。
父母为了给我治病，亲朋好友能借的都借了，半个月后，母亲终于筹集到3万元钱，接着我就住进了北京市肿瘤医院。
一天，我问天天给我打针的护士，我用的是什么药?护士回答说：“复达欣。
”我问多少钱一支?护士说：“138元。
” “啊……”我吃惊得尖叫起来。
我每天要打10支这样的药，那么一天光药费就得1380元。
“为什么要用这么贵的药，莫非得了难治的病?”我担心起来。
我借值班医生查病之机悄悄溜进医生办公室，找到了自己的病历，看完病历后，我只觉眼前一黑……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母亲坐在我的病床前抹眼泪，正巧护士进来给我打针，我一把抓过药品摔在地上并不停地哭喊：“我不要治了，既然是癌症，为什么还要用这么贵的药，花这冤枉钱?我们家已经欠下那么多债了…… “丽文啊――你可不能这么想，你的病还有20％治好的希望，哪怕只有一丝希望，妈妈倾家荡产也要救你……钱是人挣的，等你以后身体好了，咱再慢慢挣钱还……”母亲泪流满面，她紧紧地搂着我，苦口婆心地劝说。
几天以后，我终于从绝望中走了出来，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
1992年7月16日，我接受了第二次肿瘤切除手术。
手术前，专家给了我心理准备：手术中将要切断面部某些部位的神经，左脸会因神经组织的破坏而失去知觉；左眼也会导致睡觉时闭不严；手术后我还要度过5年的癌变期。
一个月后，缠住我面部的纱布被医生一层层揭下来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从别人的眼中已感觉到自己面目可憎。
我要在癌变期之前还清债务 从北京回到铁力，父母归拢了一下帐，为我治病共欠债6万多元。
这对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
一天，我的几位要好的同学来看我。
一位女同学看到了我的脸竟忍不住高声尖叫起来，这件事给我的刺激挺大。
同学们走后，我发疯般把家中的镜子砸碎，并冲着父母大喊大叫：“你们救我干什么?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看到我伤心欲绝，父亲叹气，母亲流泪。
外祖父住着手杖进来了，他用手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不孝的死丫头，你爹你妈为你治病欠了一屁股债，天天有人上门要债，愁得没有办法，你却以德报怨，看我不打死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 母亲一把夺去外祖父的手杖：“这是我的女儿，我自己能管！”说罢抱住我放声大哭。
外祖父连连叹息“唉，唉，欠下那么多债，牛年马月才能还上啊……” 外祖父的话，就像锥子扎在我的心上，我扪心自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为了救我，父母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代价，父母的养育之恩未报，我却只顾沉溺于自己的痛苦中无法自拔。
我心里百感交集，望着为我的病几乎操碎心而且日渐苍老的父母，一股深深愧疚涌上了我的心头。
1992年10月23日中午，我把一幅剪纸《母女情》和一幅国画《扬起风帆去远航》交到母亲手里，说：“妈妈，我要到绥芬河去。
”母亲吓了一跳，以为我开玩笑。
我拉着母亲的手认真地说：“妈妈，家里为我治病欠下6万多元的债，光靠你和爸爸的工资不吃不喝也不知要还到哪一年……我想趁我现在身体状况还比较稳定，出去走走。
” 我从小倔强，母亲知道无法阻止我，只好流着眼泪和父亲商量。
父亲沉吟良久，说：“出去闯一闯也许对她的身体有好处，就让她去吧！” 第二天，母亲从她一个老姐妹那里借了300元钱送我去火车站，她反复叮嘱我：“要是不顺利，就赶紧回家。
” 自己当老板 绥芬河经商大潮汹涌澎湃，这座不大的小城挤满了中国人和俄罗斯人。
市区面积非常小，最长的一条街道也不到500米，这个过去仅有2万多人口的边境小镇因中俄边境开放而活跃起来，大街小巷人头涌动。
据有关部门统计，一天之内这里的流动人口超过了10万 ，我不到一个上午就把绥芬河转了个遍，重点地段转悠了十几个来回。
中午坐在―家小饭店吃面条时，绥芬河市区的每一个角落我基本上都了然于胸。
可是我手里没有本钱。
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租一间房子开个小商店。
