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事物不会卷土重来
一。
我抬头就能看见的东山，高抵天穹。东山是六盘山逶迤而去时留下的尾巴，同时也留下了它的许多植物。一片生长了多年的杏树林和一片山桃林，几乎占去了大半个山坡，山顶上是少水和贫瘠的土地，覆盖着低矮的沙棘丛和永远不会长大的野桃木。四季中，除了寒冷的冬日顯得秃顶一样难看外，仲春、炎夏和初秋，如果忽略了一些细枝末节上的区别，永远都是绿意纷繁。
这些司空见惯了的景象，不会过多地吸引我的眼球。夏天的傍晚，大人们尚在生产队的田地里劳作，他们散工差不多还得一个时辰。这时，一阵扑棱棱的声响卷起微风，从天地的腹部掠过。那是一群灰鸽觅食归家，在夕阳里辉映的半空习惯性地盘旋后，沿着东山根落到了太婆家的后院背上。太婆家的后院，倚着东山，修筑院子时，十几米高的山根被削直，在削直处，又挖了两孔窑洞。窑洞的上方，散布着七八处小洞。这些小洞我可以保证不是人工开挖的，或许是雨水冲刷而成，或许是其他动物的老巢，最后，在人的干预下，野物搬走，与人类亲近的鸽子们便居住了下来。
有家真好，这像我有一个四围土墙低矮的小院，小院里有三间昏暗的房子一样。灰鸽是野生的，官名叫斑鸠，但好多人用“灰鸽”来称呼它们，欢喜地说它们是“家鸽”——它们择百姓之家而居，与父辈们一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显得辛苦而纯朴。由此可以肯定，太婆一家也是善良的。可是，却很少有人踏进她家。当然，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不是亲人，谁都是不会随意走进别人家大门的。比如，晚上或者中午，我家的大门会被敲响，往往喊着“他婶婶”来唤出我的母亲，也不进来，只在门外开口，借走我家的诸如一把锨、一只筐之类的农具或者食盐一类的用品。既然大家都墨守成规，就没有人愿意去破坏它。
我只能去夹道看崖畔上的灰鸽。通常是黄昏，天空绚烂，光的巨手把东与西划成明与暗两半。鸽子们不会急着进入巢穴休息，还要聚集在洞口，互相厮磨，享受一日最后美好的时光，并发出一串“咕咕咕咕”声，好像总结着一天奔波的不易，探讨未来的梦想。但是，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我见到太婆的次数并不多。太婆似乎太忙了。
她家的院落的前面，另有两道左右而建的院子，这两道院子正好形成了能供一辆架子车通行的“夹道”。很少见夹道阳光普照，东启西斜太阳好像故意似的，总会避开这里，只留下一个呈三角形的阴影，搭在土墙上。夹道正好正对着山崖上的鸽窝。一个傍晚，只穿了破背心、光着腚的我站在夹道看着山崖出神时，有人抚摸了一下我光溜溜的脑袋，捏了一下我的耳朵。那是太婆回来了。她个头高大，身材挺直，样子显得有些倔强。她黑色的偏襟衣服上沾了些柴草，头发浓密，可却是一团苍白。我没有看清她的脸，她就扭着小脚走了，但我看清了，她的左手上捏了几根小枯枝，而又不时弯下腰去，将夹道里并不被人注意的柴草捡起来。
太婆摸了我的头，这对年幼的我来说是件大事、喜事，我必然惦记在心里，回家后一定要告诉母亲。很晚了，母亲回来，我告诉她这个消息后，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惊讶，那态度好像我在路上碰见了一棵树，或者碰见了一只蚂蚁。只是，她叹息了一声。我不懂这声叹息背后的意思，也不会去问为什么。而我可以确信的是，大人不会对我的偶遇感兴趣。
农事和节气日复一年地重复着。秋季，小麦上场，连我身上简单的衣物都包裹在丰收在望的麦香中。大约临近傍晚，我到瓦窑坪玩耍时，又遇见了太婆。
