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墙转相亲]兄弟阋墙
宗臣（1525―1560）和吴国伦（1524―1593）同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是明代文学社团“后七子”的重要成员。
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认为明代的文人社团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互“标榜之风，固然古已有之，然而于明为烈”。
“后七子”也不例外，他们作“五子诗”，虽然是纪一时之谊，但客观上起到了相互标榜的作用，“至如王世贞于其集中标举生平交游，有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递推递衍，以及于四十子，而复于王锡爵与其弟世懋称为二友，则更见其标榜之私”（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当然，“后七子”同样具有明代文人社团的另一特点，即为了观点或才名而相互角力，甚至相互攻击。
“后七子”中除了著名的李攀龙和谢榛的争论之外，宗臣和吴国伦也发生过比较激烈的论争。
一 宗臣，字子相，号方城，扬州兴化人。
嘉靖庚戌进士，除刑部主事，改吏部考功，历稽勋员外郎，外补福建参议，迁福建提学副使，卒于官，年仅三十六。
在郎署时，与谢榛、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等人交游唱和，声应气求，若出一轨，称“嘉靖七子”，亦称“后七子”。
宗臣一生短暂，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内反权奸，外抗倭寇。
有《宗子相集》十五卷。
四库馆臣对其评价甚高：“天才婉秀，吐属风�流……�其《西门》、《西征》诸记，指陈时弊，反覆详明，盖臣官闽中时，御倭具有方略，故言之亲切如是，又不以文字论矣。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咸丰重修兴化县志》亦记载：“臣一代伟人，负文武才，生平好学，精诗古文。
”（张园棣《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吴国伦，字明卿，号川楼，亦号南岳山人，湖北兴国人。
嘉靖庚戌进士，除中书舍人，升兵科给事中，左迁南康府推官，调归德，迁贵州提学副使，移河南参政。
《明史》赞其“归田后声名籍甚，求名之士，不东走太仓，则西走兴国”（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
元美即世之后，与汪伯玉、李本宁狎主齐盟，三君皆不知诗。
王、李既殁，海内不敢违言，刘子威、冯元成、屠纬真辈相与附和之。
《��》、《太函》、《大泌》等集几与《四部》争富，而《由拳》、《白榆》等集尤而效之，海内之为真诗者寡矣。
朱彝尊认为吴国伦的诗离“真诗”尚远，胡应麟《诗薮》亦评价其诗“用句多同，一篇而外，不耐多读”（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翻检《��洞稿》发现，前三卷单拟古乐府就有300多首，其手法与李攀龙相似，亦步亦趋，稍改数字而已。
吴国伦大量摹拟乐府诗是为了获得李攀龙的青睐，正如廖可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谢榛、徐中行等都不模拟四言、骚体、乐府，宗臣、梁有誉也作得极少，吴国伦则在这方面花了很大气力。
开始只有李攀龙、王世贞两人拟古乐府，后得吴国伦而为三，他大概是想藉此表示自己可与李、王并列，而超过其他人。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吴国伦欲驾诸子的做法引起了宗臣的强烈不满。
宗臣向“后七子”首领李攀龙致书：“吴生亡赖，耳目纵横，意常驾仆。
仆发短心长，颇得意于此生。
此生矫厉，非仆当之，几负矣。
”（宗臣《报李于鳞》，《宗子相集》卷十四，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下文所引《宗子相集》诗文皆为同一版本，不赘）李攀龙接信后严厉批评了吴国伦：“元美书来亟言足下似欲据子相上游者，乃足下亦自谓宗、谢所不及，而梁、徐未远过也。
明卿，明卿无赖哉！三子者不可谓非海内名家矣！……明卿今见其胜之尔，即一日千里，某何敢私诸二三兄弟乎？”（李攀龙《与吴明卿书》，《沧溟集》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第12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吴国伦少时好为�蒲之戏，有较重的市井习气，入社后常对宗臣有狎侮之举： 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辄不肯受；加子与，则受；公（余德甫）�然其间，亡所加，即加之，公亦夷然不屑也。
