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
摘要 2008年是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70周年，但早在1930年，中国的赛珍珠介绍业已开始。在这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赛珍珠接受走过了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褒贬不一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盘否定再到新时期以来的逐渐走向公正客观评价的历程。特别是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提倡文化多元、推崇异质文化交流的赛珍珠及其跨文化创作越发引起世人的关注。政府部门、出版机构、大专院校和相关领域的学者全方位、立体化地合力研究赛珍珠及其作品，在翻译、研究、教学诸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不妨说，赛珍珠已回到她所称为的“父国”——中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6—0053—07。
2008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元素的一年。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的北京奥运会给予世人无与伦比的深刻印象，让中国人倍感自豪和激动，同时，目睹孔子的三千弟子手持竹简高吟《论语》，聆听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我们不禁想起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和谐”思想影响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因为2008年是赛珍珠主要因缘于中国题材的跨文化创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70周年，而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她所着力提倡的正是天下一家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理想。
1938年，“赛珍珠由于对中国农民生活真切而取材丰富的、史诗般的描述，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早在1930年，中国的赛珍珠介绍即已开始。截至2008年，中国的赛珍珠翻译和研究已走过近80年的历程。笔者自199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赛珍珠研究，每隔几年，就要撰文介绍研究成果，探讨这一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拟结合笔者正在撰写的《回到“父国”——赛珍珠在中国的接受》的书稿，就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教学情况，作一纵向浏览，并就其表现出的特征做出概括。
中国的赛珍珠译介并非始于她获奖之日。早在《大地》出版的第二年，伍蠡甫就率先译出节本，1932年7月由上海黎明书局初版。这个节本名为《福地述评》，分两部分，前为“述福地”(86页)，属译述部分，后为“评福地”(28页)。除伍蠡甫的节本外，1933年6月北京志远书店出版张万里、张铁笙的《大地》译本。同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推出胡仲持译本，1934年3月再版，1939年5版，1946年4月9版，1949年3月12版；开明书店1941年3月7版时页数增加到352页；开明书店1943年7月在桂林出的内1版，开本同7版，篇幅增为397页。1934年2月上海中学生书局推出列入“通俗本世界名著丛刊”的马仲珠编译的节译本，同年8月再版。1936年5月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的由稚吾节译本，至1939年1月出3版。上海古今书店1948年11月也推出这一本子。古今书店版封面题为启明书局印行，版权页题为启明书局经售。1945年12月又曾改署罗致由重庆新中国书局再版。上海经纬书局也有由凌心渤编译的节选本。这些资料表明《大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6种不同的译本。
赛珍珠的《儿子们》有4种译本，分别由伍蠡甫、马仲殊、唐允魁(编)译。《分家》有3种译本，由常吟秋、唐长儒译出。《爱国者》有4种译本。新中国成立前译成汉语的赛珍珠作品还包括《旧与新》(常吟秋译，这个短篇小说集另有两个不同译本)、《元配夫人》(李敬祥译)、《结发妻》(常吟秋译)、《滇缅公路的故事》(短篇小说，以正译)、《生路》(中篇小说，述云、王玢译)、《生命的旅途》(中篇小说，荒芜译)、《东风西风》(长篇小说，郭冰岩、唐长儒译)、《黎明的古国》(长篇小说，朱雯、唐齐、冯煌译)、《永生》(长篇小说，唐纳、安仁译)、《龙种》(王家械译)、《深闺里》(长篇小说，陈澄之译)等。从1933年至1949年，赛珍珠共有18部小说(集)中译本，计38版次相继推出，足见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翻译界、出版界对赛珍珠的作品所倾注的热情。《大地》等的中译本的出版，对于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读者了解赛珍珠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冷战时期，赛珍珠的作品在中国属于禁书。上世纪50年代，除前苏联人谢尔盖耶娃《破产的“中国通”——赛珍珠》的译文在中国公开发表外，一片空白。60年代，中国内地赛珍珠翻译则是个空白。
