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的秦牧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
一。
时光荏苒，倏忽间秦牧同志永远离开我们已经快有二十年；而他的夫人、作家吴紫风同志也在去年春天病逝于广州。想起来，真是让人痛惜！
知道秦牧猝然病逝的消息后，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做的第一件事是：分别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全体同仁和我与妻子叶冰如的名义发出三封唁电。其中以《当代》名义给广东作协发出的唁电表达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情：惊悉我们敬爱的秦牧同志不幸病逝，悲痛之情难以言表，中国当代文坛从此失去了一位蜚声海内外的重要作家和忠厚长者，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但他从事文学活动五十多年来著作等身，他的佳作美文人品文品和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请向紫风同志和其他亲属转达我们诚挚的慰问并望节哀。
在万分沉痛中，记忆中出现的第一件事却是发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简陋的后楼三楼办公室，在林默涵同志召开的鲁迅著作编辑室的全体会议上。时在1978年初，冬日少见的灿烂阳光照着满室生辉。那时候，为了保证在1981年9月鲁迅诞辰百周年出齐新版16卷本《鲁迅全集》，从广东、上海和其他地方借调了一些学者、专家来参加“全集”的编辑、注释和终审定稿工作，其中就有秦牧、曾彦修这些同志。这天的全体会议就是我们平时戏称为“走廊会议”的会，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有的同志只好坐在走廊上。正式开会之前，曾彦修同志突然站起来很严肃地说，我想先说几句题外话：当年秦牧同志和我在广东省文教厅共事的时候，我们对他作过不公正的批评，真是对不起。我现在借这个机会向他道歉，请他原谅。……秦牧似乎事先也毫无思想准备，稍停才摆着手说事情都过去了，不必说了，不必说了。
我和大家一样感到很突然，也很难忘。我想，原来我们所敬重的秦牧同志不但1957年受过委屈，“文革”中受过折磨，早在1951年、1952年他在广东省文教厅任资料科科长主编《广东教育与文化》杂志时，就受过委屈刁难呵！而平时他却是那样豁达乐观，下笔如有神，哪里像个接二连三受过委屈的人呢！
二。
初识秦牧，是在1977年底他奉调到北京来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定稿工作之后。
作为我所敬仰的前辈作家，又是广东同乡，现在同在一个编辑室里为同一个目标工作，自然有了更多接触请教的机会。
那时候还有个方便的条件是：他和紫风同志住在出版社后楼的一间斗室里，而我作为拆迁户也有两三年就临时住在出版社大院的简易木板房里。双方住处相隔不过百米，来往自然方便。记得我关于青海、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的话题，就曾引起过他的兴趣。知道他那时还没有去过西北，而我是在西藏格尔木中学当过两年援藏教师，又两次到过拉萨的人。于是，关于青藏高原的苦寒、干旱、沙尘暴，关于边地人民的生活情状、民情风俗也就谈得比较多。特别是关于藏族的天葬，我既讲过一些天方夜谭式的传说，又介绍过我在拉萨天葬场的实地观察见闻，还送过他一套反映整个“天葬”过程的黑白照片。而不久就见到他借天葬这个材料写成的散文佳作《在秃鹫笼旁》，那情趣，那文采和深邃的哲理，都在显示着大散文家的手笔和神思。
我在鲁迅作品注释中遇到的难题，自然常常向被誉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杂家”秦牧求教。我是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等散文集的责编，一次在为《朝花夕拾·小引》作注时，碰到“水横枝”这个词儿。1958年版没有注，1977年征求意见本的注释又不准确，定稿小组大多同志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秦牧便向大家介绍他知道的情况，提出修订意见。但还怕不准确，便又亲笔给友人——广东的一位园艺家写信请教。后来很快就收到回信，指出“水横枝”是一种供观赏用的盆景，订正了原注中“极香”之误说。这时，他才欣然命笔，撰写了一条简练而准确的注文：“‘水横枝’ 一种盆景。在广州等南方暖和地区，取栀子的一段浸植于水钵中，能长绿叶，可供观赏。”他治学行文的严谨，由此可见。
