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的“真实评价”与《爱默生》

1883年10月至1884年3月，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第一次到美国讲学。此次美国演讲之行的高潮发生在波士顿，在那里他作了备受争议的演讲——《爱默生》。在这篇演讲中，阿诺德对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兼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作了深刻评析。他指出，爱默生虽称不上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或文豪，也算不得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是，爱默生却比伟大的诗人、作家或哲学家对于人们的意义都更为重大：他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助手和朋友，是希望和幸福的坚守者。爱默生的《散文集》则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英语散文作品。

阿诺德对爱默生的这个评价立即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界人士对此观点议论纷纷、褒贬不一。爱默生的家乡波士顿以外的美国人对此观点并未感到惊讶，有些地方甚至以观看波士顿人因自己的偶像在公共场合被打碎而受窘为乐。美国的《文学世界》杂志认为，虽然爱默生并非完美无缺，但是阿诺德的评析却表明他的批评品位不高。《国家》杂志则认为这是一篇漂亮、精致的批评，还有人认为，虽然阿诺德的论点正确，但他在评论时不够讲究方法和技巧。阿诺德为什么会对爱默生作出如此评价?他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是什么?。

阿诺德在年轻时曾深受爱默生影响，并与爱默生有过一面之交。早在牛津大学求学时，阿诺德就对爱默生心怀敬意，并把他比作“美国的纽曼”。1842年，爱默生常常是阿诺德与其弟汤姆及好友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西奥多·沃尔龙德(TheodoreWalrond)每周日早餐聚会时的讨论对象。1841年及1844年爱默生的两本《散文集》一出版，阿诺德就迫不及待地买来阅读。1848年的一个周末，拉尔夫将这位“双肩浑圆，态度温和谦恭，一点也不像是‘自立’先知”的爱默生介绍给阿诺德，于是一场愉快的见面开始了。然而，时光的磨蚀会削弱短暂的激情，会抛弃一时的偏好。思想会随着知识的积累和阅历的丰富而日趋成熟，年轻时的美好印象不一定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晚年的阿诺德克服了早年的个人喜好，并克服可能由此带来的异议，将爱默生置于世界名家的标尺下，坚持真实地评价爱默生。

首先，爱默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诗人。阿诺德赞赏弥尔顿关于诗歌应当简单、热情、赋予感官的观点，推崇简洁明快的语言和质朴无华的诗风。因此，他尊崇荷马的"字句朴素、观念简洁"，乔叟的"词藻和谐、行文流畅"。他盛赞彭斯的简朴有力，华兹华斯对待主题的直接自然。这些大诗人们全凭诗歌朴素、忠实的表现力来发挥卓越效果。相反，有些名家却在这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是世界文豪莎士比亚也不例外。阿诺德指出，莎士比亚才气超群，无与伦比，但正是这一优异的表达才华往往使其弄巧成拙，由此掩盖了他的其它卓越处。"莎士比亚在语言中似乎尝试过各种风格，惟独没有尝试过质朴无华的风格"，由此，在莎士比亚的一些最杰出的悲剧，如《李尔王》中，"主要几幕使用的语言非常矫揉造作，莫名其妙地拐弯抹角，并且晦涩难懂，你必须将每段话读上两、三遍，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按照这个标准，阿诺德深刻指出，爱默生的诗歌不够简洁明了，句子的主语和宾语常常难以区分，他的大多数诗歌迷失在象征和典故里，晦涩难懂，缺乏力量，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阿诺德甚至认为，爱默生几乎没有写过一首整体上明晰有力、值得称颂的诗歌。他的诗歌甚至比不上朗费罗的《桥》，或是惠蒂埃的《学校时光》。因为这两位诗人的诗歌优美自然、清新晓畅、形象鲜明、语言朴素。在爱默生的诗集中，纯粹平铺直叙的诗行或诗篇，也是凤毛麟角、难得觅见，只有雄壮、恢宏的《康科德碑颂歌》是个例外。虽然爱默生的诗歌中偶尔也有个别清晰坚定的语句，其清雅堪比阿诺德所推崇的格雷的诗歌。但是，爱默生的诗歌只是一系列的观察和描绘，缺乏格雷诗歌中那种令诗歌深化和升华的积极的、令人满意的波折。