1976年四人帮垮台，十年浩劫结束，然而中国学术之春到了拨乱反正后的80年代才得以复苏。由于赛珍珠的翻译和评论工作长期停顿，当代中国人已很难读到赛珍珠的作品，对她的了解主要来自30年代的介绍和评论。但是，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对赛珍珠进行重新客观评价成为学术界一个回避不了的课题。
这一时期译介赛珍珠的第一个成果是《生命与爱》，由林俊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收入赛珍珠三篇小说：《少女之恋》、《生命与爱》和《报复》。
1988年在中国赛珍珠作品翻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年7月，作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之一的《大地》三部曲中译本由漓江出版社隆重推出，它由8位专家学者鼎力合作完成，这是《大地》中译本第一次与新中国读者见面。出版者在该书简介中充分肯定了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成就，言辞中洋溢出对中国读者终于能一见赛珍珠作品真貌的喜悦之情，认为“作者自幼生长中国，与旧中国政治界、知识界和农民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古典小说作过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个三部曲“反映了王氏家族三代人的生活沉浮，对待人生、爱情、家庭的不同态度，揭示了悠久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各种人物形形色色的心态历程，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形象有血有肉”。这样肯定地评价赛珍珠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尚属首次。
这个新译本还包括3个附录，即“授奖词”、“受奖演说”和“中国小说”。新译本及“译者前言”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赛珍珠译介和研究工作开始走上正轨。译本出版后，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关注，新闻媒介作了突出报道。《大地》初版后，两次印刷皆一销而空，1992年2月第3次印刷，总印数已达14 250册(含彩盒精装本)。新译本的推出终于促成了中国的“赛珍珠热”。
1991年，有3部相关译著在中国面世。它们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保罗·A·多伊尔的《赛珍珠》(Pead，s，Buck，1965)，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赛珍珠的自传《我的中国世界》(My Sev—eral Wodds，1954)，以及香港中华科技(国际)出版社出版的《母亲》。
我们知道，赛珍珠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出版了百余部作品，涉及长篇小说、短篇。
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传记和演讲等多种文类，此外，还有译作。因此，相对于赛珍珠的作品数量，到当时为止，译本仍嫌不足，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的研究。研究赛珍珠，如同研究其他外国作家一样，当然最好是接触原著，不过，由于部分研究者受外语水平的限制，况且，原作也不易觅得，退而求其次，只好寄希望于更多的中译本。译本问题如果能逐步得到解决，将使研究者有机会读到更多的赛氏作品，也可使研究范围有扩大的可能。为此，刘海平、王守仁、张子清3位先生率领十数位专家、学者积数年之功，完成了《赛珍珠作品选集》的翻译，其中收入王逢振等译的《大地》三部曲、林三等译的《东风·西风》、丁国华等译的《龙子》、吴克明等译的《同胞》和刘海平等译的《群芳亭》。《赛珍珠作品选集》5种于1998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美国学者彼德·康《赛珍珠文化传记》(Peag s.Buck：A Cul—tural Biography)的中文版。《赛珍珠作品选集》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套赛珍珠文集，计250万字。选集的出版给赛珍珠研究者带来了福音，它部分地解决了译本问题，客观上也推动了赛珍珠研究在中国的进行，并使得这一研究成为迄今未衰的热点。
1949年前，中国翻译界和出版界对赛珍珠的作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大地》等作品的中文本的出版，对于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读者了解赛珍珠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版本的译者大多也是评论者，他们的译文序跋类文字实际上标志着中国赛珍珠研究的开端。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译序”类文字计17篇，评论26篇。无论是褒还是贬，都说明赛珍珠很早就引起了中国评论界、翻译界的注意。
30年代，对赛珍珠的作品有过较多好评的中国评论家、翻译家和出版家有叶公超、陈衡哲、胡仲持、常吟秋、赵家璧、林语堂等，其他人对她的作品及其成功则大多不以为然，包括《大地》的第一个译者伍蠡甫。由稚吾作为《大地》启明书局版的译者，写过一篇言辞比较尖锐的《译者小引》。在他看来，“平心而论，像这样一部作品在纯艺术的观点上，不应能博得这样的虚名。而今竟能如是，这大部分还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神秘，被暴露了一部分的缘故。假使说这部作品有其客观价值，其客观价值就在这一点，失去真实；还有些地方，因作者太迷恋于中国的旧章回小说，其描摹处和想象处，觉得太古典了些，也失却真实。”朱雯则以笔名司马圣发表题为《我对(爱国者)的感想》的文章，认为“赛珍珠的小说，平心说一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尤其是对于中国人和事的描写，简直浅薄得可笑。她在《大地》中描写的中国农民生活，虽然可以‘向西方人卖卖野人头’，而给我们自家人读了，总看得出许多破绽来。”他觉得，赛珍珠能轰动美国，发大财，得诺贝尔奖，大概就是因为“她是一个西方人，所以这一点认识，仿佛已够使读者敬佩。”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作者的揶揄口吻。