因为这里的流动人口多，商店却少得可怜。
吃饭时，我便与开饭店的大姐聊上了。
大姐也是外地来的，待人热情。
她告诉我，小饭店的隔壁有一个6平方米的“棚子”要出租，这地方开个小商店挺合适。
好心的大姐把房东介绍给我，我以每月200元的租金租下了棚屋，并当场交了半个月的租金。
我打扫好棚屋并用剩下的100多元钱去批发点进了点货，又从房东家里要了床破被搭了个简易地铺……棚屋便成为我安身立命的家和经商的“战场”了。
钱少，进货雇不起人租不起车，每次进货我都像蚂蚁搬家―点点从批发部往回搬。
有一次雨雪天，我扛着―箱啤酒回去，由于路滑，一连摔了三、四跤，浑身像个泥人。
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家挪，一会儿扛，一会儿搬，―会儿拖。
外面冰天雪地，可我的身上却淌着汗。
当我第五次滑倒，坐在地上真的不想再站起来了，满身的疲惫连同满腹酸楚一齐向我袭来，我趴在啤酒箱上失声痛哭…… 小商店的生意非常好。
我跟邻居们的关系相处得也不错，大家都喜欢到我的小商店里买东西。
我仅有的100多元钱，有时一天能周转几个来回。
半个月不到，我就赚了1000多元。
我把赚来的钱寄给了家里，母亲远在铁力市捧着我的平安信和汇款泪流满面。
母亲叫来已经下岗在家的大姐和姐夫，要他们跟她―起来绥芬河：“我们一起去看看丽文在那里做什么，她一个人在外面我不放心，如果那里真容易挣钱你们也留在那边做生意，也好照应她；如果很苦，你们就帮我把她‘绑’回来。
” 母亲见到我时，我正蹲在炉子边上掏灰。
我患病的左脸因天冷肿得老高，右脸颧骨突起，腮部凹陷，鼻子上蹭了一块黑灰，发套上落满了灰尘，像一蓬干草…… 哪像风华正茂的22岁姑娘？ 母亲凄苦地叫了声“丽文！”我做梦也没想到母亲会来绥芬河。
我愣了―下，不顾一切地扑进了母亲的怀里。
母亲不忍心再让我吃苦受累，对我说：“把小店留给大姐经营，你跟我回去，咱不能为了挣钱把命搭上！” 看着母亲哀伤凄惋的眼神，我动摇了。
最后，我答应把小店交给姐姐管，但自己却不离开绥芬河。
正巧，绥芬河一家公司招聘有美术基础的业务员，我前去应聘，凭着良好的美术基础，我被录用了。
公司包吃包住，月工资500元。
在公司上班，风雪吹不到，环境待遇都不错，母亲这才放心地离开了绥芬河。
我进公司后不久，一位搞旅游的朋友告诉我旅游能赚钱， 我便悄悄与朋友合伙搞起旅游业务，一年多竟赚了不少钱。
后来绥芬河政府整顿对俄旅游市场，我和朋友没有正式的旅游公司，只好退出。
1995年4月3日，我与朋友合股组建了绥芬河市辛地经济贸易公司。
我是二股东，任公司副经理。
这一年，我不到25岁。
公司成立后，我与合伙人紧密配合，完善管理，小心经营，公司生意日渐兴隆。
至此，我不仅还清了治病欠下的所有债务，还有了一定的积蓄。
越过癌变期的苦恋 1995年5月23日下午，我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与贸易伙伴洽谈完业务回旅馆的路上，发现了一个中国男青年躺在路边，我动了恻隐之心，请出租车司机帮助我把这个昏迷不醒的中国同胞送进医院。
后来得知这个青年名叫吕志，是北京一家大公司设立在绥芬河的分公司的经理。
他上任后的第一笔生意就被骗了，这两年他一直常住俄罗斯向贸易伙伴讨债。
没想到，这一次他没要到一分钱不说，还遭到俄罗斯黑社会的抢劫，差一点送了命。
吕志在俄罗斯已身无分文，我帮他付了医药费，还买了许多营养品去看望他。
吕志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异国他乡，没有什么比在落难之时得到关怀和帮助更使人感动的了。
吕志激动地对我说：“郭小姐，你救了我一命，我永生不会忘怀。
回国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地报答你！” 我笑着说：“你不用太客气，人与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就像我几年前要不是许多人慷慨相助，我也不会有今天。
”于是，我告诉了他自己得病前后的经历，吕志当时感慨不已。
在我的资助下，吕志回国了。
回国不久，他就被调到北京。
在离开绥芬河的前一天晚上，吕志请我吃饭，并向我倾吐了他对我的爱慕之情。
这是我最渴望得到的，可我却不敢接受。
我坦诚地对吕志说：“我的癌变危险期还没过，我不想拖累你。