瓦窑坪位于村庄的腹部，原来是一处制作青瓦时堆放半成品的场地，平整且宽阔。瓦窑可能由于妨碍交通的缘故，在我没有出生时就被废弃了。但场地幸运地被保留了下来，放电影，开大会，就派上了用场。这里有一棵杏树，高高大大的，不知是何年种植的，这个季节里，它的上面挂了不少青果，自然是孩子们的最爱。我捡拾起土块朝树上扔去，期望打下青杏时，看到了太婆。三四个背枪的民兵，明显不是本村的，他们推着她从夹道下来，到了瓦窑坪。我看到太婆走得很快，尽力避免他们从后面推搡。
我生性胆小，躲在杏树后面，惊讶地看着他们消失在西边的大路上。
我已经懂得经验的重要性。既然大人们对太婆不感兴趣，我也就不会把这件事再告诉他们。但是，我还是想起了一个当时不能完全明白的词语：“运动”。
也罢，大人们肯定知道村里村外以及太婆家发生的事情，只是他们不说罢了。
二。
这年深秋，野草枯萎，树木的叶子落尽，第一场霜和往年一样降临大地。第二天，为了完成生产队上缴粪肥任务而起得大早的人，经过她家院门时发现，那扇安在土墙上的木门不像平常一样紧闭着，而是朝里开着，向外打开一切秘密似的。那人朝里张望了几眼，安静，十分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崖畔上的鸽子挪动身体的声音。他觉得状况异常，就走进了大门，看见几间土屋都黑着，没有灯火透出。厨房里，灶膛还有余热。主屋的门虚掩，推门而进，室内洗劫了一般干净。
他们一家走了。关于是走是留，他们肯定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考虑和讨论。这个深夜，当劳累了一天人们熟睡时，他们一家从土炕上起来，收拾好简单的家当，吃上些带着热气的残饭剩汤，轻轻地推开门，互相牵着手，互相搀扶着，悄悄朝村外走去。寒风肯定知道他们留下的体温，星星肯定看到了他们艰难而紧张的身影。
天放亮，大半人知道了这事。母亲念叨说，走了好，再不受那份罪了。或许好多人在念叨，走了好。为什么没有人因他们的离开而表示伤感呢？我隐约知道，他们一家虽然与我们同属一个李姓，但她应该只是我亲太爷的远堂弟媳。其时我的爷爷已经去世，论关系，李姓家分枝太多，她家与我们李姓家血缘上已经不那么亲近了，论辈分，不仅我得称她太婆，村庄里还有好多人也得像我一样称呼她。
他们一家活得真是不易。据说，解放前，远房太爷在山后的另一个村庄生活，做些小本生意。太爷去世后，因为他们兄弟间关系上的原因，她备受排挤，没有办法，他们一家就投奔到了我们李家，成为李姓的一户新成员。解放初期，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家都开始便宜变卖、出让土地，可太婆为了在村庄里站稳脚跟，加上不懂政策，花掉不多的积蓄，糊涂地购买下了别人的土地，他们家的成分就不言而喻。
太婆有两个儿子，按辈分，她那两个儿子自然是我的祖父辈，我们通常叫他们“大小爷”“二小爷”。大小爷、二小爷那时已经成家，大小爷的一个孩子比我小三两岁，三四岁的样子，名字叫大江。这名字充满了前景，也寄托着希望。
出走，应该是最无奈也是最好的选择。太婆是村庄的老辈，他们一家走后，没有人声张这事，也没有议论和打听，大家心知肚明似的保持了高度的默契。这是一个时代里的一群人少有的宽容和善良。
他们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但必定去了该去的地方，遥远得偏僻、安静得荒凉。可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其实能去的地方不多，或许他们一家就在流浪的路上——我能经常遇到乞讨的人群，在傍晚或者中午时敲响院门，声音沉重得如同后院的一盘石磨。他们在门外说“大爷大婶，给一口吃的”时，母亲不会装作没有听见，我也不会不去搭理。我家也没有多少吃的，但母亲总会想办法送走他们。我多次将洗净的红萝卜送到他们的手中时，好像做了一件大事。
