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视角里的水乡风情
儿童视角是小说叙事中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在儿童视角下的世界，有别于成人视角下的世界，同时以儿童意识看待世界，无意中规避了成人意志的主体社会，儿童视角常常会造成叙述说明的“空白”。儿童虽然生活在成人世界，受到成人社会的环境、事件影响，但儿童仍然是缺乏成熟世界观的旁观者，无法判断事件发生的间接诱因和现象的本质，只能直观地叙述生活，正是这样的角度更能表现日常生活的常态，另一个角度从叙事中体验真实的生活，使故事叙述具有真实、亲切的感染力。“作家们也试图以纯洁的童心来净化‘早已失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变了‘蝴蝶’的成人们已变得粗糙的心灵”，作家的这种创作的意图寄予在作品中。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一个小学生——面临青春期的女孩子秧宝宝由于父母在绍兴打工，被寄养在华舍小镇的一个教师家庭，讲述的是躲不过现代化大浪淘沙的古镇命运。描写了世界在一个女孩子内心里的印象与触发的心绪波动，心理细腻得纤毫毕现，感人至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儿童总有相通的地方，儿童的眼里看世界的方式总是相近的。汪曾祺《受戒》里的小明子少年青涩的身影，与水乡少女小英子纯美的初恋故事，让人不得不惊叹。小明子从庵赵庄到荸荠庵出家，以儿童的眼光看周围的一切，是最原汁原味江南水乡风土人性的描绘。
无论是王安忆还是汪曾祺笔下以儿童视角看世界都是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但是两者在内涵上又是有所区别的。
江南风物的描摹。
《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小镇居民平凡生活，平凡事件，随作者的娓娓道来特别是这富有江南水乡风味的题目醒人耳目，清朝诗人阮元也说：“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故事带我们走入一个江南的乡村——城镇的变迁中。作者没有给我们一个宏观的叙事背景，在那一点点的细节描述上，老屋，葫芦，公公……有一种随风潜入夜的意境。《受戒》中的小明子离开村庄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看也看不够，过湖、穿街、吃莲蓬、捋荸荠、芦花荡子，最亲切的水乡自然风光，连寺庙和农家都是悠闲和温馨的。王安忆叙事是不分析、不议论的，只是描写，于是形成小说中的水乡自然、淳朴的意境，静默中捎带喧嚣，忙乱中有着固有的秩序位置，华舍既是小说的背景也是故事的现实所在，既是写水乡的文化风俗，也是在表达即将逝去的历史沉淀。汪曾祺以明子看世界的眼光叙述，长短句的结合，大量变换场景、道具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读者在这一花一世界中，自然就跟随作者的导引往前走，小说展开得不徐不疾，在江南的乡俗风物中一步步向主题靠拢，故事的整个进程就在一张一弛中看似无意识地发生。二者都是以小主人公的眼光展开故事，细数水乡的风情，儿童纯真而静默的心为展开方式，故事都是在平缓中推进，小说发生的场景都离不开江南水乡，水在明处写得不多，却让人感到处处是水，桥、溇头、芦花、荸荠、“打牛”让人的思绪无法离开水乡的氤氲气雾。
江南水乡的美不止是风景的迷人，而水乡的人情更美，尤为特别。那里的风光最自然亲切，那里的寺庙和农家都是温馨的，那里的人们总是做着最充实、最诗意的事情，连和尚都是有人情味的，过得是跟平凡人一样的生活，作者想向读者暗示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从世俗中逃遁、解脱未必要脱离现实，远隔尘世。尘世之中自然的人生、透明的人性是可以与天、与大自然、与佛相通的。人性的自然舒展、欲望的适当满足乃是获取宗教超脱的条件与补充。小明子受戒是为了得到一张和尚合格证，可以“逢寺挂褡”，孩童眼里的世界是简单而明了的，他的平凡单纯令人感动。王安忆笔下的小镇人都是“讲礼”的，中国本是礼仪之邦，礼仪最好的传播地却是乡村，乡村的“礼”保持了最完整的传统人情美。