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媒体的对华报道看虚假新闻的“传播力量”】印度媒体怎样报道中国
摘要：近年来，印度媒体不惜借助虚假新闻和炒作负面新闻，一窝蜂地群起攻击中国，尽管中印双方对此多次进行澄清，但虚假新闻仍然在左右一些人的思想。
本文将从印度官方缘何无力控制媒体言论、媒体缘何自发报道“中印话题”、受众缘何深受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力图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以帮助业界人士理解印度媒体的对华报道，并作出正确决策。
关键词：虚假新闻 中印关系 对华报道 官方澄清 近年来，印度媒体接二连三地发表关于“中国威胁印度”的各种虚假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甚至用“歇斯底里”这个词来评价这一现象。
2010年九、十月间，中国记者团在印度访问时，发现以下两则新闻左右了印度民众对华的认知：一是《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印控克什米尔军官贾斯沃尔访华被拒，中印两国军事交往被取消”；二是《印度快报》援引《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向巴控克什米尔派遣驻军。
这两则新闻，从信息源、报道内容以及报道手法来看，都违背了新闻真实、客观的基本准则。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表示：“对那些捕风捉影或者无中生有的传闻，要寻找途径来迅速予以澄清。
” 尽管中印双方都对这些虚假新闻进行了澄清，但是它们却仍然能够左右一些人的思想。
为何虚假新闻的“传播力量”如此之大?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官方澄清滞后且无力。
难以控制虚假新闻的传播 官方在虚假新闻形成强势后方介入，澄清工作严重滞后。
多年来，印度媒体对华报道形成了特有的模式：首先寻找中印关系中的敏感话题，然后某家媒体捕风捉影在头版头条进行报道，接着其他媒体跟风炒作，短时间内这些虚假新闻形成强势影响舆论，最后官方察觉事态的严重性后出面澄清。
一般来讲，一次完整的谣言传播通常会经历形成期、高潮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
印度媒体的虚假新闻，首先因其事件的重要性而引发少数人的讨论，这种讨论通过人际传播滚雪球般地扩大，进入谣言传播的形成期。
而后，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开始对谣言进行加工、再创造，使得谣言很快呈燎原之势，参与传播的人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虚假新闻传播的讯息被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解码、理解、认同。
当公众普遍知晓、认同后，传播达到或者接近一种平衡状态，谣言进入高潮期。
随后慢慢进入衰退期。
此时，谣言已经形成，舆论效果已经达到，公众对该新闻事件已经形成了第一印象，官方的澄清明显滞后，已无法产生显著效果。
与中国不同，印度实行的是民主议会制，政府对媒体不具约束作用，媒体是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
虽然印度媒体也受经济、司法等因素的制约，但其仍然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来表达与政府不同的声音。
在印度，通常任何机构都难以强迫媒体发表它所不想报道的新闻言论，也难以强迫媒体不去报道某一新闻。
政府部门只能通过公关方式争取媒体的配合，譬如印度外交部就设有专门的公关机构负责媒体对外交政策的报道。
因此，即使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澄清，媒体也有权质疑官方的声明是否属实。
媒体可能持怀疑的态度，对官方澄清不予报道或者对官方澄清进行另一种解读。
在一次中印媒体讨论会上，《印度斯坦时报》编辑普拉米特・乔杜里当面回敬一名称“媒体是麻烦制造者”的外交官员道：“你们看看他就知道，印度政府官员可信吗?”由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可见一斑。
在一个“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媒体作为社会的有力参与者，独立自主地报道新闻。
而政府难以干涉媒体的言论，又没有足够的渠道及时传递自己的声音，这使得政府掌握的一些真实信息难以及时、迅速地传递给公众。
在这种情况下，虚假新闻信息流大于官方澄清的真实信息流，从而使得虚假新闻的影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或消除。
媒体对华报道肆无忌惮，虚假新闻铺天盖地 在印度，政府难以控制媒体的言论，媒体通常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
可是，大千世界，话题诸多，为什么印度媒体偏偏喜欢说那些“中印摩擦”的话呢? 媒体竞争激烈，中印话题成为生存法宝。
目前，印度平面媒体有5000多家，总发行量近6000万份，居全球首位；电视台有500多家，居全球第二；互联网用户约有8000万，居全球第三。
这些媒体尤其是主流英文媒体多为私营，依靠广告维持生存，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为此，许多媒体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地力图在首发新闻、独家新闻和深度报道方面赢得竞争优势。
在此背景下，中印话题无疑成了印度媒体吸引公众眼球、占领新闻市场的一面招牌。
