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IO—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2—0093—05。
新中国成立初期，陀氏几乎从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不过，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展十位“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陀氏名列其中，为配合这一活动，我国掀起了关注陀氏的小高潮，各报刊发表了将近20篇文章，出版了1本书，但基本上属于概括性的、盖棺定论的纪念文字，观点都比较左。总的认识是：陀氏的世界观、尤其是宗教思想是反动的。而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穷人的同情是值得肯定的。出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之腐朽的目的，1962年我国极为难得地出版了陀氏的旅欧游记《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之后陀氏的名字就销声匿迹了，直到70年代末重新出现。
陀氏重新受到关注与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有一定关系，其研究对接的也正是该时期的认识，但与50年代的那个小高潮类似，更要求政治正确和“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整个80年代陀氏研究文章近80篇，专著3部，但不管是主题、创作方法、心理描写分析还是比较研究，多数论著或在开篇或在结尾都要冠上陀氏“艺术上伟大、思想上消极或反动并因而作品存在软弱之处和局限性”的类似表述。产生这种评价的主要原因是陀氏的宗教思想以及他为主人公安排的皈依上帝的出路，这一切在多数中国论者眼里是“异己的东西、敌对的东西”，因此陀氏“宣传了实质上是颂扬反动派的人才会颂扬的谦卑精神”，这种感受与鲁迅类似，更是直接受到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认为陀氏恶毒攻击革命者，反对、敌视暴力革命，全盘否定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历史功勋，脱离现实、政治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对生活的阴暗面缺乏正确的分析，陀氏并不理解真正的俄国人民。比较研究出于相似的逻辑，结论大同小异。以与鲁迅比较为例，多数论者虽然认为鲁迅在多方面受到陀氏影响，但因为二者主人公的出路不同、反映生活的真实程度不同、与时代要求的契合度不同等，鲁迅的创作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陀氏更圆熟、深刻、耐人寻味。把陀氏创作与其人生经历、癫痫病等直接联系起来也比较普遍，比如，认为陀氏热衷表现苦难与其本人遭遇有关，苦难的经历使他“不得不企求宗教为自己找寻解脱”，这是“影响作品达到更高思想成就的严重缺憾”；陀氏“痛苦洗尽一切”的想法“无比痴愚、有害”，源于基督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有害”，因此其主人公的悲惨结局是“自作自受”。更有甚者，认为陀氏从早期的“革命者”转为后期的“君主主义者”是源于“自保”的“权宜之计”的观点也时时见于文字，在这样的评价中陀氏无异于一个势利小人。
对陀氏的批判多源于对其选择的个人、民族乃至国家发展道路的质疑，源于他从“革命者”变成“反革命”。而实际上选择怎样的道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陀氏选择的是回归“人民”根基的路，回归村社传统的路。苏联学者波波夫对陀氏“人民性”的分析是透彻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中存在现实的阶级性，同时理想上存在村社自古以来的某种无阶级性，二者在其艺术世界中经常交织在一起，相互沟通。……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并未脱开阶级的俄罗斯、前阶级的俄罗斯和超阶级的俄罗斯的矛盾，但他找到了‘人中之人’并使其形象复归的解决办法。”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几乎没人听得到。
夏仲翼是最早运用巴赫金复调理论评价陀氏的论者之一。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指出，社会历史批评只是观察文学的方法之一而非惟一，解读以探索人性深度为己任并且剖析人性不只依据人的社会性、认为人性的善恶与穷富无关的陀氏创作，不能置作家对人性的深刻研究于不顾，一味从社会政治角度评价其作品的价值。这样清醒的认识以“散论”的形式出现透露了作者在当时背景下的小心翼翼。
