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社会调查活动历史背景探析
[摘要]毛泽东之所以能在100多年来中国屡战屡败的局面中探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须从他早期社会调查活动说起，因为这关键源于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国情，同时又离不开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的一群志同道舍的湘籍师友。湖南早期共产党人从事社会调查的背景是：近代湖南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孕育了他们的社会调查活动；成长的苦难经历坚定了他们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决心；良好的文化教育熏陶夯实了他们进行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础；坐言起行的优秀品质造就了他们从事社会调查的有利条件。
[作者简介]李慧，桂林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硕士，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6－0056－03。
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谭其骧曾评价说：清朝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自近代以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关键、危难之际，都会涌现出一批湖南籍爱国代表人士，如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毛泽东等。面对历史，有一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与魏源、谭嗣同等进步人士相比，为什么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一代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能走出封建凝重的历史和文化壁垒，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独立与富强的领袖?有学者说：“不懈的实践精神是毛泽东成长为国家领袖的一个根本性原因。”的确，毛泽东之所以能在100多年来中国屡战屡败的局面中探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我们须从他早期革命活动尤其是早期社会调查活动说起，因为这关键源于他思想的转变，源于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国情。而要说明毛泽东的早期社会调查活动，就离不开说明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的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湘籍师友的社会调查活动。他们一起调查研究中国国情，不断探索中国革命规律，从而推进了中国新一轮革命事业的起步。
驱使湖南早期共产党人从事社会调查活动的历史动因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吗?列宁曾经提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只有从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入手，才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它。
一、近代湖南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孕育了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活动。
近代湖南和全国一样，一直是帝国主义魔爪掠夺的地方，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尖锐的省份之一。
一是近代湖南民族矛盾尖锐。湖南自古是华夏大地富饶秀丽的鱼米之乡，但在旧社会，这里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1840年资本主义利用坚船利炮打破了湖南的平静。《南京条约》中五口通商口岸开通后，由广州越南岭到湘潭、长沙间的传统商路急剧衰落，以致大批挑夫、纤夫失业。自1899年、1904年岳州、长沙相继开埠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直接侵入湖南。“1915年长沙、岳州两关进口总值为12700542两白银，1916年为13095952两，1918年为12237422两，其中日美所占比重迅增。尤其是日本，对湖南商品输出总值，至五四前夕居首位。”帝国主义的商船炮舰涌进了洞庭湖和湘、资、沅、醴四条内河。在湘江里，挂有“太阳旗”、“花旗”、“米字旗”的兵舰横冲直撞。江岸上到处是“日清”、“怡和”等外国公司的大洋房，“仅日本纱厂就达二三十家”。帝国主义竞相在湖南投资开厂，残酷地剥削工人、农民，掠夺各种重要资源。他们的疯狂侵略，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导致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反抗意识。
二是湖南阶级矛盾更为激烈。辛亥革命后湖南又遭南北军阀的蹂躏。湖南地处军事要冲，北洋军阀以湖南为攻占两广的据点，南方军阀以湖南为北进的阵地。南征北战，湖南成了军阀长期割据的战场。从1912年到1920年8年间，湖南一直遭受南北各派军阀如汤芗铭、谭延闽、刘人熙、傅良佐、谭浩明、张敬尧、赵恒惕等的更迭统治。而军阀混战的费用都转嫁到湖南劳动人民身上。据调查，“湖南1912年－1921年间至少发行过五次公债，所发行的公债，有的是强迫人民摊销的，事后也不偿还”。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政治上，剥夺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1919年10月2日湖南《大公报》记载了1917年至1918年湖南物价飞涨的情况：“从前吸烟的每日只要四五文够了，现在必须一二十文；吃茶的每天只须四五文，现在必须二三十文。”在思想文化上，封建军阀为了奴化人民思想，主张尊孔复古。当时湖南各地神庙林立，迷信盛行。加之又遭一些自然灾害如水灾(1915年全省34个县受灾，1916－1918年洞庭湖边各县和长沙等地大小灾不断)的侵扰，湖南人民根本无法生活下去了。
湖南是个农业大省，1927年毛泽东指出：“据长沙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农民占人口的80％多，他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当时湖南农民所受痛苦可从这首歌谣反映出来，“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蹲监牢”。他们愤怒地说：“锄头我不拿，世人都饿死，拿起锄头来，饿死了自己。”工人的境况也一样。就拿与湖南关系最密切、大部分工人是湖南人的安源煤矿(1922年安源工运由湘区发动领导)来说吧。它从1918年建立起，就成了德日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榨取人民血汗的一个据点。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官僚资本家狼狈为奸，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据这些老工人集体回忆：“我们工人在工头和监工的皮鞭、棍子下，每天干14小时以上的牛马活，换来的却是填不饱肚肠的霉米臭饭，挡不住风寒的‘百纳衣’，遮不住风雨的破茅棚。安源那条狭窄嘈杂的街道上，乞丐成群，路边屋檐下，到处蜷缩着无家可归的矿工，还常能见到被冻死、病死、饿死的矿工尸体。”这就是安源煤矿工人受双重压迫的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于近代湖南灾难深重的社会状况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运动，使得救亡图存、寻求中国出路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它推动仁人志士迫切地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提出改革社会的各种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便孕育和产生了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活动。