BBC曾经如此评价印度媒体：“任何一家印度主流媒体，如果一期没有几条重要的中国新闻压阵，就很难拿出手。
” 为了取得热点或突发新闻的“首发权”，印度媒体常常不经核实便抢发消息。
以印度CNN著称的英文新闻频道“TimesnOW”在接到“中国向巴控克什米尔驻军”的消息后，未经官方确认，便赶紧制作一档栏目，把这条新闻抢播了出去。
其主编阿那布如此解释该行为：“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新闻必须拼抢。
我们的新闻频道之所以可以成为全国收视率第一的英文新闻频道，就在于我们能够比别人更及时地报道突发新闻。
” 更有甚者，即便核实是虚假新闻，印度媒体为了吸引受众，依旧照发不误。
譬如《印度时报》在接到“中印边界发生流血冲突”的消息后，打电话到国防部核实。
国防部称绝无此事，纯属谣言。
但《印度时报》前线记者认为新闻可靠，后方编辑认为新闻重大，即便不实，也能制造轰动效应，于是坚持刊发该条新闻。
由此可见，在传媒商业化的大环境中，印度媒体为了获得娱乐性、刺激性、轰动性，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
权势集团左右媒体，炒作中印摩擦攫取利益。
在印度，媒体往往代表着一些权势集团的利益，各权势集团都会利用媒体相互攻讦，谋取自身利益。
印度实行民主议会制，政党林立，反对党要攻击执政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抹黑”，即一面渲染“中国威胁论”，一面指责政府对中国“软弱、绥靖”。
譬如2009年9月，印度在野的人民党和社会党先后以“中国多次侵犯印度边境地区”为由抨击国大党政府“软弱无能，向中国妥协”，其主要目的不在于中国真的怎么样，而是为了丑化政府形象。
赢得公众支持，积累政治资本。
譬如印度军方、情报部门通过媒体夸大“中国威胁论”，以影响公众舆论，然后通过这种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对中国的挑战立 刻作出回应，增加国防和军事开支。
而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渲染“中国威胁论”，则是希望中央下拨更多的资金。
由此可见，中印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新闻事件，而是被权势各方当做博弈的一种利器。
可以说是权势集团的对华态度决定了媒体的对华态度，这使得有关“中印关系”的虚假新闻更加肆无忌惮。
借由中印话题释放情绪。
受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一些印度公众对华舆论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许多人采取的立场是反对任何向中国妥协的行为。
印度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拉奥表示：“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在中国，可能提及此事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对于印度人却一直刻骨铭心。
这件事对印度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而消除这种影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目前，在许多印度人的心目中，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者”、“入侵者”、“背信弃义者”等负面形象，有些印度人甚至认为是中国无端发起战争，给印度带去了灾难和屈辱。
而在印度年轻一代中，印度崛起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担心中国会阻碍印度的发展。
印度媒体为了迎合公众，往往投其所好地制造和报道有关“中印关系”的虚假新闻。
一位印度问题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都知道中国怎么回事，就是不能公开说出来。
谁说谁就是亲华、亲共、反印、卖国。
”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浓厚氛围下，虚假新闻得以在印度媒体上大行其道。
真亦假时假亦真，印度民众倾向接触虚假新闻 让人费解的是，现在已经不是“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盛行的年代了。
如果公众不接触或者不相信虚假新闻，那么虚假新闻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靶子的空弹”，那到底为什么一些有关“中印关系”的虚假新闻能够在印度迅速得以传播，而且公众又愿意接触甚至相信这些虚假新闻呢? 虚假新闻本身的特点易于吸引公众。
首先，一些虚假新闻具有刺激性、新奇性、重要性等新闻的基本特征，本身就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
印度媒体报道的虚假新闻往往以中印关系中的某些事件为由头，大肆渲染，夸大其词，不仅具有新奇性、重要性等特征，还契合了公众的需求或者某种社会情绪，使公众更具亲近感。
其次，虚假新闻的内容，从人物、地点、事件经过等都描述得详细精确，甚至还附带图片、影像，使人们不得不受其影响。
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都编造得滴水不漏，不仅有当事人的声明还有政府部门的公告甚至专家学者的评论，有的甚至配有一些极具冲击力的假照片，让人难辨真假。
最后，信源的权威性、知名度、信誉以及背景给人们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影响了人们对虚假新闻的判断力。
印度媒体报道的信源主要来自非政府的战略分析家、退休将领以及退休文官。
