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母亲”葛健豪的传奇人生
叫葛兰英时,她只是一名乡间妇女;叫葛健豪时,她立志做一名献身教育、改造社会的健将和英豪。
她和秋瑾、唐群英号称潇湘“三女杰”,一生的心愿是通过教育解放妇女。她高龄上学,老龄留学,先后创办“湘乡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和“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时人称她是“惊人的妇人”。
她以坚定的行动和不屈的精神养育和支持了五个革命儿女——蔡和森、蔡畅、蔡麓仙、向警予、李富春,其中四个是中共中央委员,三个为革命牺牲。有人称她是“革命的母亲”。
她见证了新民学会的成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遭遇白色恐怖的过程。她以非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革命活动,和儿女们一起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是其中唯一的非党人士。她是中共党史上的传奇人物。
……。
她去世的消息传来,毛泽东亲手赋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在和秋瑾、唐群英见面之前,她在家乡度过了顽劣的童年,又在不尽如意的婚姻生活中成为六个孩子的母亲。谋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早期思想,已经在她的潜意识里萌动……)。
(一)“老妇人,新妇道”。
三个女人一台戏。
和秋瑾见面时,兰英刚刚生完第六个孩子,还未出满月。当她听说王子芳夫妇从北京返乡时,激动得像个孩子一样几乎要蹦了起来,要不是蔡蓉峰及时制止,她似乎已经忘了自己还是个产妇。
也许是已经熟知彼此,葛兰英与秋瑾初次相见不仅毫无陌生感,反倒像是相识已久且交谊深厚而久别重逢的好姐妹。寒暄过后,细心的兰英还是看得出秋瑾有些郁郁寡欢,心情显然欠佳。从衡山特地赶来相聚的唐群英也发现秋瑾与以往有些不同,心直口快的她直截了当地问秋瑾婚后以及在京城的生活情况。
秋瑾的烦恼不外乎有二:政局和家庭。她这次和丈夫从北京返乡的原因是不久前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离了北京。为避战乱,王子芳只好辞官,和秋瑾返乡隐居。对清廷的无能和软弱,秋瑾义愤填膺,却也无可奈何。在返乡途中,她一口气写了好几首诗,以诉说心中愤懑。其中一首《杞人忧》,她当场朗诵给兰英和群英听。诗曰:。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
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
她的诗不仅反映了她的文才,更显出她异于平常女子而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兰英对秋瑾的敬佩丝毫不亚于群英,除此,她对秋瑾还多了份崇拜。
至于家庭,秋瑾一向反对包办婚姻,与唐群英一样,那时她虽有不满包办婚姻的意识,却还没有抗拒包办婚姻的觉悟,因而只能是违心地接受。然而她没有唐群英幸运,唐群英的家爷守成持重,对媳妇彬彬有礼,家娘心地善良善解人意,丈夫知书达理,因而唐群英在婆家并无太多怨言。秋瑾却不同,她初嫁入王家时,丈夫王子芳虽一度收敛了浪荡公子习性,对文武双全的妻子也还尊重体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王家人的慢慢了解,秋瑾越来越痛恨这一家人。
谈到王家、丈夫王子芳,秋瑾愁容上又多了份儿愤恨,她语气急促又硬邦邦地而且丝毫不留情面地说:“王家家资暴富多骄傲,是个怕强欺弱之人。公公王黻臣为人刻薄,婆婆屈氏性格暴躁思想顽固守旧而御下极严。苦了我晨昏定省,不能有一点儿失礼,偶有过失,动遭面斥,真是苦不堪言。”。
兰英心想如此酷爱自由无拘无束自尊心又极强的秋瑾如何能够忍受得了这样的恶家娘,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秋瑾只稍稍喘了口气,又急急地说:“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不如,人之无良,莫此为甚。他无信义、无情趣、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原来尽管王家家财万贯,王子芳挥金如土,对秋瑾却吝啬小气至极,令秋瑾相当不齿。
