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活的博物馆夷为平地_夷为平地
像很多时尚的年轻人一样,我曾是个崇洋的城市女孩儿。
我喜欢北京那时仅有的莫斯科餐厅、新侨饭店、和平餐厅;我不喜欢昆曲、京剧、地方戏,爱看电影、话剧、歌剧;不喜欢民族舞,酷爱芭蕾;喜欢西洋音乐,不好丝竹管弦;当然,我喜欢摩天大厦,不喜欢古老的旧北京。
王军先生的《城记》中提到有“京味作家” 之称的陈建功甚至为拆除胡同而欣喜,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
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在西单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不便的告别。
” 作家王朔则在题为《烦胡同》的文章中说:“我家住的那一带俗称‘朝阳门城根儿’。
那一带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少像世界标榜的那种规规矩矩的四合院。
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是要肥的。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什么快乐可言?胡同里天天打架,骂街”,“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
在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不禁哑然失笑。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父亲陈占祥与梁思成夫妇共同肩负起制定新北京规划的重任。
而同样的问题,我上大学时也曾问过父亲:“真不懂,你那么洋派的人,怎么喜欢土得掉渣的老北京?凭什么为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北京,弄得身败名裂?” 父亲说:“这跟个人好恶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对北京规划的设想仅仅出于城市规划的科学理论,这是我学了一辈子的专业。
再说,老北京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怎么会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你是在北京长大的,难道你跟这座陪你长大的城市没关系?” 我仍犟嘴:“老北京又破又烂,像横二条那么讲究的四合院全北京有几个?还不都是豁牙咧齿的?早拆了早好。
” “多亏你还是北大中文系的!”父亲真的不高兴了,“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是不是锈迹斑斑,又破又烂?这妨碍它成为无价之宝吗?多少人家珍藏着几代以前的先人照片,可能早就褪色破旧,但仍会被子孙们一代又一代地珍藏下去,谁会因为它破了旧了就扔进垃圾箱吗?为什么我们要为周口店的‘北京人’建博物馆?为什么考古学家要不停地发掘古墓?因为后人渴望了解祖先的历史,研究我们在历史中前行的足迹。
我们今天却把一座活的博物馆夷为平地,北京城所剩下的东西实在不多了。
” 父亲讲了一些故事,希望它们能回答我的问题。
你当然知道俄国的圣彼得堡。
1941年,纳粹军队占领了冬宫、凯瑟琳宫等四座宫殿约九百天,撤退时将其付之一炬,并到处装了地雷,埋下的炸药达一吨多。
战后,苏联人在马铃薯都吃不饱的情形下,勒着裤带开始了废墟的重建。
接着,大批的艺术家、工匠、志愿者,在饥寒交迫中走向废墟。
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重塑了无数毁坏的雕塑,修复了宫殿中的天花板金顶,把花园中彼得大帝的肖像碎片拼装得天衣无缝。
父亲说:“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军即将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先生得知后很焦虑,他在京都和奈良的地图上标明了著名文物的记号,交给了美军驻重庆办事处,并建议盟军不要轰炸这两座有着诸多古建筑的城市,因为人类文明的财富是没有国界的。
只有站在人类精神制高点上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界与襟怀,这是一种文明。
对文化传统、对历史文物的尊重,表现了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这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 我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巴黎的故事。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巴黎的人口在上世纪末已达到两千万。
英国黛安娜王妃的车祸,就出在这条高速路上。
无数汽车从河畔呼啸而过,塞纳河的旖旎风光成了车窗外掠过的一阵风。
2002年,新上任的巴黎市长做出决定,从7月14日的法国国庆日开始,到8月15日的一个月之内,政府下令关闭塞纳河畔的高速路。
市政府出资运来大批细沙,把高速路面铺成厚厚的沙滩;又运来一盆盆三米多高的棕榈树,放置了一千多张躺椅。
“沙滩”上还有临时安置的公共卫生间和淋浴房。
市长热情洋溢地向巴黎市民发出邀请,请他们穿上泳装,到美丽的塞纳河边尽享国庆假日的金色阳光。
这是一个只有在巴黎才会出现的浪漫故事。
一个市长,实现了一座城市的梦想,那么浪漫、那么奢侈,又有那么些许酸楚。
北京能够回到从前吗?如果我们还拥有巍峨的城墙,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在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空中花园”登高远眺?是不是可以在绿柳成荫的护城河里引吭放舟?是不是可以坐在长安街边那宫墙改建的长廊上,把孩子们手中的风筝送上高高的蓝天? 怎样规划我们未来的城市,实际是怎样选择我们未来的生活。
住在狭窄胡同里的人们,渴望搬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住进高楼大厦的人,又怀念在四合院的海棠树下,摇着蒲扇和左邻右舍话家常的寻常日子。
全球化如一只怪兽,吞噬了无数充满个性化、民族化色彩的城市,而当人们发现自己最有个性的文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怪兽的排泄物时,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么宝贵的财富! 很多年前,我曾问过父亲:“那些破胡同、烂街道就永远戳在北京城吗?建筑如果原地踏步,那还怎么前进、怎么创新?” “我们什么时候否定过创新?我们在规划中提出的保护老北京,指的是城墙九门之内六十二平方公里的范畴,那是要全盘保护的。
之所以提出要做大北京区域规划,就是要把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功能有计划地疏散到周围的区县,根据周围区县的特点,建设有各自独特风格、独特功能的小城镇,那里为每位渴望创新的建筑师提供了可驰骋的广阔天地。
可以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乡村古风,也可以是最现代派的卫星城,这要有统一的规划。
把行政、金融、教育、商业、医疗等那么多的功能都塞进一个只有六十二平方公里的老城,老城就失去了鲜活的肺,窒息了。
所谓空间,就是不要塞满。
不满,才有活动的空间,才有反省与思考的生活品质。
月盈则亏,任何太满的事物都会走向反面。
这不仅是建筑规划的美学,也是生活的美学。
” 【选自陈愉庆著《多少往事烟雨中》人民文学出 版社版,本刊有删节,标题有改动】 插图/破坏性开发/卡尔伯(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