巴金对赛珍珠也持厌恶的态度。他曾坦率表白：“我素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她得了诺贝尔奖金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所以，当曾认为赛珍珠“何足道哉”的朱雯受商业利益的驱动而加入抢译《爱国者》的行列，并一改初衷吹捧这本书时，巴金质问道：“我不明白赛珍珠女士的《爱国者》为什么会被中国(上海)著作家和出版家注意。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文化人’抛开别的更有意义的工作，抢着翻译一本虚伪的书。”。
30年代，赛珍珠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写道：“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也自谓视中国为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的称许‘寄庐’也不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1934年3月24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又谈到：“布克夫人译《水浒》，近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由于鲁迅在文学界的权威地位，他的评语遂成为定论，影响中国赛珍珠研究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当然，鲁迅其实并未彻底否定赛珍珠，更不是对她作全面评价，因为当时她的《大地》三部曲尚未出齐。
30年代，在《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一文中，茅盾批评赛珍珠等人的小说对中国农民形象的歪曲。
胡风也不满意《大地》里的中国。他认为《大地》的内容“是被一个略带架空色彩的故事贯穿着的”。虽然他认为“大体上，作者对于中国农村的生活是很熟悉的，从描写或叙述里看得出来她的感觉的纤细和观察的锐利”，但他认为故事是离奇的，而且赛珍珠只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这使她难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胡风认为，赛珍珠把握不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不能揭示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由，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国人。所以，胡风得出结论说，“《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它在艺术上不应该得到过高的评价是当然的，在从它感受不到异国情调的中国读者里面得不到广大的欢迎也是当然的。”日本汉学家增田涉看了这篇批评文章后，立即致函鲁迅提出异议。鲁迅1935年9月15日在复信中写道：“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如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甚至还包含了些许歉意。
新中国成立前的10年间，中国赛珍珠研究势头锐减。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引起中国评论界多少积极的反应。通常，每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产生后，紧接着便是对该作家的采访报道，对他(她)的作品的译介和评论。赛珍珠在中国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虽然作品仍在被翻译，但除公开发表了一封信和一篇访问记之外，再没有对这位美国作家的评论文章出现。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难找到。首先，从以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赛珍珠研究史的勾勒中已经可以看出，赛珍珠自身经历的不足，立场、观点方面的局限妨碍了她的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其次，三四十年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国家的存亡成为头等大事，于是，在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上，中国需要富有战斗性、革命性和号召力的作品，而赛珍珠写出的东西在当时看来是避开“主流”的“支流”作品，不受欢迎亦是当然的事情。
6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世界文学》和《文学评论》连续发表3篇长文，组织了对赛珍珠的批判。它们是李文俊的《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思慕的《猫头鹰的诅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和徐育新的《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现在单从标题上就能看出这次批判言辞之激烈，语气之强硬。众所周知，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