其次，爱默生也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或文豪。在阿诺德的心目中，伟大的作家或文豪应当是像西塞罗、柏拉图、培根、帕斯卡尔(Pascal)、斯威夫特、伏尔泰等这样有思想、有风格的作家。好风格是伟大作家的标志。他们的风格是真实可靠的，体现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中。"艺术家不同于艺术爱好者，在于他掌握了最高意义上的建筑艺术，即创造、构思、组织的实际能力，而不在于个别思想的深邃，意象的丰富或例证的充分。"作品中绚丽多彩的篇章，并不能证明作家就有风格，风格存在于整部作品的有机架构中。因此，精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单一事件、单一场景，但是整部作品"冗长、重复、缺少主题"的拜伦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伟大体现在他与英国非利士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中。虽然济慈的《伊萨贝拉》是绚丽多彩的词藻和意象完美的宝库，几乎每个诗节都有不同的生动活泼的措词，使描述的对象在想象中闪耀，使读者的感官得到欢快的刺激，人们从这首诗中可以引用的妙言警句甚至比索福克勒斯尚存的全部悲剧作品中所包含的还要多，但是由于"诗人构思不力，组织松散"，因此，"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失败的"。同样，尽管爱默生的文章有的优美悲戚，有的精练机智，有对人生精辟的警句，也有对自然细致的观察，但是，它们仅仅是一些精美的片段，而没有有机地构成整体。他的诗歌体系并没有形成好的整体架构，没有伟大作家的风格。因此，爱默生也不算是伟大的作家。

再次，爱默生也不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有的评论家认为，即算爱默生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甚至没有大文豪的风范，但他还是提出了一种哲学，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对此，阿诺德指出，爱默生的哲学因为没有演进，所以他也称不上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阿诺德评论说，柏拉图既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对话以一种精美的文学形式阐发了他的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康德，严格地说都不是伟大的文豪，他们的作品不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他们作品中的建设力量构筑了一种哲学，因此，他们是伟大的哲学家。而爱默生的哲学观点因为没有演进，没有发展，其力量不足以建构一种哲学。卡莱尔在谈到爱默生的《日晷》(The Dial)杂志时，也曾指出爱默生的创作不够简练，"太超凡，太理论化，沉思味太浓。"爱默生的演讲缺乏诸如人们的生活、美国的森林之类的具体事物和优美情节。爱默生本人也知道他的方法的弊端，他准确地指出自己哲学作品的缺陷，他倾向于精确的风格："我坐在这儿读写，几乎没有系统性。就文章而言，写出来的只是些片段，段落之间难以理解，每句话都是令人生厌的小词。"而斯宾诺莎、康德等伟大哲学家的作品却不会如此。

也有的评论家提出，虽然爱默生的诗歌的确很抽象，他的哲学也实在太含糊，但是他的散文《英国人的特征》(English Traits)却属于上乘佳作。对此，阿诺德仍然坚持运用比较法，用最高的标准来评判。他认为，和蒙田、艾迪生这些记录描述人类生活和性格的一流作家的同类作品相比，《英国人的特征》要逊色得多。因为爱默生的《英国人的特征》与具有一流文学天赋的霍桑的《我们的老家》(Our Old Home)一样，都没有做到足够的客观。爱默生在《英国人的特征》中是个宽厚的观察者。他的宽容源于他的"持久的乐观"，虽然这是他伟大的根源，但这种乐观使他无法作出客观的观察与评价。

尽管在阿诺德的眼中，爱默生称不上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或伟大的哲学家，但是，阿诺德指出，爱默生对人们的意义却非常重大：他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助手和朋友，是希望和幸福的坚守者。由于阿诺德推崇思想对于整个社会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方面，所以这样一个评价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中肯不凡，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阿诺德认为，爱默生的睿智思想，将人们精神生活中的许多观点都想到了。虽然他没有将它们纳入一个体系，但是爱默生的表述却比将它们体系化更加实用，更为有效。爱默生的很多思想闪烁着充满乐观、催人奋进的光芒，譬如：“相信自己，每颗心都能与真理产生共鸣”；“性格决定人生的一切，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超灵’的神力，每个人的思想都融入其中，这是我们心灵沟通的渠道”；“生活应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更高的起点将展现更美的风景”；“善是永无止境的追求，虽然不能尽善尽美，但它弥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我们近在咫尺”；“孤傲的性格是人致命的缺陷”；“人们应当拒绝安逸和放纵”；“补偿是生活的伟大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美国你找不到一种不合时宜、不讲体面的情况”，等等。这些观点给人以精神的熏陶、智慧的启迪和生活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创造辉煌业绩。

