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企业管理ESR的误区与盲区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非传统风险”不断增长，其中环境与社会风险（ESR），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走出”、“走好”、“走稳”的重要障碍，不仅影响到“走出去”企业（OFDI）的经济效益，甚至在对“中国因素”的“深度报道”渲染下，被混淆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
以史为鉴，中外互鉴，可鉴OFDI管理ESR的误区与盲区，可明损失与影响。
下载论文网 这混淆，如同云遮庐山，透过云看庐山，不仅可能因看不清而增加许多误区，而且可能会因无法得见庐山真面目，产生盲区。
例如，比较中国电力投资集团2009年在缅甸开发密松水电站项目，与1967年美国自由港――麦克米伦铜金公司在印尼的铜金矿项目，可以发现：相同的是，都属两个国家在国际化初期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类投资，都因专注于与当地执政政府沟通、忽视地方政治势力和民意，导致ESR问题加剧，引起当地政治和民意冲突；不同的是，前者在项目开始两年多后，在国际NGO和当地组织的共同呼吁下而停止，后者在当地民间组织长达近20年的呼吁中，在当地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约束下，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在美国政府机构的鞭策下，不断完善环境治理政策和实践而得以存续至今。
透过“威胁论”看待项目，不会规避、减少、缓释或补偿ESR对一国经济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损失和影响，不会看到上面提到的这些异同，更不会看到国际社会在管理此类风险的长期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直接形成对ESR管理的大量盲区。
“威胁论”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列宁和毛泽东曾说过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大国的经济崛起必将遭遇政治博弈；而其产生的将ESR“政治化”的误区，显然是仍然在沿用“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传统思维，而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逐渐清晰并为之共同奋斗的“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相背离。
在环境治理和气候应对面前，全球还没有形成成熟有效的“特效药”，还需要全球协作、共同治理。
不仅如此，为应对气候与环境挑战，全球正面临环境成本和环境投资的双重压力。
在这样的全球挑战下，加强全球资本的优化配置是推动和支持全球各国实现绿色经济、可持续转型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必须排除不必要的阻碍，切实、扎实地研究国内外OFDI在管理ESR中的误区与盲区。
拂却“威胁论”之云，可见OFDI面临ESR并非“中国因素”的独有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全球化、国际化，正是资本全球流动的伴生品。
从历史规律来看，OFDI国际化初期必然出现ESR高发、加剧；同时从全球环境治理现状来看，中国目前承受环境压力和环境治理压力更加严峻、国际社会对此类风险更加敏感的时期。
结合中国近年来ODI的发展基础，2014年中国ODI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1232.2亿美元，连续三年全球第三，中国正在经历向资本输出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对于深陷“新常态”的全球经济而言，必将产生新的增长引擎。
这时候拂却环境风险“中国因素化”的政治迷雾，探寻各国OFDI管理ESR的误区和盲区，发现中国等OFDI后发国在管理此类风险中的不足，对于中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紧迫而严峻的问题。
识别误区和盲区在风险（原因）识别和识别工具两方面呈现简单化特征。
首先，从风险识别来看，比较巴布亚新几内亚奥克泰迪铜金矿项目、纽蒙特在加纳的阿哈福金矿项目，与中国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和谦比希铜矿项目可见，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都爆发了影响深远的ESR，但是风险各异，是下列8个方面的不同组合：环境、社会风险与影响的评估和管理，社区健康与安全，资源效率和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土著居民，文化遗产，劳工和工作条件，土地征用和非自愿移民。
目前世界银行、OECD和许多国际组织的环境社会治理标准互有借鉴，但各有不同，也体现出此类风险识别的巨大困难和可能因偏误而产生的误区。
此外，从风险爆发原因看，往往还与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等相互交错。
