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声诗的现代性
摘 要：新声诗是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声诗，讨论中国新声诗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真实的现代性”的一家之说。因为中国的国情十分特殊复杂，工业文明发展的道路异常艰难曲折，在中国工业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性”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内涵”。新声诗的发生、演变几乎同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步伐同步，并映射出中国特有的工业文明道路整体的历史特性，呈现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性，在各个不同层面上较全面地体现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现代性”是“新声诗”有别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传统“声诗”的根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3—0243—06。
“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是近20年来新诗研究和批评的一大热点。以现代性作为新诗研究的新视角和贯通线，对百年来新诗发展的历史道路、成败得失进行整体审视，对建构中国现代诗歌学，特别是建构中国现代诗歌史学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意义。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综观近20年来新诗现代性的研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局限于所谓新诗的“内部研究”，二是所谓“新诗”依然等同于“欧体欧风”、“译体译风”的“自由诗”，而占有“新诗”或“中国现代诗”半壁江山的“新声诗”或称“歌诗”，依然无人问津。
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的说法，本来是有为而发的。它意在纠正过去的文学史“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的现象。但它同时承认“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的研究法“在作品释义上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只是不能以此代替“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①而已。区分文学“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理论家，其本意不是让人只搞文学的“内部研究”，特别是关于“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更是“内部研究”所难以完全承载的沉重话题，只能将所谓“内部”与“外部”作为一个整体中既彼此有别，而又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作既分别又综合的研究。
至于“新声诗”迄今仍被排除在“新诗”或“中国现代诗”研究的主流之外，其本身就是中国现代诗歌变革和诗论变革的历史悲剧。关于“新声诗”在中国历代诗歌史，特别是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思想价值、美学价值，笔者已有专文作了初步论述。
②。而揭示“新声诗”的现代性，则是事关恢复“新声诗”在“新诗”或“中国现代诗”中“合法地位”的另一个关键性理论问题。而要论证“新声诗的现代性”，还必须从“现代性”谈起。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理论问题，中外学者对它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作出了各种不同的阐释，这里无须一一列举。其中也不乏能对现代性问题作整体把握者，最有代表性的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具体说来，包括“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复杂的经济制度”和“一系列政治制度”等。他还特别指出：现代性“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另外，当代法国一些掀起“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中，对现代性体现的一整套“共识法则”所作的概括，也是比较系统、全面的。例如，让•利奥塔德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了现代社会的三大“原则”，或者说三大历史特性：“一是坚信客观真理和绝对正义，抱着历史乐观主义的信念；二是跟随启蒙精神及其理性主义，让‘工具理性’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准则，结果是从宗教迷信走向了科学迷信；三是奉行普遍功利主义和社会福利原则，市场逻辑和享乐主义并行，让现代人受制于‘物化’的现实。”③还有一些中外学者持所谓“多重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对现代性的性质及不同文明国家的现代性的解释上”主要有三种说法：“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所要论述的是世界的同质化；而与此相反，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强调的则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并非是一个同质化的世界。针对这两种观点，艾森塔德提出第三种论断，将当今的世界看作是属于一种多元现代性的世界。”④但不管人们从什么立场出发，取什么视角，作出怎样的理论表述，总之，所谓“现代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人类工业文明阶段的社会历史特性。它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现代化或现代社会，也不能局限于观念层面的、精神性的、人性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久已定型的僵死的公式，而是一个从过去走来的、至今还并未终结的、开放的、人类工业文明阶段的社会历史特性。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工业文明阶段产生的“现代性”，既有其历时的自身发展、流变的阶段性，又具有共时的国度、民族的差异性、多样性。正如艾森塔德所指出的，当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之初，人们曾有过人类文化将由此走向以西方现代文化为范型的“同质化”的预期，但是人类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展开，却深刻地表明“多元现代性或对现代性的多元解释获得了不断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非西方化的趋势，切断了现代性与其‘西方’模式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权。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欧洲或西方的现代性不能被看成是唯一真实的现代性，它实际上只是多元现代性的一种形式”⑤。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新声诗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真实的现代性”的一家之说，而应从中国国情出发，以中国已经走过的和现在正在走着的工业文明的历史道路为依据，具体揭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对“中国现代性”、“中国新现代性”之类的概念作出界定。