关注陀氏创作与现代主义文学关系的文章比较集中，一种观点呼应西方认识，认为陀氏表现的人的道德危机、焦虑、孤独等情绪和病态人格心理的描写与现代派文学存在契合，因此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鼻祖；另一种观点指出其创作与现代派作家本质上不同，捍卫其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地位。相比之下，樊锦鑫的视野更为开阔，在梳理欧洲小说艺术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指出：在陀氏那里欧洲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希腊思想和希伯来思想的对立空前尖锐和露骨，其小说具有综合抒情与戏剧原则的特性，该特性的形成与世界艺术现代大综合的情势有关。刘文孝运用巴赫金理论的分析也比较深入：因为描绘灵魂而具有象征性使陀氏创作对传统现实主义有所超越。这类研究值得肯定的是其超越了多数文章的描述性、概括性评价，更重视学理分析。
运用巴赫金复调理论分析陀氏创作的“客观性”、主人公“主体独立性”的文章不少，与巴赫金也有争论、有质疑，其中论述比较充分的是刘虎的文章。该研究者认为，注意形式、一定程度上脱离内容使“复调小说”的提法有片面性，实际上，陀氏的创作中无外乎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声音，虽说从结构角度它们具有相对于作者主观倾向性的独立性，但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作者主观意识中两股相互斗争的力量，是作者思想在作品中的“双重人格化”，这是其人物形象具有超越时代和特定阶级之典型性的首要所在。这种认识与许，多论者把主人公的这种或那种认识直接归于作者本人的看法有了本质的不同，对于深入理解作家创作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有待商榷的是该研究者的论断：陀氏“本身不是彻底的有神论者，上帝只是解释世界万物的假设，是人道德规范的象征。他是信仰上帝的无神论者，再跨一步就是无神论，但他缺乏跨出这一步的勇气。”。
陀氏的心理描写是关注的重点，80年代研究其心理表现手法基本都从对话性、内心独白、梦幻、意识流、时空跳跃、双重人格、镜相人物及双向对映体等角度分析，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受到了巴赫金理论的影响，或者是与其形成了共识。此外，刘亚丁特别指出，两重人格反映了私有制社会中人的异化，陀氏热衷表现这种人格与其追求“人中之人”的宗旨有关。
许子东的文章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杰作，有感而发，酣畅淋漓。作者对中俄知识分子推崇苦难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作了极为深刻的剖析：陀氏和张贤亮对经由苦难求快乐的描写绝不仅仅是烘托沙皇专制社会的黑暗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而是知识分子极复杂的对苦难的执着。苦难经历本身与表现苦难甚而咏叹苦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就其本质而言，俄罗斯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中大量出现的知识分子忏悔主题是由其在近代社会历程中特别艰难、特别忍辱负重的命运所决定，忏悔中的原罪感本质上是愧对人民，愧对知识分子解救国家解救人民于苦难中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就陀氏而言，苦难神圣化背后有民族心理在制约，其受难主人公并不以为自己特别苦难，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单独超脱苦难的权利。陀氏从知识分子的忏悔出发，却为各种各样的人甚至为世界上的一切悲惨感到痛苦。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理解陀氏的我国学者之一，甚至可以说是陀氏的知音。
90年代的研究文章近百篇，进入21世纪更是呈井喷之状，短短10年接近300百篇论文问世，虽然其中的重复研究所占比重不小，许多研究也还仍然把对陀氏创作的考察局限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分析，甚至左的言论依然时不时冒头，但深度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从中可以发现中国研究者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此外，这20年中发表的专著有十四、五部之多，由此可见陀氏的受关注程度。
比较和影响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纳入视野的比较对象有中外近30位作家、哲学家甚至科学家以及各种思潮和文学流派，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陀学专家彭克巽的研究。早在80年代，该学者就发表了多篇论述陀氏与其他作家关系的论文，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并重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2006年）可谓集毕生心血之作，其最为可贵之处是立足于陀氏创作笔记、书信、文论、小说文本的扎实分析和对作家本人提出的诸多核心概念深入浅出的论述。长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王圣思同样凝聚一生思考所得的论文集《静水流深》（2002年）收入陀氏比较论文5篇和陀氏与中国研究论文2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陀氏创作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超越，结合历史和现实对中国接受陀氏的得失进行了深入分析。