我个人在工作之余也偶尔写点散文。明知秦牧很忙，除工作外还有自己写作散文、杂文、童话故事乃至中短篇小说的计划。向他约稿的报刊编辑接踵而至，高峰期竟有九十多家，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以自己朴拙的散文稿向他请教。如散文诗《红柳》、《枫》，散文《布达拉宫散记》、《冰峰雪莲红》之类，都曾送请他过目。而他不但认真地看过，提了修改意见，认为较好的如《红柳》和《枫》还直接由他推荐给《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发表，成为我在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散文诗。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1979年一个天暖的日子，素不相识的天津新蕾出版社的诸有莹大姐突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楼三楼的鲁编室来向我组稿，约我写鲁迅的故事。她跟我说，是秦牧同志推荐了我，说我可以胜任。我事先可是一无所知呀，上举几篇短文那时也还没有一篇化为铅字。就凭着他看过的几篇原稿吗？感动之余，我不禁诚惶诚恐地表示要努力一试。其结果便是1981年8月出版并获得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的《少年鲁迅的故事》。没有秦牧的推荐和鼓励，就不会有这本传记文学作品的出现。
三。
秦牧随和却不随便，治学为文严谨，待人处事幽默而又宽厚。
谁都知道，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他不但没什么架子、不摆谱，在生活上则是颇能凑合的。我那时的临时住所是简易的木板房。这种房子夏热冬冷不在话下，最要命的简直无所谓隔音，静夜中打个哈欠，翻动书报都可能构成对邻居的干扰。地板铺的方砖，自然难免凹凸不平。而秦牧同志竟然不避简陋，有时到这样的房间来和我聊天，坐在摇摇晃晃的帆布躺椅上还风趣地说：这样不是也蛮舒服吗！
他自己那时也住在狭窄的斗室里，苦夏经受着西晒的煎熬，寒冬忍受着严寒的折磨（那里的暖气只能保证摄氏十三四度的温度，从来达不到北京市规定的最低标准），我们却从未听他抱怨过什么。最难堪的是广东人习惯了经常洗澡，夏天更是最好一天冲洗上几回。但那时条件太差，夏夜里他也只能在夜色的掩护下，穿一条大裤头在住处楼下过道的一个废弃大浴缸或关在厕所里洗凉水澡。这可是一位年届花甲的大作家呀！今天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置信，但当年为了鲁老夫子秦牧确是作过这样的牺牲。
平时花钱，他认为该花的总是大大方方地先付款，如托人买书刊乃至付誊抄稿件的抄稿费（总要比当时的一般标准高）；但用剩的也不含糊，或收回，或嘱留作以后用，使人觉得很实在。
1979年底，他已经“超期服役”一年之后终于调回广州继续担任《作品》主编。临行送别的火车上，他还嘱我替他做东宴请鲁编室的同事。1980年元旦来信时特别提及说：“已托赵琼（鲁编室秘书，替他管理一些稿费和收支事务）同志迟日交五十元给你，届时请代我做一次东，宴请鲁编室全体同志，包括林辰同志夫妇，你们夫妇和小魏，表达对大家关切和照料的谢忱。我在京最后几天太忙，没能办到，希望你务必代办。”1月23日信又说：“请你给我代做东一次的事，务请办理。……扣除宴会所需后，我还有稿费存余没有，便请告知。”当他知道此事已遵嘱照办后，2月8日的信里才说：“你代为邀请大家到国际俱乐部餐叙一事很好，这也表达了我对大家的感谢之意。”。
秦牧自己还在鲁编室参加“全集”定稿工作时，见大家常常没日没夜地加班，晚上就时不时地给加班的人送上点心。如今回广州去工作了，还常常惦念着大家，留钱宴请了大家才觉得安心，真挚之情真是令人感动。
当我编写的《少年鲁迅的故事》即将完稿时，曾经写信商请他为这个小册子写篇序，因为我觉得没有他的鼓励和促成，就不会有这本小书。1980年5月23日，他复信很坦率地说：“知道你的《少年鲁迅的故事》即将完成，很好！但是给少年读者看的这类书，我以为不需写什么序，是创作性的，序才有它一定的需要。”。
在处理这类事情上，他是坦诚而又实事求是的。
过了七八年，大约在1987年底，我在漓江出版社友人的支持下，开始着手编选自己在新时期的第一本散文报告文学集《梦·菩萨·十五的月亮》，自然又想到请我所敬仰的秦牧作序。这一回，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而且要我寄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复印件给他作参考。不久，果然就收到了他写的序。除了一个睿智长者的热情鼓励，他在序文中又很准确地指出我的“稳重扎实的文字，有些像水少料多的实物，似嫌稠了一点，如有更多的抒情，更多的口语，更多的幽默风趣掺杂其间，我想，它的流畅生动的程度，还可以更提高一步。”这些意见，对我在写作上的进步确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我1992年完成的，写我在美国探亲时到华人餐馆打工生活感受的纪实文学《中国教授闯纽约》，之所以得到文艺界同行较多的肯定和读者的欢迎，除了题材本身的新鲜感之外，和秦牧的这些提醒也是不无关系的。