” “你别再关闭自己的心扉了，”吕志诚恳地说，“我是真心爱你，让我与你一起承受所有的苦难和不幸吧！”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回到北京后，吕志一遍遍地从遥远的北京给我打电话，反复对我说一句话：“丽文，我愿为你一生守候。
”每次放下电话，我都会泪流满面，这是感动与幸福的泪水。
1997年2月，我去北京出差，事先得知消息的吕志去机场接我。
相见的刹那，我们俩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汹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997年5月16日，我手术后整整5周年。
我的左脸恢复得很好，我终于逃过了死神的追踪。
这天，我兴奋地与铁力市父母通了电话，我和母亲同时在电话两头哭了。
吕志这晚也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这个电话整整通了两个小时，吕志对我深情地说：“丽文，你的癌变期已过，我们的苦恋也该结束了。
” 1997年国庆节，我们终于在北京登记结婚。
当我手捧着大红结婚证书时，幸福的泪水滚滚而下。
打拼俄罗斯成为女强人 婚后，吕志留在北京工作，我又回到绥芬河，边境小城虽然不大，但这里有我的事业。
我们俩一齐努力，用了三年时间，积累了一笔资金，在北京买了一处房子，筑起了爱巢。
2000年5月，我的合伙人退出了公司。
为了谋求新的发展，我决定开进俄罗斯远东大森林，专门做木材生意。
我在滨海边疆区的伊曼市建立了独资公司，每月都向国内发十几车木材。
自从中国“封山育林”以后，国内的木材需求大部分都来自俄罗斯远东。
木材生意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做圆木生意获利越来越小，到了淡季，甚至还会亏本。
经过考察，我认为在俄罗斯开办木材加工厂，按照国内木材商的要求加工板材利润可观。
要板材的客户太多，为了赶活，我们人休机器不休，昼夜加工。
当时，大部分劳动力都是从俄罗斯当地招的，工作不熟练，为了让工人尽早熟悉每一道加工程序，我几乎黑夜白天都呆在加工厂里，指挥着工人干活。
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我一天仅睡五、六个小时的觉。
2001年9月，我的资本已积累到了200多万。
这时，一个新的机遇降临，我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
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犹太自治州距比罗比瞻市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远东最大的国有林场，该林场前期被北京一家公司和大连一家公司联合买断承包经营。
两家公司合作经营了两年，因管理混乱，经营亏损，被俄罗斯地方政府强行拍卖。
该林场树种多，木材蓄积量达几千万立方米。
同时，这里办公楼面积有500平方米，有两条铁路专用线，有天吊、龙门吊等装卸设备，还备有油库，有36辆运材车辆，而且，采伐设备齐全……如果将它买下，其前景非常看好。
我不想错过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果断地做出决定，卖掉伊曼的木材加工厂，又与哈尔滨一家公司合作，先用300万元买下了这个林场，接着，又申请了4个木材采伐区。
从2001年9月到2002年4月，我们一共采伐木材50000多立方米。
为了把木材运出去，我们还租用了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最大的货场――高尔基区吉普中心货场。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哈巴罗夫市工业区内与俄方合作建立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木材加工厂，把圆木加工成板材运往国内…… 现在，我们的生意红红火火，好多中国大客户都上门购买我们的圆木和板材，我也被他们戏称为“俄罗斯远东的中国女强人”。
现已32岁的我，回想起患病期间所走过的风风雨雨，真是感慨万千。
虽然前面的道路还会坎坎坷坷，但我坚信，只要自己不趴下，就一定能够到达理想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