风险的多样性和原因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了ESR识别的困难，根据国内经验或前期国际化经验识别类似项目的ESR，并不能对ESR进行有效识别，这成为识别中的最大误区。
从现有国际实践来看，目前完全通过预先识别避免全部风险的项目，除非在项目预审期因风险审查不合格而没有开展的项目，都无法在项目实施和存续期完全避免ESR的爆发。
从现有国际经验来看，项目评审和实施中遵循公开声明的相关国际准则，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和缓解风险，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爆发带来的国际影响。
从此类风险的识别工具来看，近年来资源图谱成为识别此类风险的重要工具，但是对于劳工和社区健康以及风险评估与管理的有效性还很有限。
影响误区和盲区主要体现在影响范围和程度两个方面的短期化特征。
目前对于ESR的影响尚没有完整和全面的计量、统计方法和工具，大多是案例作证，目前少数国际机构正在进行的压力测试，是在这个方面进行的有益推进。
而一度被看作是“其他类”风险的ESR，正在成为关键性甚至致命性风险。
单纯从环保标准和环境保护的角度，忽视全球气候治理下的环境综合治理压力，是OFDI单纯从环境治理方面分析此类风险影响的重要误区，导致对生态综合治理产生的ESR综合防治范围和成本的大幅低估，带来防范此类风险影响的重要盲区。
其一，管理上的误区，在微观层面集中在管理过程、政策和体系三方面的碎片化，即只对项目最直接相关的环境影响，根据最熟悉或方便而非当地实情或国际标准，进行自评或非国际权威第三方评估，并在风险发生后只采取最直接简便的应对措施。
由此产生的管理上系统性不足的盲区，突出表现在环境预评缺失或不足，项目进行中没有环保实施评价或环境跟踪评审，风险发生后缺乏全面有效沟通和应对，体现出风险管控流程、政策和体系中或者没有将ESR纳入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或者没有平衡好包括当地各方主要政治利益、生态区域上下游居民以及各方NGO等社会组织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关系。
其二，中观层面的误区突出表现在环保压力激增并没有降低对环境损害大产业的投资，由此产生的盲区是传统环境损害大产业的行业价值大幅贬损，新投资者却仍不断涌入。
近年来美欧等国家开始重视研究的“搁浅资产”（Stranded Assets），正是针对此类行业资产。
气候和环境治理，正成为行业价值走势迅速分化的重要指针，然而市场普遍缺乏此类金融产品对投资进行指引，这也是近年来国际绿色债券、绿色指数迅速发展的市场信号和基础。
其三，宏观层面则突出表现为各国政策、标准和监管的零散、不统一和不平衡。
目前各国都在加强ESR宏观审慎，但是比较分散，尚未形成统一体系。
如欧洲，在欧盟和各成员层面强化对上市公司投资者的环境相关风险披露，英国央行正在领导保险业中的气候审慎风险评估；美国明确要求金融市场要考虑环境问题，公司要为投资者提供环境风险报告。
在中国，一方面，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了将环境信息或评价在征信报告中载明、通过相关环境风险评估流程、审批标准和内部监控，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建立绿色信贷统计系统，进行银行绿色信贷表现评价等连续性、联合性的管理；另一方面，各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具体管理此类风险的政策体系方面并未形成统一实践。
就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来看，危机后推出的新国际资本监管规则《Basel Ⅲ》并没有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而且其中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新规还可能因限制长期项目资金投入或增加长期融资成本，限制银行未来对投资期较长的可持续项目的支持力度。
随着危机后新规的实施、国际投资ESR日益突出，在英国央行、中国银监会和国际学术界等的共同推动下，巴塞尔委员会开始重视此类风险，并建议国际大型银行机构通过压力测试等方法积累数据和方法经验，探讨将ESR纳入监管框架的可能性。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曾说“风险与知识呈反向变化”。
面对没有最复杂只有更复杂的ESR，面对没有最严峻只有更严峻的全球环境与气候挑战，从识别、影响和管理三大方面，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加强对OFDI应对此类风险的全流程、全周期和全形态研究，这显然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中国经济向资本输出型转变的进程中，通过投资和经济“结构性”变革的互动和联动，实现“弯道超车”，有条件，也有挑战。
加强对中国OFDI的ESR研究，形成中国OFDI在管理ESR方面的优势，对于全球协作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艰巨目标，具有现实而扎实的积极作用。
（作者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