遗憾的是“梦”这本散文集刚刚排出清样，我就到美国去探亲。等我一年后回国，又经过一些曲折，在秦牧作序三年多之后的1991年10月，这本小书才得以出版。他为这本散文集写的序，也就没有机会另找地方发表。对这一切遗憾，秦牧都采取一种理解的态度。他在1991年6月5日的来信中说：“出书难，我深有体会，虽然我未受直接冲击（直到现在，我刊行任何书籍都不需补贴），但见到的也够多了。你的书延迟出版，我不会有意见。”这种理解和同情，使我在遗憾中稍感安心。
面对严肃的文学作品在出版发行上的困境，秦牧的大家风度给人一种镇定从容的力量。
四。
秦牧是很看重真挚友情的人。
有的人，从一时的利害关系出发，也讲友谊，甚至讲哥们姐们义气，但这种关系未必长久。只有真诚无私的友谊，才经得起世事沧桑变幻的考验。就我所知，我的同事、同乡，俄苏文学翻译家（译著有《高尔基文论集》、《巴黎的秘密》、《记忆中的木偶戏》）伍孟昌（1911—2006），就是秦牧终其一生始终与之保持着深厚友情的一位。
孟昌，比秦牧年长八岁，广东台山人。日寇侵华，在中华民族危急的时刻，众多知识分子汇聚在号称战时“文化城”的桂林。1941年，秦牧辗转到达桂林，在立达中学教语文，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其时他的紧邻就是也在立达中学教英语的伍孟昌。孟昌已经结婚，且有儿有女，而秦牧却在教书、写作之外正和《广西日报》记者吴紫风谈恋爱。这一对抗战时期的恋人有时就双双结伴去造访孟昌那简朴而温馨的小家庭，在那里和孟昌一家共度难得的快乐时光。孟昌心仪秦牧的学问文章，秦牧欣赏孟昌的勤奋和传统美德——三十来岁的孟昌教英语之外还上夜校学俄文，并以他微薄的力量勉强支撑着一家人的艰难生活。后来，孟昌到国际医疗队但任英语翻译，离开了桂林。1944年，孟昌太太在辗转流徙中患肺结核病故。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孟昌拉扯着三个孩子从此终生未再娶。
真正的友谊可以超越漫长时空的局限。
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秦牧一直在南国花城工作，而孟昌则从1953年起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当编辑。遥远的距离并没有隔断他们的友谊。当秦牧从1977年底至1979年底奉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的定稿工作之后，他们更有了朝夕往来的便利。
此后，秦牧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或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间隙中，必抽空去看望孟昌全家，或请他们全家到饭店餐叙。
1991年3月31日，秦牧趁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之便，邀约孟昌全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原鲁迅著作编辑室的一些同事到东兴楼烤鸭店吃饭。席间，我特意为他和孟昌全家，以及他和孟昌、林辰、刘炜等拍了几张合照。6月5日，他在收到照片后给我的来信中说：“很高兴收到来信和相片。相片虽然不是拍得十分理想，但的确很有意义，看了很高兴，已予珍存。”。
从秦牧给孟昌的几封信中，也不难看出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对真挚友谊的珍惜。
孟昌年轻时，是上海学运中很活跃的分子，某大学共产党的干部，“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他在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中脱党，却始终不忘自己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共产党员。1987年，在孟昌七十五岁时终于恢复了党籍。欣喜之余，他首先想到要告诉几十年的老朋友秦牧。秦牧完全理解孟昌兴奋难抑的心情，很快在9月11日复信说：“你恢复了党籍，听了真为你高兴！……以老兄的品质，完全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党员。”又安慰劝告他说：“（你）眼睛不好，希勿过度用神。年老了，日子应过得平静安详些。你在青壮年时代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是应该好好安度晚年了。” 相关热词搜索： 永生秦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