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身份的社会行为者表征
摘 要：本文基于van Leeuwen的社会行为者理论，以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15名农民工的深度访谈为语料，探讨了受访者农民工如何通过语言来表征社会行为者，从而表征自我弱势群体的身份。
老板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群外身份表征又是如何为农民工群内身份的表征服务的。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农民工；弱势群体；身份表征；社会行为者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3.4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3—96—03 一、引言 农民工，作为中国最典型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各学科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民工进行了研究。
本文以对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15名年龄在40—67岁之间的农民工的访谈为语料，从社会行为者理论的视角研究了语言与身份表征的关系。
二、理论综述 van Leeuwen将社会行为者分为US群体和THEM群体（黄莹，2010）。
本研究中US群体包括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次群体，THEM群体包括老板和知识分子两个次群体。
从广义上来说，US代表的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THEM除了上述两个次群体，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政府、公务员等强势群体。
社会行为者理论（Social Actors Theory）是一个系统的表征社会行为者和社会行为的理论，根据语料的特征，本文选择了其中的三个子系统（排斥与包含，功能化与认同，泛化与具体化）作为分析框架。
排斥（exclusion）与包含（inclusion）涉及社会行为者在农民工的语言表述中如何被提及。
包含指的是实施社会行为的施事者作为主语或宾语出现在语言表征中。
功能化（Functionalization）和认同（Identification）涉及说话者如何划分社会行为者。
认同又包括分类（Classification），关系认同（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和身体认同（Physical Identification）。
分类是按照社会行为者的典型特征来划分的，如性别、年龄、地域、宗教信仰等等。
关系认同是基于社会行为者与说话者的相互关系来划分的，如亲属关系、同事关系、敌友关系等等。
在不同的情景下，同一社会行为者会有不同的提及方式（van Leeuwen，1995）。
三、个案分析 （一）排斥与包含 排斥与包含涉及作为主体的社会行为者在话语中出现与否。
排斥又分为背景化（backgrounding）和抑制（suppression）。
背景化指的是行为者没有直接出现，而是出现在文中的其他地方，读者可以通过推理确定具体的行为者是谁。
抑制指的是行为者不能在文中的任何地方找到，读者不能确定是谁实施了语言表述中的社会行为（唐斌，2011）。
对15名受访者的分析结果显示，US群体更多地出现在口头叙事中，证明说话者农民工具有主位意识，表征的是对自我身份的理解。
他们弱势的身份也可以通过对相应的强势群体——THEM群体成员的表征来体现。
本研究中，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表征离不开对两个THEM次群体——老板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身份的表征。
但是本研究的采访主体老一代农民工比其他三个次群体包含的频率要低，而排斥（包括背景化和抑制）的频率却远远高于其他次群体。
US群体成员频繁地被排斥，反应了尽管给予弱势群体农民工为自己说话的机会，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排斥在施事者的行列之外，淡化自己的社会行为者主体身份。
这也表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不确信以及畏惧发出真实的声音。
作为行为者的农民工在言语表征中被排斥，可以避免为其社会行为负责任，提高其话语的客观性，增强说服力。
例如： 1、（打工）比在老家稍微好一点吧，在老家，讲句实话，赚钱也不容易。
有时间也收过垃圾，多少盈利点。
（背景化） 说话者排斥了“赚钱”和“收垃圾”的行为者——他自己。
因为“赚钱”表征了生活的艰辛，“收垃圾”表征的是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受访者农民工省略了作为行为者主体的自己，维护了自己积极的面子。
但是，当他表征自己积极的身份，行为者主体却是显性的，如：“我以前去过芜湖，待了几年，那时候当兵。
”可以看出，该农民工对自己军人的身份积极认同，而对打工者的身份认同则有所犹豫。
2、打工都是一样的，外界讲把你们分开，讲是农民工。
城市农村打工都是一样，都是农民工。
（抑制） “打工”作为一个过程性名词，排斥了社会行为者US群体。