秧宝宝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也是懂礼的，她和陆国慎之间的情谊是不愿轻易表露的，为了看坐月子的陆国慎，偷偷跑回沈瀵老屋寻东西，结果弄得脚踝划破了，手指头也破了，满头大汗，送鸡蛋的时候却不好意思见面，“小说在平淡中出乎意料地使人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在秧宝宝丰富的内心世界里看到朴素、美好的人性。”从小女孩情感表达的紧张，亲切地将整篇小说填充得饱满丰富、意趣盎然，这是幼小心灵世界的人性真实，没有虚伪。无论是荸荠庵和旁边的村子还是华舍小镇，无论是明子、小英子还是秧宝宝都在江南水乡纯净世界里透出美好朴素的人性，没有城市的钩心斗角、虚伪，小小的碰撞也是能够理解的。
成长的故事。
秧宝宝是个柔和害羞又有几分倔的小女孩，从沈瀵乡下到华舍小镇面对陌生的环境，她手足无措，第一天吃饭就被李老师的女儿闪闪嘲笑成扮林黛玉哭，面对陌生的人和事物敏感而带有敌意，在时间的流逝中，磕磕绊绊不断成长，自我意识增强，对外界的认知是以一个丑人儿蒋芽儿为桥梁完成的。蒋芽儿每天拉着秧宝宝四处闲逛，而正是这种闲逛完成了秧宝宝对这个小镇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这样的闲逛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李老师家人漠视和冷淡的一种反抗，儿童是希望得到重视的。明子在荸荠庵的成长比秧宝宝顺利得多，随着舅舅入寺，一切的程序都是顺理成章，跟着亲戚学习生存的技能，明子处之泰然，能勾动他内心变化的是常常一起玩耍的小英子，明子的成长伴随着小英子的成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个模仿的榜样。”秧宝宝得不到张家人的认可反倒学着黄久香去了，加上陆国慎住院，因洗头事件跟秧宝宝之间产生误会，致使秧宝宝和蒋芽儿一起放任，而两个女孩儿以黄久香为榜样学她的一颦一笑，学成了忸怩作态的“小妖怪”。黄久香突然消失后，秧宝宝的生活又回到正常轨道，她的心中并没有明确的善恶标准，有的只是在成长中对女性身份的认同感。明子成长的学习榜样没有秧宝宝那么复杂多变，由于身边环境、人物的单一，他所学习的榜样只有舅舅“仁山”，成长的变化是缓慢而内敛的，更多的是以与小英子一家的交往中间接折射出来，最显著的标志是对爱的初生萌动。女孩儿成长的心理变化也是丰富的，得了鸡蛋去看陆国慎，辛苦到了柯桥医院心里却开始挣扎，看似细琐的心理变化，都是秧宝宝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与成人世界开始慢慢接触，内心的抗拒、好奇、固执转变为一种成长的女性意识。
儿童总是在不断与周围的人或者事发生一次次“碰撞”。在“碰撞”后的和解都是“人性”的一次合理发展，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而生长的必要性。成长也在承载着人生的爱与痛。当秧宝宝与陆国慎一早送出门的秘密友谊被破坏时，与小朋友的友谊也面临抉择，蒋芽儿与张柔桑之间的抉择，成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儿时的友情即如爱情，非专一不足维系。”、人儿秧宝宝必须做出抉择，旧时好友张柔桑是淑女的气质代表，不容他人分享友谊，使秧宝宝心中几多惆怅，最终选择了没有什么束缚、规矩的世俗代表蒋芽儿，对张柔桑也还依依不舍，在友情的得失选择之间，秧宝宝是慌张无助的，承受着失去好友的生命疼痛，这是孩子成长必然要经历的“成长期的疼痛”，发生在秧宝宝身上因为她的敏感柔弱而更为明显，张柔桑也是爱惜这个朋友的，但是内心是很刚的，她不能原谅秧宝宝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无情无义，但又不是绝情的，又被这种情谊而牵扯，实质上她们已经暗自和解。王安忆开玩笑说：“因为男性要赚钱，要做官，他们的世界很大。而女性对感情生活更有兴趣，感受也更细腻，而且女性很有耐心，就像织毛衣一样在‘编织’小说。”编织的细细碎碎的女孩儿心理的变化更为纯洁生动，在这个叙述过程中这些女孩子在感受着朴素的人性，也在获得自己“人性”的生长。明子的成长在水乡的乡村里更为自然和自由，与所有已经成为和尚的男子一样，并不刻意压抑自己本性的发展，恰恰相反，他正是顺从着人性的自然成长，追随着人性要求的召唤，在世俗/脱俗（超俗）的混融一体中，不断地成长着。