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戈登]戈登
记得40多年前我上初中的时候,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高度评价”,把帮助清政府打败太平天国的戈登骂了个狗血淋头。
“文革”后读一本重新印刷的旧版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史纲要》,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标题下,又见有戈登的名字:“1863年3月,在李鸿章和英国侵略者官方商量之后,由英国军官戈登统领‘常胜军’,并以……联兵反扑……”后来经过一次“风波”后,布置全国重学伟大领袖著作,我看见对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的评价已经达到了与孙中山同一级别:“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 由于以上持续几十年的教育,我深信了“太平天国好得很,戈登是个大坏蛋”。
如果以后不再看其他书报,相信此念头绝不会动摇。
不料我后来到处乱看书,居然又看到了很多“揭发”太平天国“斑斑劣迹”的文章。
特别是潘旭澜写的《太平杂说》,大胆“透露”了洪秀全及其“战友”们的腐化堕落和血腥内讧,颠覆了我对这一所谓“革命”的良好印象。
洪秀全“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最终给自己寻找到的是“88个妻妾”。
还有他们的互相残杀――“韦昌辉奉洪秀全密诏,杀了杨秀清……两个月里总共杀了官兵两万余人……”如果这也叫“先进的中国人”,那中国历史上一切荒淫无耻的暴君,都有资格与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相提并论了! 不过最叫我震动的,还是看到了马克思的评论。
1862年6月,马克思撰写了一篇《中国记事》,尖锐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没有任何口号。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
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何等形象而又尖刻――等于说,对老百姓而言,清政府是混账,太平天国恐怕是混账的加倍。
马克思蔑视太平天国“没有任何口号”,其实他们还是有的,比如被很多人反复津津乐道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提出了“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之类美丽的口号。
然而这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个大忽悠,他们从来没有实行,洪秀全们实际做的与“口号”完全相反。
换言之,即使他们造反成功得了天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可能比清政府时还要苦。
我这样讲,并不表明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就是对的,更不是在“挺”帮助清政府打太平军的戈登。
太平天国――特别是到后期,与清廷的厮杀,实际上都是为了两个统治集团的私利,与天下老百姓的福祉已毫无关系。
在此背景下,也就没有必要去追问对这两个集团的感情倾向了。
至于这个戈登,首先,他这个“帝国主义”的身份,是一定不可忘记的,“政治本质”是“大坏蛋”,这个标签必须打上;其次,客观地说,他不像李鸿章那样冷酷残忍,也有人道和追求诚信的一面。
有史料证明,戈登坚决反对杀降杀俘,哪怕是原来与他不共戴天的“太平军”――1863年11月,清军和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围攻太平军据守的苏州城,久攻不下。
清军首领和戈登与苏州城守将郜永宽谈判约定,郜如果率部投降,戈登担保郜及其部下的生命安全,并赏赐一定官职。
12月4日,郜永宽等八将领趁开会之际杀死苏州太平军主将谭绍光。
12月5日,郜打开城门迎接清军进城。
不料李鸿章不但没有给予“反正”的八将领任何赏赐,反而将其全部斩杀,接着并将数万投降的太平军也一起诛杀。
戈登闻讯勃然大怒,指责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
于是他与李鸿章彻底决裂,“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并坚决拒绝了朝廷的一万两赏银和李鸿章战前决定的七万元银洋的“犒赏”。
戈登的“愤怒”使我认识到,在那个暗无天日、人命如草芥的时代,居然还闪现过“人性”和“信义”的光芒。
只是非常可惜,这孤孤零零的如豆光芒,竟然是从我们长期认定的一个“外国大坏蛋”那里发出来的。
我们也许可以谴责戈登在此之前的一切行为,咒骂他“勾结满清王朝,镇压革命运动”等等,但他坚决反对“杀降杀俘”这一点,远比本土的那些刽子手人道得多。
我们看到了,当今通行全体文明世界的某些普适游戏规则,当初也曾经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敌人所坚持。
其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残暴的日军违反了戈登当年坚持过的不杀降不杀俘,更不杀老百姓的“文明规则”。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谴责日军的另一个大罪行“侵占中国首都”,但这一罪行与屠杀几十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相比,后者更加丧尽天良,更不会为文明社会所容忍。
所以我们谴责“南京大屠杀”的声音,永远要高于谴责“南京大侵占”。
假如当年戈登身临李鸿章“杀降杀俘”的现场(可不可叫“苏州大屠杀”?),他会不会挺身而出制止李鸿章的残忍行为,并因此而在历史上留下好一点的名声?我认为,那可真是很说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