二、成长的苦难经历坚定了湖南早期共产党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决心。
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大都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背景下来到人世间的。如李达生于1890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邓中夏生于1894年、蔡和森和向警予生于1895年……他们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亲历了城市和乡村小生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没落的情景。而且这些有志青年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陈昌等人大都来自农村，家境比较贫。
穷，有的从事过劳动，知道稼穑之艰辛，他们从小同情劳苦大众，深知民间疾苦。1909年湖南水旱灾害严重，灾民遍野，而投机商、豪绅地主和外国洋行却囤积居奇，导致米价暴涨。长沙穷人黄贵荪的妻子好不容易攒了七十六文钱去买米，可米价又涨了，这妇人在绝望中投江自尽，后来黄贵荪也拉着几个孩子投江自尽。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少年毛泽东。他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毛泽东的堂叔毛菊生因贫穷不得不出卖七亩水田，而他的父亲竟不顾兄弟情义买进。这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情，于是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蔡和森13岁时在堂兄家当学徒，然而老板六亲不认，眼中唯有金钱，辱、骂、打是常有的事情。在一记耳光中，蔡和森开始清醒地思考一些现实问题：“为什么穷苦人家到处受盘剥，不管你是亲戚、是本家都不例外”。1917年他毕业后就失业了。面对失业，蔡和森认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于是他决心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研究社会问题上来。
这一系列的苦难经历，使他们对社会产生了万分的憎恨，在他们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尽管他们痛苦的经历不尽相同，但痛苦的根源却是相同的。它使得这些有志青年殊途同归，决心研究改造社会的办法，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探索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三、良好的文化教育熏陶夯实了湖南早期共产党人进行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础。
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大都文化水平较高，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维汉、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李达、郭亮等，均为中学或中专以上毕业，大部分是长沙的学生，其中一半以上又是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当时一师是湖南新文化的摇篮，也是政治、思想斗争的场所。在那里，他们受到良好的文化思想熏陶。据1918年一师校志记载，当时全校在职员工52人，其中约有30人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或曾任教于高师。其中杨昌济、方维夏、黎锦熙、徐特立、王季范等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教师，对这些学生产生了较深的影响。杨昌济老师是湖南进步青年的精神导师，他向学生推介《新青年》，在杨老师的指引下，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罗学瓒、张昆弟等均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和拥护者。正如周世钊在《湘江的怒吼》中所回忆的：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当时湖南教育界很重视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学生。“徐特立经常教育学生‘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何叔衡教育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底层，了解工农疾苦’。”在这种文化底蕴熏陶下，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已意识到，要改造社会，须先了解社会。
湖南早期共产党人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夸作风，而是满怀着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而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他们毕业后，除了考虑个人问题外，更多的时候是在考虑有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迫切地想寻求一条挽救祖国危亡、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正如后来毛泽东同斯诺所说：“这是一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们志存高远，经常研究讨论国家的前途问题。青年毛泽东亲眼看到国家民族这种危急的状态和人民的痛苦情形，从早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进到了要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他“吃饭睡觉都是想的如何把中国搞好”。蔡和森面对浩渺江波，立下了“潭洲蔚人望，洞庭证源泉”的豪言壮语。向警予深为国家的濒亡、人民的痛苦而焦急。她说：“在我国四万万同胞中，如果使占有二万万的女子仍处于这种受压迫的境地，我国的国富民强将无从谈起。”罗学瓒认为“吾侪受教育之人，即救吾国之人”。应该“将肩挑日月，赤胆为将来”。这些都是他们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决心的写照。同时，湖南早期共产党人也是坐言起行的人。他们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调查了解中国国情和外国革命经验，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和海内外。毛泽东、何叔衡以湖南为大本营，李达、李启汉在上海，邓中夏在北京，蔡和森、张昆弟在法国，任弼时、罗章龙在俄国等地进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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