不避讳世俗的礼节，如同平常人家的男孩子一样长大，缓慢之中“明子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明子初来荸荠庵到与英子一家人的和睦相处，于无声处少年的心在成长，这种成长是偏向成年男子的成熟，与秧宝宝的独自忍受成长的抉择撕裂之痛是不同的，这是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的萌芽，爱情也是成长的标志。秧宝宝、明子都是在成长着，将面对很多事情，从容表达自己爱或者不爱的感受，可是现在他们还有些朦胧、有一半混沌，经过跌跌撞撞的磨砺，他们会成长为江南水乡含蓄隽永的儿女，可以说两部作品中抒写的都是“前青春期的文明小史”少男少女的成长必经历程。
走出与回归。
这个小镇，它“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的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与之对应的是守着沈溇老屋的公公是淳朴乡情的代表，秧宝宝虽然到镇上借读，但是一次次回到老屋，以儿童的眼光看待乡下的变化，以“秧宝宝做领路人，是因为只有这天真的未受时尚污染的小孩子的眼睛，才能看到小镇的生活的‘美’。”秧宝宝每次回到老屋都会发现老屋一次比一次破败，公公也守不住了，在公公去世之后，秧宝宝的妈妈干脆用木板彻底封死了门窗，无论如何留恋的瓜藤和院落都无法保留了，历史变迁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并不重要，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过程，终于又在各不相同的追求中分离。对于秧宝宝而言，每次的分离都是有特殊意义的，刚在华舍新环境下熟悉却再次出走，“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叙述角度。”作者力图通过秧宝宝的眼睛和心灵复苏对乡土的人文依恋精神，使这种精神不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在文化中消失。沈瀵乡下的破落，华舍小镇也是现代化挤压下的一个古典的旧梦浮现。王安忆的创作宣言“四不要”：“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在这样的叙述准则下，秧宝宝想回到老屋却回不去的难过也很真实，寻找回归的老屋，现代化的城市已经没有归路可走，最后的回归也被封死，这是乡村的宿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奔向所认为的现代文明繁盛的城市，遗弃了乡村质朴风情之美。《受戒》的明子没有秧宝宝那么多的顾虑和悲伤，在乡村——童年——梦的视角下，诗意的细节描写江南水乡的温柔，成为了明子和小英子的恋情温软的背景。小明子在即将达到做和尚最荣耀的时候，“你不要当沙弥尾”“你不要当方丈”小英子的霸道问话中，不自觉把明子拉回了芦花荡子，“汪曾祺真正的意图是追寻一种‘桃花源’式的自然淳朴的理想生活，既具有浪漫诗意，又充满梦幻色彩。”明子选择的水乡的归复，与小英子勇敢大胆、无所顾及的表白延续了理想的情愫暗生的初恋，纯真可爱的少男和少女率性而为，流淌如水，连爱情的表白都是在直接而无邪中达到高潮。明子没有更多的对城镇与故土之间的挣扎，明子自热而然地融入英子一家的生活中和睦相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水乡间田园野趣的民间生活，不止是爱情，人与人之间都是温暖的，而城镇大寺对明子来说却是面目陌生的，繁华与昌盛是遥远的，受戒的旅程是对城市的一次探索，轻而易举就败在英子的几句问话和“桃花源”一般梦幻水乡的温情中。秧宝宝对老屋的留念和挣扎与明子的归复成为鲜明对比，王安忆展现了乡村宿命的悲情，而在汪曾祺的水乡中却隐去了乡村的苦难和现实的丑恶，更好地表现生命的诗意。
《上种红菱下种藕》与《受戒》都以儿童为引领看水乡人情风味，充满了童心童趣，“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特殊的儿童视角，叙述出不同的人性真谛，是儿童的文学，成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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