这些人可以算得上是某个群体里的意见领袖，其声音被媒体放大，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另外，印度公众还残存着“亲英美”的价值观，那些从标榜客观、公正的西方英文媒体上转载的新闻也易受到其信任。
印度媒体的参与，使虚假新闻形成自上而下的传播状态，更容易取得公众的信任。
印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品牌效应，公众对其传播的内容通常都会表示认同。
在某种程度上。
公众接触该媒体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该媒体的忠诚甚至超过了对媒体报道内容的忠诚。
如《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三大全国性的印度主流英文报纸，在印度中产阶级尤其是青年人当中就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媒体的对华报道无疑会影响公众的对华认知。
一旦某家媒体报道了有关“中印关系”的新闻，其他印度媒体便会蜂拥而上，群起炒作，有时几十家甚至上百家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多种媒体同时报道该新闻，其炒作力度、宣传声势和规模效应都达到极致，让公众很难置身事外。
公众的选择性接触。
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选择性接触理论”，认为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时，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媒介和内容，而是更倾向于接触与自己的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媒介或内容加以接触，而有意无意地回避那些与自己既有倾向相左的媒介或内容。
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印度民众对中国形成了固有的认知。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印度公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数比例从2005年到2009年在逐年增加。
而在“宁信心理”和“从众心理”等因素作用下，印度公众会进一步受到虚假新闻的影响。
印度公众普遍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飞速发展，很多人对“中国威胁论”持肯定态度，认为提前做好预警，对印度是有益无害的。
另外。
虚假新闻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做“多数”或“优势”意见，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多数人的意见。
综上所述，政府对虚假新闻的澄清显得既无奈又无力，难以控制虚假新闻的传播。
而媒体考虑到自身的利益、所代表权势集团的利益以及公众的需求，更加肆无忌惮地炒作“中印关系”问题，传播虚假新闻，以影响舆论。
虚假新闻本身的特征、媒体传播的影响力以及受众的选择性接触，使受众置身于虚假新闻当中并接受其影响。
由此可见，印度部分媒体对华的不实报道是各种因素驱使下的媒体“失范”行为，我们不必将其任意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当然也不能对此听之任之。
我国媒体应当适时地对印度媒体的不实报道作出有效回应!我们可以通过报道事实向印度公众传达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善意。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印度建立自己的传媒机构，争取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同时，我们可以与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媒体如CNN、BBC、FT等加强联系，利用其对中印关系方面的较为客观公正的报道来消解印度媒体虚假新闻的负面影响。
当我国媒体以一种友好的姿态将事实真相真实地展现给印度公众和国际社会时，相信虚假新闻就会像暴露在阳光下的阴影一般无所遁形，最终在新闻必须客观、真实的铁律面前化为齑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课题《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为：08AXW004) 参考文献： 1、刘婉媛：《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常含情绪化，民间亟需加强交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10月21日。
2、童庆安：《中印关系没有障碍，但有距离》，《北京青年报》，2010年9月30目。
3、李忠林：《缘何印度媒体总反华?》，《联合早报》，2010年9月14目。
4、唐璐：《印度英文媒体的生存环境及其中国报道――从2009年印度媒体“集体对华宣战”说起》，《对外传播》，2010(4)。
5、陈志强：《虚假新闻成因分析及对策》，《东南传播》，2010(5)。
6、唐璐：《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对华认知》，《南亚研究》，2010(1)。
7、袁小轶：《突发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机理与控制》，《中国商界》，2009(1)。
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