可是，太婆家的院子不能空着，尽管没有谁有过占有的想法，生产队也没有。生产队的羊圈在北山腰上。建在山上有它的优点，例如，羊群在山坡上吃完草后，可顺利就近归圈。但暴露出的问题出不少，例如，路远不说，主要是不安全，经常发生野狼咬死咬伤羊只的事件，那可是公共财产啊。于是，北山腰上的羊圈挪了下来。那可真是好地方，两眼大窑洞和两间大房间里，全部挤满了羊只，温暖并且安全。那些年里，夹道里撒满了豌豆大的黑色羊粪，孩子们都争抢着把它扫回家，用来填充土炕。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生产队向每户人家分配牛粪，我们去把它挑回来，铺在院门前晒干，为防止有人偷走，得赶紧收拾到院子的某个干燥的角落，供下雪后填炕取暖。尽管我们还会上山扫些茅草和树叶，但问题是，积攒起来的牛粪和枯草太少，寒冷的时间过于漫长，西北风好像有不可阻挡的穿透力，院子的门窗抵御不了它们的冲击，家家仍然像冰窖一样。羊圈却不一样，除了生产队分配的牛粪，还有许多由看羊人私自积攒下来的羊粪，还有他放羊时扫回来的枯草和树叶。因此，看羊的大叔的小屋是最暖和的地方。
看羊的大叔不会拒绝人们来羊圈聊天、取暖，如果来的是大人，他会奉上自己种植的旱烟，如果孩子多的话，他有永远讲不完的老故事。他的小屋在院门口北边，以前是太婆家的厨房。我踩着积雪发出的“咯吱、咯吱”声，顺着夹道朝羊圈走去，老远就能看见院墙外面的土炕烟道冒着青烟，老远就能闻得见牛羊粪燃烧时散发出的青草气味。大门没有从里面关上，推了一下就开了。刚进入院子，羊膻的气味扑鼻而来，当然，一股股热乎乎的气息也随之而至。
我仍然关心居住在崖畔上的灰鸽。看上去愣头愣脑的灰鸽们不傻，似乎隐约知道它们的主人已经不在，可它们是生活在这里的最久的土著，不懂得也更不愿意迁移，它们只会将脑袋小心翼翼地探出洞穴，豆大的眼睛滴溜溜地打量着院子里的羊群和出入的人们。它们永远不明白这座院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原来的主人发生了什么。
然而，鸽子们不知道威胁已经临近。它们将家安在悬崖上，虽然是个聪明的决定，但安全只是表象，善于攀爬的山猫和蛇仍然是它们生存的天敌。太婆一家走后，以前人们畏而远之的院子，一下子成了热闹的地方。闲聊的人们，即便不是当时饥饿的驱动，也开始把目光瞄向了崖畔。据说，鸽子的肉汤鲜美异常。半夜时分，警惕性很高的狗安睡了下去后，几个人偷偷摸摸把梯子抬到了崖畔，手伸进了鸽窝。
天亮前，羊圈的一个角落处只有一小把零乱的羽毛，连细小的骨头都没剩。
谁也不知道夜里发生了什么，包括鸽子。但它们面对一天天减少的成员，却依然没有搬家的意思，和往常一样，飞过山畔，扑棱棱的。
它们或许在等待主人回来。
三。
这是一九八一年青黄不接的初夏。炎热，干旱，疲乏。
下午小学放学，沿着狭窄小道回到瓦窑坪，分明察觉出与往日不一样的气息雾似的四处弥漫。从时间上说，日头还在西山顶上，下地劳作的人们不应该散工，但有不少大人从田地里奔了回来，连农具也来不及扔下，朝夹道一路而去。我没有回家，出于好奇，提了布片拼凑成的书包，也朝夹道走去。我当然知道，如果有大事发生，大人们通常不喜欢孩子来现场。怕遇到大人责罵和阻拦，我速度不敢快，好在没有人不让我去。
太婆家——羊圈外站了几个大人，神情焦虑，互相说着什么，不时朝院里张望。我不能去听大人们说话，那也是要挨骂的。院门开着，也没有人阻拦，我钻了进去。靠门口的看羊人住宿的小屋里，也围了不少人。我再次挤到门口张望，顿时吃了一惊：天啊，那不是大小爷和大小奶奶吗？他们竟然回来了。我看到，大小爷站在一边，大小奶奶坐在炕边，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孩子好像睡着了，头朝后仰着。十来年不见了，大小爷衰老了不少，胡须茬坚硬地扎在脸上，额头上也布了几条白色的皱纹。
