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反思
摘要：2003年出台的新的救助管理办法，较先前的收容遣送制度有了根本性改变，新办法实施5年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随着实践的深入，新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对我国的救助管理制度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鉴于此，应当在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救助站与高校联动等方面进一步努力，使得救助管理工作日趋完善。
关键词：流浪乞讨；救助管理；社会工作 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促使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简称“旧办法”），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简称“新办法”），我国的救助管理制度开始从强制收容遣送向自愿接受救助转变。
一、新救助管理办法的改进 新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体现了我国在法治时代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救助与社会管理的新探索，体现了政府自身正在由管制型的权利政府向服务型的责任政府的转变，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与旧的收容遣送制度相比，新办法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一）从强制收容遣返向自愿接受救助转变 旧办法规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必须被强制收容遣返，不考虑当事人是否愿意。
而新办法强调，任何人不得强制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同时，受助人员也可以自愿放弃救助，告知救助管理站后即可离站，救助管理站不得限制。
新办法明确规定的自愿受助、无偿受助的原则，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是否接受救助意愿的尊重，流浪乞讨人员有权利选择救助也同样有权利选择放弃救助，他们的意愿和选择都必须得到尊重。
（二）从维护城市管理向提供救助服务转变 新、旧办法在制定之初的基本出发点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收容遣送办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而“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只是手段，也正因为如此，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制度最终异化为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为其唯一目标，并最终引发了孙志刚事件。
在其第一条明确指出：“为了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制定本办法。
”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单纯追求城市社会秩序安定而导致制度功能异化，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三）更加强化了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约束 新办法在内容规定上更加具体和细化，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强化了对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约束，而减轻了对受助人员的约束。
在旧办法中，由于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城市治安管理，所以将受助人员仅仅作为简单、被动的管理对象而对其附加了种种限制条件和要求，如“及时把他们遣送回原户口所在地”，收容人员“必须服从收容、遣送”等。
新办法明确规定，救助站工作人员“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不准敲诈、勒索、侵吞受助人员的财物；不准克扣受助人员的生活供应品；不准扣押受助人员的证件、申诉控告材料；不准任用受助人员担任管理工作；不准使用受助人员为工作人员干私活；不准调戏妇女。
”并且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于当地救助站工作人员负有教育、培训和监督的职责与义务。
（四）内容规定更加人性化 除了对于提供的基本救助内容做了具体规定外，新办法还体现出了更加人性化关怀的一些方面，如“救助站为受助人员提供的住处，应当按性别分室住宿，女性受助人员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就体现了对处于弱势地位女性的特别保护；“救助站应当保障受助人员在站内的人身安全和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维护站内秩序”对保障受助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做了明确要求，防止各种危害和伤害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