此外，或许与研究历史长、成果较为集中、论者努力寻求突破有关，比较研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是陀氏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以中俄不同的文化精神为背景展开的比较与之前相比更趋深入。比如董尚文认为，陀氏的宗教情怀是对人生命的终极关怀，是否定此岸世界的彼岸意识，属于有神论存在主义，同样否定此岸世界的鲁迅最终并未认同超验的绝对价值形态，属于无神论存在主义。就其根源来说，鲁迅继承了道家原生命本体论立场和西方思想家的生命学说，其核心是适者生存的生命进化论。故而二者对生存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同：一个以上帝为绝对价值信念，所以担当苦难，走向救赎；一个遵循相对主义价值法则，肯定虚无，担当荒诞，肯定反抗的自由。耿传明从立足现世与寄望神圣目标、理性与反理性、现代与反现代角度对二者的比较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刘再复和刘剑梅以对话形式围绕曹雪芹和陀氏展开的讨论同样归于中俄文化旨趣的比较。该文不满刘小枫对陀氏太偏心而对曹氏太苛求就源于文化考量，即陀氏体现“崇高”审美范畴在于俄国的拯救文化内核，其视为最高价值的是上帝代表的圣神价值，曹氏体现“柔美”审美范畴在于中国的逍遥文化本质，其推崇的是个体生命价值。拯救与逍遥无高下之分，都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上述比较和讨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不同作家的比较，更在于对不同文化的比较，该比较有助于认识我国学者对陀氏等俄罗斯作家屡屡产生误读的根本原因。
，多位学者继续撰文剖析8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有学者关注的我国对陀氏接受的得失，其原因分析与之前相比更为深入和系统。比如田全金以“操纵理论”为指导探讨了陀氏在中国的译介历程，虽聚焦于译介，但同样适用于认识研究领域的变化。不过有些认识值得商榷，比如，丁世鑫¨副认为中俄文化审美心态迥异、国人宗教意识薄弱、艺术表现手法陌生是陀氏在现代中国受冷落的主要原因，原因分析部分有道理，但“遭受冷落”一说不符合事实，此外，在该学者看来，现代中国在接受陀氏上“存在错位”源于接受他是基于对俄罗斯文学共性（文学为人生）的总体认识并赋予该共性以有着独特艺术特质的陀氏，这种认识有些矫枉过正，一方面，该“共性”陀氏创作并非缺失，另一方面，其“独特的艺术特质”在现代中国的评论中并未被忽视。对俄国和西方陀氏研究成果的综述性分析对于扩大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有帮助，我们可以看到，俄国侧重思想的主题研究和西方立足学理的文本细读取长补短，各有优势。
“偶合家庭”是陀氏创作中的重要主题，该主题也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形成的共识是：“偶合家庭”预示父辈与子辈关系失范，该现象实际上是指失去“高雅仪表”、“美好”的生活方式，丧失“荣誉和义务的完善形式”，是在“解体和新的创建”时出现的，作家试图通过表现这样的现象发现新的创建的法则；“父亲”缺失代表根基缺失，而寻找“父亲”就是寻找信仰、精神支柱和精神皈依，在陀氏憎恨父亲与寻找父亲的母题中寄托着其重建社会秩序、父性权威、个人精神信仰的文化理想。这种认识契合陀氏诸多小说的创作动机：父与子的关系几乎贯穿陀氏的全部重要创作，在作家的观念中40年代倾向西方、丧失俄罗斯民族文化之根的父辈是60年代的子辈更趋大胆地迈入虚无主义深渊的始作俑者，因此其一再表现该主题并非偶然。刘亚丁、朱建刚、刘文飞、杨志文、杨芳等学者以翔实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对陀氏相关主题的考察因此也值得重视。
与“偶合家庭”的主题有一定关系，陀氏塑造了一系列“美好人物”，可遗憾的是，我国的研究者对这些人物往往持否定态度，多认为与那些“恶人”相比，他们苍白、无力、虚幻，甚至可笑。李建军真正理解陀氏创作这些人物的宗旨：陀氏是高度现实主义和高度理想主义的集合，所以他才能塑造出否定道德相对主义、相信宗教的绝对价值的“美好人物”。很多时候“美好人物”孤立无援，受讥讽嘲笑，甚至被当作疯子，但他们的意义就是从伦理精神和生存理想的高度为我们提供启示和方向。这正是陀氏最珍爱的人物是堂吉诃德的原因。
与巴赫金复调理论展开辩论的文章所占比重依然不小，不过多数辩论的结论与之前相比更为武断：或认为陀氏“人中之人”是有定论的，作者掌握着他“心灵的全部隐秘”，作为主导的基督形象在陀氏那里是完成了的，掌握着终极真理，因此不同意识、声音并非在平等对话；或同样认为存在主导声音，只是它不属于基督，而是属于其对立面，因此陀氏的革命立场从未改变，只不过在旧俄国他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宣扬无神论，只能以委婉的手法号召人民革命，与此同时他对人民的态度却是隐藏起来的“蔑视”；或宣称超人哲学和庸人文化对决是陀氏“唯一的复调”，但“亲生父亲（即创造超人的陀氏）都不能理解自己，超人和超人哲学的命运可想而知”，因此陀氏“对《地下室手记》研究中的迷误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