没有看到二小爷，也没有看到大江。院子里还有个陌生的小男孩子，光着背，不理任何人，和一个和他一般大的小女孩儿自顾自地捏墙角的几颗干羊粪蛋玩耍。我朝里走了走，看到二小爷和大江他们与队里的几个人在收拾原来的那间主屋。他们将羊粪铲了出来，把从后院山崖上挖下来的黄土铺了上去。窗户全部开着，羊膻味在干燥的空气里弥漫。我希望大江能看到我，并且认出我。可他一脸漠然，像没有看到我似的。而事实上，时间的洪水，已经冲淡了我们的印象，我记得相当清楚，他那时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一直将头勾得很低，很少与同伴们一起玩耍、说话。
我一直在院子里逗留。因为经验上的原因，疏忽了空气间充斥的紧张。不一会儿，队长来了，背着赤脚医生那种印有红色十字的药箱，他身后跟着大队上的医生。医生没有谁不认识，他给许多人把过脉，打过针，我也不例外。我的右耳几年前或许钻进去过什么顽固的虫子，或许用小棍子掏过，反正是中耳发炎了，还化了脓，这位队医多次在大人的帮助下，把我压倒在土炕上，给我用了不少青霉素、黄连素。我讨厌他，因此，看到他时，主动躲开了。
我就近看见，他们都瓦着脸，严肃地钻进了小屋，我跟了过去，趴在窗口看着屋里的动静。医生把体温表夹到那小孩的腋下，又用听诊器听小孩子的胸部。他不说话，好多人期盼他开口，但他不说话时，也没有人说话。医生又给孩子打了一针，取下体温表，看了看，甩了甩，又装进了药箱。医生要走了，他终于开口说话，我隐约听见他说的几个关键词语，“肺炎”，“半夜烧还不退，怕是救不下了”。他走时还留下了一个小瓶子和棉球，吩咐说：“好好擦。”。
大小爷和大小奶奶把那小瓶和棉球当救命的宝贝一样，孩子仍然由大小奶奶抱着，大小爷用棉球蘸了小瓶子里的药水，从孩子的头上开始，一直擦到脚上，生怕遗漏了某处地方。一遍，两遍，反复着，不说话。我闻见了酒精的浓烈扑鼻，还看见了大小奶奶默默流下的泪水。泪水汇集在她的下巴上，最后落在了孩子精光的身上。
据说，发高烧时涂抹酒精会加重病情。不管能涂抹还是不能涂抹，这孩子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的名字叫大海。而那个我在院子里见到的小孩，是二小爷的孩子，叫大宝。那个小女孩儿，是大小爷家唯一的女儿，叫玉。虽然他们都小我几岁，但辈分仍然比我高。排除辈分，他们都是我后来的好玩伴。
我还疏忽了一点，没有看到太婆。太婆去了哪里呢？从大人们的嘴中和叹息声中，我才模糊地知道，那一年，太婆一家流浪到关山脚下，那里山大沟深，人烟稀少，便在那里安顿了下来。虽然田少地薄，但开垦后种些豆类和春小麦，也能维持肚皮。大约，这里稀少并且简陋的院落都是逃荒者所建，也没有人追究他们的来历，既然来了，早居住在那里的人因同病相怜，爽快接纳了他们，当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了苍天。过了两年，二小爷也娶了妻，生了子。不久，太婆去世，他们将她埋葬在了关山里。
现在看来，大自然赐予的关山的确是个好去处，虽然可供耕种的土地就像秃子头上的毛发一样稀少，可多种树木与竹子、野草在山岩上坚强地互生、杂生，算得上四季常青。但气候多变，不宜人类居住。我曾在世纪之初的春秋时节进去过几次，领教过关山的雨雾与峻峭，因路滑而险些摔下悬崖。这里景色秀美，但实在不宜久留，想必，小爷他们客居异乡他处，总会牵挂着故土院落，于是，按照太婆临终前的吩咐，“你们要回去”。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在他们心中一直是个未知，也是多年的纠结。时间总会抹掉一些东西，也会给予一些东西。终于，小爷一家能够回到老家了。
老家淳朴厚道，不会也没有忘记和丢弃他的任何一个村民。小爷一家在老院子里安顿好后，第二年就迎来了土地承包到户，小爷一家和所有人一样，也分得了土地、农具和牲畜。这时节，人们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闲聚，小爷家的院子里也有了以前没有过的欢娱。