从世界各国建设工业文明的历史道路来看，既有人类社会工业文明发展阶段有别于农业文明阶段的历史共性，也有国家、民族、地区所走的工业化道路及所采用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就前者而言，世界上凡是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的国家、民族、地区的现代社会的历史特性，都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就后者而言，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现代性，又都有自己特有的历史内涵。甚至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其现代性的具体内涵也会有所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迄今为止的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昭示我们：“现代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原发型的、以欧洲各大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性”和后发型的、以亚、非、拉美的主要国家为代表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性”。其中，后者又包括两个子类型：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两种特点不同的“现代性”。据此，我们也可以将“现代性”概括为三个类型，即“原发型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后发型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后发型社会主义的现代性”。
探求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特殊复杂的中国国情和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曲折道路。探求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只能以中国工业文明从萌芽到展开再到转轨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西方原发型工业文明的现代性为参照，不能以西方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性为依据、为标准，更不能以个别带着“西方中心论”有色眼镜的西方学者的个别论断为绝对真理。
中国的工业文明之路曲折、坎坷，命运多舛。从明代后期直至今天，可以粗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体上是从明代后期到鸦片战争前后。这是内生性、自主性的，其特点又不同于西方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早期的“原始工业化”的、中国工业文明的发轫阶段或中国特有的“原始工业化”阶段。第二阶段大体上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殖民者以暴力打断了中国内生性、自主性“原始工业化”进程，将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行程强行推入一个特别复杂艰辛的阶段，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先后选择了三种不同的工业文明方向；三者间波澜壮阔的矛盾斗争，构成了这一阶段现代性“中国内涵”的历史奇观。第三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今天。这是曲折艰辛的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模式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之路的探索、实践到自觉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上，每一个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所解决的矛盾、所完成的任务，既是先后贯通的，又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历史地、发展着的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既有历史的连贯性，又有阶段的差异性。
显然，中国的工业文明之路既不同于任何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也不同于其他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其他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我们探求现代性的“中国内涵”固然不能忽视一切类型的工业文明的历史共性，更不能漠视中国道路的民族个性。甚至可以说，后者才是我们探求的重点。只有抓住这个重点，才能真正求得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才能使我们有一个评价工业文明时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正确标准，才能让新声诗的现代性落到实处。
中国的工业文明之路，在“原始工业化”阶段上所具有的原发性、内生性的基本特征从明代后期开始，就已经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层面上展开了，它与西方原发型工业文明不同的民族特性，也已经鲜明地呈现了出来。从整体上看，二者的基本差别就是内生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表现在内生性工业文明的早期，其基本的历史特性分属于和平型、暴力型两种不同的类型。在明代后期，中国当时的“白银资本”已相当强大，白银的大量流入有赖于国际贸易的质量、规模。当时的中国虽不免有天朝、上国的自我期许，但对世界各国基本上是以礼相待、和平交往、友好通商，没有强占海外寸土以为殖民地，甚至还受到倭寇及荷兰殖民者的伤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复杂、多元的民族构成及其发展的不平衡，干扰或阻滞了内生性“原始工业化”的自然进程。明清易代，中国和平型的工业文明之路被严重阻滞。与此同时，西方暴力型的原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却完成了历史性的飞跃。在“原始工业化”阶段，本来同西方大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边。但我们今天却不能因此抹煞中国本已萌生的早期工业文明的历史事实及其呈现出来的民族特性。