也正因为自身经历,秋瑾对包办婚姻更加切齿,她对兰英和群英这样总结包办婚姻的不合理性:“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要是说一两句抱怨的话,或是劝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俱下;别人听见还要说‘不贤惠,不晓得妇道呢’!这不是有苦没处诉、有冤无处申吗?”。
家庭的不幸令秋瑾一度非常苦闷,她疯狂地读书静静地思考。她以为个人的悲剧往往是社会制度的体现,正是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封建体制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从而造就了无数类似的悲剧,因此她比一般人更加关心时政,希望通过社会变革推翻旧制度。1898年的戊戌变法,不仅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大地,更让秋瑾看到了希望。然而维新派的启蒙思想刚刚萌芽便被顽固派扼杀,正如一道闪电后,大地重归黑暗。秋瑾的失望可想而知,不久,她便去了北京。在北京,她和王子芳的关系更加紧张。王子芳和一帮朋友花天酒地,常常彻夜不归,有时甚至醉卧倒在酒瓮旁。中秋节那天,王子芳又夜不归宿,秋瑾第一次身着男装,带了仆人去戏园看戏,回家后被王子芳以“有伤体统”之名狠狠打了一顿。秋瑾盛怒之下离家出走,住在小客栈。王子芳好言好语将她劝回后,竟又原形毕露,无一毫悔改之心,夫妻关系急剧恶化,秋瑾从此对他不作幻想。不过,这次的离家出走成为她向夫权宣战的开始。
当秋瑾得知葛兰英也曾离家出走,而且是从上海直接出走返乡时,惊讶万分,搂着兰英直夸她大胆勇敢。兰英暗自有些自豪之余,又有些不好意思,她摆了摆手。她认为与秋瑾相比,她的思想尚处于初级启蒙阶段。她的离家很大程度上只是和丈夫怄气,而秋瑾的出走已经具有反抗旧制度的萌芽。所以,当蓉峰改邪归正时,她也就很容易地消了气,而秋瑾却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站在了更高的层次反省社会问题。如此想来,兰英自认她要向秋瑾学的东西还很多。于是,她想更多地了解秋瑾。
这时,秋瑾从箱子里捧出一套男装和一顶鸭舌帽,颇有些得意地对兰英和群英说:“瞧!”。
兰英诧异地问:“你平时就穿这个?”。
秋瑾麻利地将鸭舌帽扣在头上,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又抖开衣裳,往身上比划着,脸颊因激动而绯红,她声音响亮几乎是高呼道:“因为在中国,男子强,女子一直受压迫,我希望设法树立男子般的强心,打算先把外形变成男的,再直到心也变成男的。”她也不管不顾两个女伴对她此番理论的反应,又自管自顾地说,“有的时候,我真想变成男人。”。
其实兰英何尝不是这么想,她自小就知道“要和哥哥一样”,然而她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她和哥哥永远做不到一样。成人结婚后,她对男女不平等又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有时,她甚至很孩子气地想如果自己能够变成男人,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一切,可以吐气扬眉。
当兰英将她埋藏在心底的自知是幼稚和可笑的想法也和盘托出时,秋瑾摘下鸭舌帽扣在了兰英的头上。群英笑道:“这应该就是‘男女平等’的自知先觉吧。兰英的‘想当男人’的想法和秋瑾‘直接穿男装’的做法,都不免偏激,却也反映出我们女人的一种渴望啊。”。
有相当一段时间,葛兰英几乎天天和秋瑾、唐群英在一起交流。说是“交流”,其实更多的是兰英在倾听,听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一系列主张。除反对包办婚姻,反对男人女人在“重娶”和“改嫁”问题上的不平等外,秋瑾也痛恨妇女缠足。为此,她愤愤不平地说:“缠足由来最可羞,戕残自体作莲钩。骨断筋缩多痛苦,行走何能得自由,积弱成痨因此足,无能不学更何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