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战时的挣扎到崩溃
一个功能健全的金融体系需要一种合理而稳定的货币。
东部省份税收流失，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部省份也无法开辟新的财源，同时还要支撑一场庞大的战争，国民政府诉诸于简单的增发法币来弥补赤字，这直接导致了法币的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
下载论文网 蒋介石政府的金融顾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杨格曾计算了国统区零售市场价格的变化。
他以1937年1月到6月的价格作为基数1.0，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价格指数增长到19.8，而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前后，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647。
抗战八年中中国货币的贬值极大地削弱了国统区币值稳定，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基础被摧毁了。
维持法币汇兑 战争开始国民政府就决定，为了维持法币的声望必须保证法币可以兑换外汇。
在最初八个月的巨大损失之后，政府试图把币制稳定在战前1元兑换0.3美元的价格上。
蒋介石政府动用了大量的外汇把这一价格维持到1938年3月。
在上海公共租界和天津租界区完全被日本占领包围后，国民政府实际上还是坚持运营一个开放的金融市场。
这让日本有机会通过贸易从国统区获得法币，再在上海把它们换成外汇。
当时的《银行周报》警告说，这造成了一种危险的情况，即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可能会终结在敌人的手上。
这一政策花费巨大，蒋介石政府在1938年3月13日公布了非常严格的外汇限制。
中国政府不能阻止外国银行用法币交易，所以法币的官方汇率和实际汇率之间差异悬殊。
中国因此又额外成立了外汇基金，即使大多数最后也终结于日本之手。
与此同时，日本人和他们的代理政权发现维持法币是有意义的，因为法币可以自由汇兑，而伪币则不能。
有研究者认为上海的公开市场无疑为日本在短期内获利提供了机会。
考虑到日本可能通过获得法币来增加外汇，国民政府曾尝试缓解这一问题。
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命令沦陷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政府发行他们自己的货币来取代法币，认为这样就能阻止日本人获得可汇兑的货币。
尽管有这样的考虑，大多时候国民政府相信维护货币对中国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经济学家马寅初在1939年3月所写：“敌人知道，要摧毁我们的国家，首先要摧毁我们的法币。
”重庆方面觉得，只要法币在沦陷区普遍通行，日本人就无法建立其完全的经济管制。
它的担忧之一就是，沦陷区的人民对法币失去信心会导致当地人抛弃法币，接受伪币。
这可能会导致法币涌向国统区并急剧增加货币供给，加速通货膨胀。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于1938年向美国行政院发出电报，督促美国支持法币。
中国政府的财政顾问杨格建议中国政府提倡货币兑换，他坚持保持法币的兑换性会在战争中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因为“远离日本占领的城市和港口的广阔内陆多是由游击队员控制的”，他们使用重庆的货币，所以“从内陆出口的货物，即使被卖到沦陷的港口，最终也不得不以中国的货币支付”。
但是在他25年后的著作中，杨格承认了这项政策必须付出高额代价。
他也承认他可能对于孔祥熙施压过大，以使他为外汇市场提供资金支持。
那时可用的资金不多。
但他仍旧总结道：“若没有1938～1941年的维稳行动，可能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就会存在中国在战争期间能否避免金融崩溃的重大质疑。
” 最终国民政府无法维持秩序。
而且，重庆政府（其北京和上海的代理人政权亦然）加印钞票来弥补政府的赤字，这导致了各个领域的通货膨胀。
日伪政府扶持的中央储备银行在1938年至1941年间增发货币高达450%。
但是在中国努力维持上海的外汇兑换的同时，法币随着更多货币的印发也在贬值。
虽然限制了外币兑换，也有从英国及美国（相对较少）获得的支持，法币的汇价仍从1937年的29美分跌落到1940年12月的6美分。
印制钞票的洪流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都造成了通货膨胀，但是1940年晚期之前中储券的价值超过了法币。
杨格注意到，1941年北京政府的钞票“成为了华北沦陷区的主要货币”。
珍珠港事变之后 当上海的孤岛时期随着珍珠港事变的发生而终结时，汪精卫政权的货币并不流行。
但是汪政权快速地终结了法币的角色。
汪政权宣布1942年6月1日后法币不再合法，并且必须在此之前兑换为中储券。
中储券在1941年12月以前都被设定为与法币以相等面额通用，但是现在汪政权命令以2∶1的比价来支持中储券。
上海及其他沦陷区域的所有法币突然价值减半，这进一步离间了国内民众并且加剧了通货膨胀。
原来孤岛区的民众现在发现他们的生存环境在占领政权下进一步恶化了。
汪精卫政权希望自己的货币成为中国唯一由日本支持的货币，但日本内部的分裂使得这一期望化为泡影。
由王克敏政府建立在北京的联合储备银行由北方的日本军队支持。
汪精卫政权为了声称自己相对于北方的权威性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失败的斗争。