在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其基本的历史特性表现为各种不同社会力量选择的三种不同的工业文明方向、道路的斗争、博弈。西方列强和继起的日本，力图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世界体系的附属品；如果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着眼，这也可以归入广义的“现代性”范畴。与此同时，中国先进的爱国志士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力图建成自主的、健全的、后发型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爱国志士们在运用各种方式反抗殖民化的同时，在列强间诸多矛盾的缝隙中，先后尝试着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逐步推进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但是，无情的现实向中国人宣告：此路不通。中国先进的志士、精英不得不总结失败的教训，而另觅救亡之道、强国之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人们逐步发现了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崭新道路。于是，这便有了第三条道路。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世界体系强加给中国的殖民地型工业文明道路，既使中国产生、发展了工业文明的某些普世要素，同时又构成了中国发展后发型健全、自主的工业文明的最大障碍；其社会历史特性，就前者而言，具有一定“现代性”；就后者而言，则有着“反中国现代性”的特质。所谓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或“中国现代性”应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进行的独立自主的、健全的后发型工业文明变革时代的社会历史特性。在这场伟大历史变革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内部又存在着两条道路三种方式的博弈、互动和互补。所谓“两条道路”是指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道路和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道路。所谓“三种方式”，简要地说就是“革命”、“西化”、“本土化”。杨春时先生把它们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三大现代性思潮”，并分别命名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中虽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方向，但都主张首先用武装革命的方式打碎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为实现独立自主的、健全的后发型工业文明扫清道路，进而独立自主地逐步展开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创造自己的工业文明；“自由主义”则主张按照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实行“全盘西化”；而“保守主义”却主张主要靠开发民族传统的文化资源创建中国本土的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就中国变革的历史事实来看，“激进主义”是“主流”，主导着这一时期工业文明变革的历史方向，但自由派和保守派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容忽视。它们作为中国现代性思潮的两个方面军，对“主流”不仅始终保持着干预和制衡，甚至在许多方面被主流派吸纳并实践。因此，可以说现代性的“中国内涵”本身就是以激进派为主导的“革命”、“西化”、“本土化”三大“现代性思潮”的辩证发展、辩证综合。不过，在这一历史阶段上，无论走哪条道路、用哪种方式创建后发型工业文明，都必须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前提。因此，反殖民主义是现代性“中国内涵”的逻辑起点，也是本时期现代性“中国内涵”的基本内容。我们评价本时期“新声诗”的现代性只能以此为主要依据。
中国工业文明之路的第三阶段，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内地）、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台湾）、殖民地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香港、澳门），从分立、并存到共生与逐步整合。在这一历史时期三个分属于不同类型工业文明的地区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社会特性，共同构成了本时期现代性“中国内涵”的多重复合的整体。如此特殊的国情，如此复杂的多重复合的现代性内涵，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不过祖国大陆毕竟是中华民族推进后发型工业文明的主体部分，其社会变革的历史道路、成败得失及其呈现出的历史特性代表着现代性“中国内涵”或“中国现代性”乃至“中国新现代性”的主流或基本内容。祖国大陆推行的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变革，极其鲜明、强烈地表现出不同于其他一切原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后发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后发型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个性特征。自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益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推动下，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思潮的兴起和中华民族内部不同类型工业文明的并存、整合，更使中国的工业文明呈现出新的、独一无二的现代性特征，所以有人将其命名为“中国新现代性”。虽然人们对中国工业文明的新特性的看法还不尽一致，但说它“新”与“独一无二”则是无可置疑的。
不管人们如何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所谓“内部研究”的重要性，文学变革总是同人和人类文明密不可分的；虽然二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所以，我们考察新声诗的现代性，就只能将所谓“内部”与“外部”看做有别而又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新声诗的现代性，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恰恰是更鲜明、更强烈、更具体地表现出同所谓“外部”即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特性间的激发与互动。
新声诗是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声诗。它的发生、演变几乎同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步伐同步，映射出中国特有的工业文明道路整体的历史特性，体现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性，在各个不同层面上较全面地呈现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现代性”就是“新声诗”有别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传统“声诗”的根本特征。
（一）新声诗的第一次浪潮。
新声诗的最初形态是明代中后期的“市井艳词”。它是伴随着明代中后期“原始工业化”的推进，表达民众反抗传统礼教、追求人性解放的历史诉求而到处歌唱的新韵文。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精英，很早就发现了它的不朽价值，如李开先、冯梦龙等人，与民间艺人一道，从事“市井艳词”的搜集、整理、刊印、传播工作。李开先在他所编的《市井艳词》一书的序言中说，这些“艳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初学言者，亦知歌之。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⑥。这种依托民间音乐，表达新的历史诉求的新民歌，发展到清代，不仅创作、整理盛况有加，而且演变出品类繁多的民间说唱和地方戏曲。这种表达民众新的历史诉求的新型声诗，进一步丰富、提高，更加普及，可谓初步具有了早期文艺现代性的“大众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