对于爱默生的这些思想，阿诺德仍坚持用客观公允的态度来评判，在尖锐指出其不足之处时，充分肯定了其中的积极意义。首先，这些思想观点的确是令人精神振奋的，但冷静思考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思想对现实生活和自身状况有种太过满足的危险。事实上，阿诺德认为，美国和英国的民众都对自己过于自信，有些人因此而逐渐沉溺于一种无聊可怕的生活。虽然阿诺德看到的新英格兰的一角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他仍深信美国小说中对新英格兰农场破败不堪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为此阿诺德强调，新英格兰人和英国人一样，他们要确定的应该是他们的信仰是否正确；要弄清楚的不是生活方式已经很好，而是必须改进这些生活方式；在物质财富激增的情况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物质财富仅仅是达到人性全面和谐完美的手段：幸福的本源不在于追名逐利，而在实现人性全面和谐完美的发展。

其次，阿诺德深入阐释了爱默生思想特色形成的原委。阿诺德认为，爱默生的这些思想观点正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当时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传统的精神信条和伦理规范已轰然坍塌，新兴的资产阶级亟需构筑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观来引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当时爱默生所能做的惟一正确选择就是要绝对而普泛地肯定它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当时所面临的固有狭隘思想筑起的障碍藩篱，打开新思想的入口。如果爱默生选择了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权宜之计，那么他的观点要么早就被激起更猛烈的反对，要么根本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同时，阿诺德指出，尽管爱默生的观点充满乐观精神，他坚信一切都会产生好结果，但是爱默生并不是盲目乐观，他比其他人更敏锐、更清楚地看到并勇敢地揭露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他祝贺华盛顿早已幸福地去世，不必亲眼目睹美国政治的龌龊卑鄙；他尖锐地批评美国两大政党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他甚至觉得自己团结新英格兰人开展慈善活动的做法也是无聊透顶的。

再次，阿诺德在更高层次的意义上肯定了爱默生的积极贡献。他指出，爱默生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那令人钦佩的洞察力，也不在于他那弥足珍贵的真理，而在于浸透其身的充满希望、宁静而美好的性情中。爱默生曾说过评判一个人的人生要根据他是否有希望及其希望的大小。阿诺德高度评价了爱默生这一深邃的思想，指出这是爱默生存在的根本，在他的一生中从未消失过。在爱默生悲伤地承认其文学力量和来源不完美时，他的希望仍在；即使到了晚年，老朋友相继离世，生命渐逝，爱默生的希望依然如故。

阿诺德认为，希望与幸福携手同行。坚守希望，坚信幸福，使爱默生的作品无价。阿诺德指出，爱默生的《散文集》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英语散文。还指出爱默生的作品比卡莱尔的更重要。尽管卡莱尔有天赋，有正确的教诲：工作是高贵的，正直是必要的，要热爱真实、憎恶虚伪；但是，他却因猛烈地抨击人们对幸福的渴望而与希望无缘。在卡莱尔看来，心灵可以休憩的秘密在于停止对幸福的渴望，人们要学会安慰自己，如果生来或注定是不幸福的，那该怎么办?对此，阿诺德指出卡莱尔的人生态度不足取。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和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都曾说过，对幸福的渴望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如果告诉人们他们寻求幸福的方向错了，或者在一个没有真正幸福的地方寻找快乐，兴许人们还能理解并坦然面对；但是如果告诫人们根本不可能有幸福并要求他们停止对幸福的渴望与追求，那只会让他们感到困惑迷茫和不知所措。

幸福是爱默生的信条。有人指出爱默生太乐观了，因为美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代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好。阿诺德认为，也许这一代，甚至随后的几代美国人也同样会辜负爱默生的希望。但是，坚信幸福在于精神生活中，希望这种精神生活将越来越被理解、盛行、广为实践。美国人中只有两个人：富兰克林和爱默生，在希望和勇气上表现的乐观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两个是美国作家中最出色、最值得尊敬的，具原创性、有价值的。虽然智者都知道保持勇气和希望的必要性，知道“希望”是——用华兹华斯的话说——“上帝为了他自身的荣誉，放在人们受苦心灵上的最大的责任。”然而，“责任”指的是要经过努力奋斗，力争保持希望不被破灭。而富兰克林和爱默生却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悠然，一种振奋人心的快乐，保持着他们的希望。

阿诺德坚持客观公允的评价标准，在克服个人早期偏好和外在因素干扰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比较法，将爱默生的作品置于世界文学同类佳作的标尺下，进行超然无执的真实评价。一方面，指出了爱默生在诗歌上的恢宏风格、文学的整体架构和哲学的演绎推理、散文的客观描述方面存在的欠缺，同时又高度评价了爱默生的思想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在他眼中，爱默生的高大形象依然可见，他站在波士顿湾，或是家乡康科德，一只手指向东方，指向辛勤劳作的英格兰，为英国人指明了自由、欢乐和希望；另一只手则指向成长壮大的西方，指向他热爱的美国，为美国人展示了他的高贵、优雅与宁静。

本栏责任编辑：孔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