说话者将城市打工者也纳入农民工的群体，使读者更难确定，他所提及的打工的主体究竟是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本身，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亦或是城市打工者。
真正的施事者无法从表述中得到确定，属于排斥中抑制现象。
（二）功能化和认同 功能化和认同是说话者对社会行为者的划分。
研究发现，农民工很少通过职业被功能化，因为他们的工作并不体面。
反应了他们对社会地位低下的认知。
THEM群体功能化的次数为37次，而US群体只有19次，频率是US群体的一倍。
在农民工的访谈语料中，被功能化的THEM群体成员代表有城管、派出所的、收留所的、劳务警察、劳动力保障单位、中央国务院、国家，干部、公务员、老师、医生，老总、老板、老板娘、雇主、经理、主管，念书的人、研究生、本科生、大专生等。
功能化的THEM群体成员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以国家，政府为代表的权力机关或者劳动力保障单位行为者；二是以公务员为代表的具有体面工作和身份的群体；三是老板群体；四是知识分子群体。
对应的功能化的US群体代表为：瓦工、木匠、清洁工、环卫工人、裁缝、保姆、小工、民工、农民、力工、劳力等。
认同中，农民工通过年龄、性别、教育、能力和社会地位等标准来划分社会行为者。
或者通过相互关系（关系认同）来划分社会行为者，这反应了他们倾向于积聚相关的群体成员话语的力量来表征自我身份，增强自己声音的说服力。
身体认同是通过描述社会行为者的面貌，身体特征等来表征社会行为者，常见于书面故事，很少出现在农民工的口语语料中。
表1 农民工采访语料中社会行为者的认同表征 （三）泛化和具体化 农民工通常泛化为群体，如“我们”，“打工的”。
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更多地集中群体的力量，表征群体的身份，在语言表征中，他们多以群体社会行为者的形式出现。
但是当他们建构自己积极的身份时，他们会将自己和群内成员具体化为个体，从而建构积极的个体身份。
THEM群体成员相对于农民工群体属于强势群体，具有一定的权势。
该群体的行为者通常是以特指即个体的形式出现，但当他们被消极表征时，会泛化为一个群体。
比如对老板群体的消极表征，具体的老板会被泛化成一个群体特征，避免具体的个人被提及，这也反应了弱势群体农民工对自我弱势身份的认同，对强势群体的畏惧。
例如： 1、打工的都是系于别人底下的。
人都有一种自卑感，讲出来难为情。
“人”指的是包括说话者在内的农民工。
该农民工表述的是自己的自卑感，他却用一个泛化的指称“人”而非具体化的指称“我”，来将自己的这种自卑感，放大到人类的共性。
这保护了农民工的消极的面子，泛化是弱势群体农民工用来表征自我负面的身份的重要方式。
2、我接触的人也多，企业公司老板都接触，低级的，农村的，农民工，小工也接触。
公司老总见面说不到两句话，档次不一样，没必要，人家也不理你。
人分三六九等。
此处农民工承认自己与老板群体的档次是不一样的，属于对弱势身份的认同。
该农民工想要指出的是，老板不愿意与他们交谈，暗含的理由无非是他们的身份不同，高层次的老板群体也不会理睬低层次的US群体。
他暗含批评的声音，但是又不愿指出具体的行为者，于是用“人家”来泛指施事者，淡化这种批评。
“人”对US和THEM群体的统称，说话者承认人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但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处于较低的层次，于是他将强势群体THEM成员也加入“人”的范畴，这样泛化社会行为者，让读者分不清谁处于强势，谁处于弱势，似乎他在表征的是所有的社会群体，而非仅仅US群体本身。
泛化也可以用来表征THEM群体的消极身份，因为农民工弱势的地位导致他们不敢直接批评强势群体成员。
即使他们想要表明自己对强势群体行为的不满，也不会将矛盾所指的THEM群体成员具体化。
THEM群体成员还经常被“数据化”为“有些，一些，有的人，大部分人”，US群体成员则经常被“集体化”为“我们、手下人、老百姓、劳动力、安徽人、我们家人、外地人、打工的、乡下人”。
四、结论 从社会行为者的表征分布，本研究对农民工身份表征有如下启示：受访主体农民工的语言表征表明他们对自我身份与老板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身份差异的清楚认识。
虽然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倾斜，农民工的经济和社会处境有所提高，但是要扭转他们弱势的身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农民工认可他们的弱势性，却不遗余力地去表征自己积极的身份，这可以被视为一种保护群内身份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van Leeuwen， T.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Action[J].Discourse&Society，No.1， 1995：81—106. [2] 黄莹.表征中国社会的话语——基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历时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3] 唐斌.《人民日报》中（1987—2007）农民工的话语再现[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