（王兆云《余德甫》，《皇明词林人物考（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 吴卿还楚，过广陵，乃不顾我，只以诗寄我，又大让我。
可恨！足下以书去为仆一谢焉。
（《报徐子与》，《宗子相集》卷十四） 仆谓抡才计算，诸君必不得久住人间，诸君事当并以累仆也。
舍人（吴国伦）因起殴我，几折吾齿。
（《报徐子与》，《宗子相集》卷十四） 吴国伦屡次狎侮宗臣，因为他认为宗臣诗才不及自己。
宗臣与吴国伦为同年，皆为嘉靖庚戌（1550）进士，宗臣举二甲第三名，吴国伦举三甲第一百八十四名（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吴国伦《退朝逢徐子与宗子相与之论诗作》和查继佐《罪惟录》分别记载了论诗的情形： 三月长安花满城，五陵裘马少年行。
逡巡束带趋华省，寂寞挥毫赋帝京。
御气高从三殿合，香烟细结五云生。
汉家此日论词赋，杨马何当更擅名？ （宗子相）少尝与客论诗不胜，覆酒盂，啮之裂，归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呕血，而神逾王。
宗臣“论诗不胜”，焉是甘心落后之人？他“日夕淫思”之外，还向谢榛虚心请教。
据《四溟诗话》卷三记载： 宗考功子相过旅馆曰：“子尝谓作近体之法，如孙登请客。
未喻其旨，请详示何如？”曰：“凡作诗先得警句，以为发兴之端，全章之主。
格由主定，意从客生。
若主客同调，方谓之完篇。
譬如苏门山深松草堂，具以琴樽，其中纶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孙登也。
如此主人，庸俗辈不得跻其阶矣。
惟竹林七贤，相继而来，高雅如一，则延之上坐，始足其八数尔。
”子相曰：“若作古体，亦用此法，可乎？”曰：“凡作古体近体，其法各有异同，或出于有意无意之间，妙之所由来，不可必也。
妙则天然，工则浑然，二体之法，至矣尽矣。
” 在谢榛的指导下，宗臣经过苦吟磨砺之后，诗艺大有长进，连李攀龙都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天下仅次于王世贞的名诗人。
《艺苑卮言》卷八云： 李于鳞按察关中，过许中丞宗鲁，许问：“今天下名能诗何人？”于鳞云：“唯王元美，其次为宗子相。
”时子相为考功郎，许请子相诗观之，于鳞忽勃然曰：“夜来火烧却。
”许面赤而已。
我们不禁要问：在七子众人中，吴国伦为何偏偏挑选宗臣作为论诗争名的对象呢？因为李攀龙、王世贞是盟主，且吴国伦一直视王世贞的父亲为座师，故不能与他们争锋。
谢榛虽为布衣，但在七子中最为年长，大吴国伦近三十岁，且谢榛因脱狱卢�享侠客之名。
结社之初，诸人咸服其诗论，故吴国伦不敢与他发生龃龉。
梁有誉、徐中行、宗臣和吴国伦虽为同年，但因为吴国伦入社最迟，而梁有誉与1552年夏谢病上书，故两人晤面无多，不及论艺梁已归家；而徐中行是吴国伦加入七子社的介绍人，吴国伦对他一贯比较尊重，不便与之较量： 忆仆初解褐时，即问诗子与，因即介子与入元美于鳞社，故平生德子与甚深。
后于鳞评诗时，跻子与时跻仆，仆皆安之。
（《复王敬美书》，《��洞稿》卷五十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
下文所引《��洞稿》诗文皆为同一版本，不赘） 经过比较，吴国伦认为宗臣是其论诗争名的“最佳人选”，不仅两人资历相当，且宗臣经历单纯无其他关系掺入其中，吴国伦可以毫无顾虑地大干一场，更重要的是，宗臣性格豪爽，不肯轻易服输，一旦争论起来，容易迸发出火花，从而有效地扩大影响，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三 事实上，两人之间的论诗争名属于兄弟阋墙，是复古派的一次“人民内部矛盾”，并无根本性的冲突。
此次论争一方面极大推动了两人诗歌创作的积极性，使他们的诗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两人“不打不成交”，他们的友谊也因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宗臣诗文中，既有对吴国伦才高命蹇的同情：“嗟哉扬马才，斯人不见容。
”（宗臣《简吴明卿舍人》，《宗子相集》卷四）又有对吴国伦弄璋之喜的祝贺：“人间麟趾少，池上凤毛生。
”（宗臣《吴舍人得子》，《宗子相集》卷六）既有为明卿贬谪的黯然神伤：“三月朔，睹计吏牍，则足下乃又有谪命矣。
是日为足下顿足旁皇，泣数行下。
”（宗臣《报明卿》，《宗子相集》卷十五）又有兄弟情深知音难得的无限感慨：“仆与二三子隔千百世而生，如左、马、李、杜者，则亦何得二三子以为欢乎？且长安中贵人不少，吾强以二三子视之，亦胡不得？而惟二三子是思也，则辄自觉其欺，为悲更甚耳。