北京的货币与日元挂钩，早已建立完备，并且北方的日本当局拒绝用中储券代替联银券。
两个地区成为了两个分开的货币区域――北中国是日元区，华中使用元。
对于那些穿梭于两个区域的人们而言，1943年的汇率是100元南京的货币兑换18元北京的货币。
南京却无力维持这样的汇率，最终在1944年3月开始限制两种货币的兑换。
这种情况阻碍了华北与华中沦陷区之间的贸易。
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最终遭到惨重的经济失败。
中储券未能成功消除这种货币，也说明了汪精卫政府试图建立真正独立于日本的权威失败。
最终，当日本允许汪政权于1943年1月对同盟国宣战时，南京请求作为战时盟国应当获准取代军票。
日本最终同意在1943年4月开始逐渐废除这种货币，但实际上，直到战争结束军票仍在大量流通。
战争最后几年法币价值的侵蚀 战争的最后几年中，法币加速贬值。
中国虽然成为了盟国的四大国之一，但与外国的关系却越发孤立。
一些重要的军事供给日渐衰竭，但即使在战争后期滇缅公路重新开通后，真正的贸易也不可能进行。
但对于法币币值稳定最沉重的打击却是1944年4月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计划。
重庆的税收随着日军攻击越发密集、军费剧增而锐减。
通货膨胀越发严重，因为国民政府不愿发行他们认为会对民众产生心理冲击的大额钞票，市面上很长时间里最大面额钞票都是100元，这让人们即使是在市场上购买日常物品都不得不携带大捆现金。
保持法币的汇价 虽然法币的购买力锐减，重庆政府仍旧试图维持它的汇价。
1941年8月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命令法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为18.8∶1，此后变成了20∶1，1944年时的黑市价达到了600∶1。
美军在中国修建空军基地和设施时被要求按照官方汇率支付费用，这样即使是普通的设备都变得极其昂贵。
1944年初，美国军队计算了按照官方汇率，在中国建造空军基地的原材料，包括在成都附近的远程空炸机基地，大约是在美国本土建造所需成本的8～10倍。
这项政策导致了美国和重庆关系的紧张，并使得美国在提供支撑法币价值的额外金融支撑时踌躇不前。
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总结道，重庆政府已经用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消灭了自己，并切除了战争结束前美国对于蒋介石的支持。
杨格同意这种估计，注意到人为制定的汇率造成了“似乎美国被欺骗了”的情境。
1944年，华盛顿方面曾派艾奇逊（Ted Acheson）协商中美间汇率问题，这其中便牵扯到美国在华修建机场的费用结算问题。
艾奇逊提出了100元法币兑1美元的换算率（与官方汇率20元法币兑1美元相差甚远），但实际上仍然是比美元黑市上优惠许多。
美国军方因此采取的报复行为是为在华的美军士兵产生的费用支付美元，从而理论上通过美元黑市交易使这些美元重新流回本国。
1944年初，军方估计在华每月产生费用为17000万美元，但其中只有600万美元是按照官方汇率交易使用的。
当发现美英两国实际上默许本国公民使用美元黑市后，孔祥熙作出了少许让步，愿意接受50%上浮空间，这当然仍与黑市价格相差甚远。
“剥削外国人”使得一些中国的坚定支持者发生了动摇。
例如，传教士们发现，美国教会机构捐赠的用于救济中国的美元如果用官方汇率换算，则在中国购买力极为有限。
最后，孔祥熙同意教团机构可以取得一定补足资金，但是必须通过中央银行核定的汇率进行操作。
这样一来强化了中国的外汇储蓄，但是付出的代价是疏离与外国贸易伙伴的良好关系。
战争胜利 法币溃败 两枚原子弹的爆炸和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促使了突如其来的投降。
当蒋介石政府回到并收回沿海城市如上海时，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支离破碎。
随着战争的结束，有存货的商人开始在公开市场上售卖商品。
1945年8月，物价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是自1935年法币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次真正的物价回落。
但是因日军一号作战计划引发并进一步恶化的痼疾仍然没有解决，到1945年10月，通货膨胀又重新开始了。
为准备内战，蒋介石并没有遣散军队，而是积极备战。
导致政府赤字的主要原因仍然存在。
到1946年政府支出增加了3.2倍，收入却只能支付支出的37%。
抗战的胜利没有为中国的金融财政开创新局面，反而加速了旧问题的爆发。
而当国民党官员重掌这些地区后，他们却大幅降低这些伪币的价值。
此举使得当地居民赤贫化严重，最终导致了人们对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
外国人在战争期间失去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国民政府也不情愿见到外国人掌控中国通商口岸的局面持续下去。
出于一部分这样的原因，许多公共服务在战后并没有快速恢复，运输与贸易也发展缓慢。
法币兑外币的官方汇价不切实际，意味着外国贸易如果不通过黑市交易则无法进行。
战争期间，蒋介石政权采取了一系列试图维持本国货币的政策，可是最终都失败了。
国民政府不仅没有稳定住法币价值，反而因为政府举措的失误导致法币持续的贬值，甚至在战争后期大幅跳水。
在战争条件下，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战争的后果是持续并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
（作者为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