我一点也不知道小爷他们会唱我们称之为“老戏”的秦腔。这些以前有“毒”的东西，当年便又枯木逢春般兴盛了起来。若是雨雪天，尤其进入腊月，每到晚上时，小爷家聚了不少人，我去，不过是凑个热闹。烟雾缭绕里，大家听小爷讲那段在外的时光，唏嘘声里，孩子们听的简直就是传奇。小爷在关山扎下脚后，那里的人不多，有时相约去山外的集市一起购买煤油、盐和农资，便互相有了些了解，也就亲近了起来，他们也对小爷家的遭遇深表同情。耕作时候，你家在那头，他家在这端，人家会唱“花儿”，时间久了，就跟着人家哼，最后也能喊上几句，这东西不需要伴奏，唱得随意，却能解困乏。农作物收割结束，打碾装袋归仓，土地翻耕后，大家的时间更多了，就私下里唱开了秦腔。几年里，苦中作乐的大小爷记下了不少当地流传的折子戏文，二小爷不仅善于唱腔，还能拉一手二胡。
就大小爷和二小爷一大家数十口人来说，重新回到老院子，开始新的生活，实在是段难忘的时光。在快乐的传递中，他们家是不怕浪费煤油的，一直到打发走最后一个人才熄灯。大小爷靠在土炕上的被子上，二小爷坐在一只板凳上，炕上坐满了人，地上围满了人，谁也不觉得旱烟的味道呛人。大小爷哼着那些秦腔，村庄里的有心人拿本子记下了全部戏文，有《三滴血》《三对面》《下河东》，有《虎口缘》《华亭相会》《柜中缘》，等等。每到兴致之处，大小爷会手舞足蹈，“踏”上两步。但他不能尽兴地“踏”，在关山下搞梯田建设时，冻土砸伤了他的右脚面，从此后，他就落下了不能治愈的毛病，好在跛得不是很严重，不妨碍正常劳动。二小爷也会趁兴拉一版秦腔牌子曲。這些东西，我至少是没有接触过的。后来，父亲从县印刷厂弄来了几本秦腔剧本，全是那种巴掌大的开本。我仔细看了，与大小爷唱的并无多大区别，也就是说，大小爷的记忆力相当不错。
这也是后院悬崖上的鸽子们欢乐的时光。几年里，鸽子群繁荣了起来，日头跌窝时，它们守在家门口，“咕咕咕咕”地开心唱着，即便是晚上，它们听着从小爷空屋里传出的歌唱声，内心充满宁静与安全。我就想，如果环境不变，它们愿意一直把家安在那里。
四。
一九八六年，我离开了老家，去外面谋光阴。
村庄偏僻，资源匮乏，微薄的土地收入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这几年里，许多人去了外面。大小爷家的大江也去了，他一直在内蒙古打工。
往后好多年里，我奔波于养家糊口，每年回不了几次老家，而每次也是匆匆去，匆匆回，在很短暂的逗留时间内，我没能与小爷一家打声招呼。但我依然关注着夹道上面的那座老院，从别人的口中知道，在我离开老家不久，大小爷与二小爷分家了。大小爷一家人住在旧院子里，房子还是那些房子。二小爷一家去了原来的养猪场。按照当地分家的习惯，二小爷可以带走一些家具，包括碗筷，也能分得一些粮食。但是，他带不走执着的鸽子。
时间没有衰退。它在机械地前进时，却把一切衰退留了下来。
比如我的父亲。时间的机器让他留下了干瘦如柴的身体。那是二〇一二年，正当村庄东山上的山桃花和杏花相继绽放时，他离开了我们。按照风俗，我们弟兄姐妹披了孝服守在灵堂内。父亲去世那一天，我于下午租车前来看望过他，我走后两个小时，老家打来电话，说老人家殁了。灵堂内，悲伤、愧疚，搅和得我如摊泥，一切完全按照“总管”的拨摆行事。我没有过多的心思关注出进的人群，整个人如昏睡状态。
家里的“白事”完全靠族人打理。第一个晚上，前来帮忙的人们散去，只留下一二人陪“孝人”守灵。深夜十一时，屋内十分安静，这时，我听见有人咳嗽了一声，随之听见有人低声说话。将头从灵堂探了出去，那不是二小爷吗？他脸上布满皱纹，肤色黝黑，穿了件旧防寒服，蜷缩在屋内的椅子上，以前看上去高大的身材，显得那么矮小。一位老辈人陪着我们守灵，内心又多了份不安。