”（宗臣《再报明卿》，《宗子相集》卷十四）而吴国伦与宗臣亦是惺惺相惜，曾把宗臣比作鲍叔、惠施等知音：“谁堪多病冯唐老，更少平生鲍叔亲。
”“云寒洛浦归任�，岁晏濠梁忆惠施。
”（《哭宗子相诗四首》，《��洞稿》卷二十二） 吴国伦因为杨继盛经丧得罪严嵩，1556年被谪为江西按察司知事。
在谪途中对尚留京师的宗臣表示了关切之心： 子相之念逐客，宁有所不至哉？徐郎使槎，竟亦相后。
吾党一二聚首，造物尚忌之。
昔者促膝纵横不罹重谴，幸也！仆南矣，子相尚善自爱，无复为人移目哉！（《与宗子相书》，《��洞稿》卷五十二） 在得知宗臣去世的消息后，一口气写了四首怀念子相的诗歌《哭宗子相诗》，后来还给宗臣的父亲宗周、弟弟宗子培分别写了慰问信： 往国伦造次，遇使者于彭蠡湖上，一醉而别，嗣即梦寐求之耳！庚申之春，仆方入京待调，会闻子相讣适至，为之神殒内溃，起卧失常，食不下咽者数十日。
嗟乎！天乎！词人阳九，夫复何言？譬则同群之鸟，塌翼分栖，侧目呼俦，其音哀矣。
乃虞罗密布天复助其机而中之不已异乎。
又数子中仆与子相意更相属，业已约为婚姻。
曾几何时，遂成今古，能不动心木石哉？仆今旅宋中，不能遽走哭。
东望淮海，涕泗淫淫，且子相素自豪且健，饮食无疾，胡然弃我？岂真陆嫂失善视耶？然亦命矣。
榇归措何所？省后曾择嗣否？愿闻其详。
昨见诗文已刊布，必传无疑。
第其中小有可芟，且传之太速，而语多触时忌，非宜也。
可急索原稿，发为一选，庶几死者之心安耳。
如何？传闻先生哀毁几失明，理所宜有，然过矣。
河清难俟，万有归无。
尚幸节情强饭，以需余年，即死者有知，愿也。
兹特遣人持四诗哭于子相之灵，脱剑束刍，早晚图之矣，濡毫气结，语不复文，惟先生亮察。
（《报宗先生书》，《��洞稿》卷四十九） 仆未交子培，然从子相知子培深矣。
子培明经博艺，江南北盖罕其俦，久而不发，岂天欲厚其积耶？子相生尝以兄事，仆今犹不得就子培雁行，欲令仆不怀子培，岂人情也？去夏在京邸方与王元美作南冠对泣，而蔡人张助甫以子相讣来。
天日苍皇，五内尽裂。
嗟乎，吾党数子，岂独众人侧目，而天亦甘心焉？仆尚偃仰世途，真不知命矣。
遣使持四诗先代一哭，诸备尊君缄中见区区也。
（《与宗子培书》，《��洞稿》卷四十九） 文中不但回忆了初闻子相噩耗时五内尽摧、起卧失常的情景，还奉劝宗老先生节情强饭多多保重，直陈“数子中仆与子相意更相属，业已约为婚姻”，并且表明了自己对宗臣文集触犯时忌的担忧，同时对子培赏其才气哀其境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两封书信呜咽满纸，情意殷殷，表达了自己对老友的一片深情，这与以前好侮喜斗的吴国伦判若两人。
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看到友人逐一凋谢，吴国伦对自己少年轻薄的行为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乃今于鳞即世已三年，无路束刍，哽咽为甚。
每读足下百韵诗，未尝不掩泪自废。
足下明大率二三兄弟私相责备宁过于严，持以论人则又未可示人不广。
……少年任气自豪，非足法也，足下岂以为然乎？（《报元美书》，《��洞稿》卷五十一） 另外，吴国伦还希望诸子诗集刊布时，要删除一些内部纷争的内容，以维护诸子团结的形象，不要重蹈“前七子”李、何诸君的覆辙：“于鳞集尚未遍阅，无论诗文，其中书记更多可删，幸足下裁之，毋使后人谓我二三兄弟复蹈李、何诸君故辄。
”（吴国伦《报元美书》，《��洞稿》卷五十一，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为什么吴国伦这么热心建议删除七子内部纷争的内容呢？依笔者推测：于七子集体而言，是给后人一派团结的印象；而于其个人而言，是希望借此来“遮羞”――因为“后七子”内部发生的三次论争都与吴国伦有直接的关系（参看张永刚《吴国伦生平及文学复古》，《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从进士及第到卒于任上，宗臣和吴国伦两人的交往虽然只有十年的时间，但在吴国伦《��洞稿》中涉及到宗臣的诗文却有四十多首（篇），有宴饮放歌、论诗争雄、病归问讯、闻讣痛哭、逝后慰藉等各个时期的记载。
两人虽有论诗争名的不快，但亦属文坛常事，并未影响两人的真正友谊，从某种角度说，两人因相互论争促进了彼此的了解，提高了各自的诗艺，加深了两者的友情，以致数年后吴国伦看到宗臣遗稿时仍然禁不住潸然泪下： 昔我同袍友，抗志薄青云。
结发事幽讨，没齿虞无闻。
含精吐其华，往往绝人群。
翱翔京洛游，羽翼忽以分。
古心不可恻，役役江之溃。
憔悴忽以萎，驾言迈修文。
与君已隔世，思君日以殷。
遗编箧笥中，忽忽如见君。
凤鸟不常仪，熏膏亦自焚。
令名但千载，地下君所欣。
安见长寿考，一一策高勋。
（《读宗子相遗稿怆然作》，《��洞稿》卷五）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