二小爷不易。他除了大宝，不几年又有了小宝。他们一家仍然住在养猪场里，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只是，把主屋的前墙加固，将屋顶修葺了一番，其他两间老屋很有些风雨飘摇的感觉。大宝小宝初中毕业后，再没有上学，跟着大江在外面打工。在村庄，由于贫困，男子年龄过了二十五岁，等于过了黄金年龄段，就难找上媳妇。大约在新世纪之交，三十岁刚过的大宝经打工的朋友介绍，给本县北部距老家六七十公里的一户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过上了他自己的生活，难得回家看望老人。我知道大宝所在的乡镇盛产苹果，也知道那里的果农十分繁忙，加上还有许多家务要他这个女婿支撑，便对他不能经常回家有了理解。小宝呢，记得他长得清俊，有些腼腆，见了生人总是低头脸红，性格显得内向，经人牵线，在二〇一一年腊月里，娶了山后一残疾女人。但愿老天不负善良人。
我不会不提大小爷。在料理父亲后事的第三天，我看到了他。那天我从坟上给打墓堂的人送完饭回来，正值中午。在院子里，和大小爷打了个照面。他坐在房檐下的台阶上，我赶紧向他打了声招呼，显然，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只是朝我笑了笑。进了屋，听见有人说：“你能挪个地方坐着不？你坐台子上挡大家走路呢。”我家的院子狭窄，北边的一排房子占去了院子几乎三分之二的地方，南边还搭了堆放杂物的棚子，现在人多了起来，的确有些磕磕碰碰。我又折身出去，见是有人叫大小爷挪个地方。我疑心，大小爷为什么不坐到凳子上去呢？他经人搀扶，站立起来，我立即惊讶地张大的嘴巴：他竟然跛得厉害，以至于不能像以前一样行走。我也才发现他手中随时提着个光滑的木棍，以此借助支撑身体。于是，我才知道前年收麦，他拉着架子车去山上往回运麦子时，本来有脚疾的他不能用力掌控架子车，连人带车翻下了地埂，导致左腿骨折。
大小爷是代表他们一家前来帮忙的，其实按他的身体状况，也实在帮不了什么。大江去打工后，常年不回家，甚至过年也不回来。为了生活，大海也出去打工了，而大小奶奶，我听说她得了怪病，行走十分艰难，如果要生火做饭，她是匍匐着身才能到厨房去的。我的脑海中便闪现出她那时硕健的身体和慈眉善目。
临近傍晚，其他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大小爷没走。他站在供桌前，瞅着桌上的供品看着。另一位还没有回家的亲房大约看出了他的心思，取过一包点心，大小爷拿了过去，坐在门槛上拆开，立即吃了起来。剩下的几个，他揣进了衣袋。见这情形，我示意亲房再拿过来一包给了他。大小爷高兴地提在手中，一摇一晃地出了门。
我想到，大小爷一年里或许吃不上几次可口的甜食，这些点心，他一定是带给大小奶奶的。我心頭突然一热。
五。
父亲去世后，我每年的清明、寒衣节都要回去上坟。
清明节那天，我们和往年一样，顺着瓦窑坪过夹道上山。在北山腰，突然觉得少了些什么，我回了一下头，看见了大小爷家的旧院，不，不是旧院，是院后的崖畔。崖畔上的鸽子窝清晰可见。只是，没有看到鸽子，对了，好多次了，没有听到鸽群飞过山腰发出的声响，我顺口问，崖畔那里的鸽子去了哪里？有人说，没有几只了，被野猫吃得差不多了，前不久还见有几只，可能现在已经飞走了。我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一切变化太快。环境不得不让它们看到未来的危机，不得不迁移他乡，或许，只有方向朝外，才会有繁茂生存与成长的机会。只是，我觉得它们是山的精灵，是院落的精灵。我仍然期盼着它们能够重新回来繁衍。毕竟，作为土著的鸽子，这里有它们的老家。
此时，正午的阳光与我经历的事情显得不那么协调，它十分明媚，普照众生。
李新立。
甘肃静宁县人。作品散见于《散文》《中华散文》《美文》《作品》《文学界》等文学刊物，作品收入多种年度选本，或被《散文选刊》选载。获甘肃省第五届、第六届黄河文学奖。出版散文集《村野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