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1分钱】改变命运
“分”是人民币的最小计量单位,但在今天的交易活动中,它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了。
然而,“分”在历史上的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
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及以前,1分钱可以买一杯老荫茶,两分钱可以买一包火柴,4分钱可以买一支冰糕,或乘一站路的公共汽车,1角7分钱可以买1斤食盐;县城的粮食价格精确到每斤1角3分8厘,大中城市精确到每斤1角4分2厘。
不仅如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1分钱还可以引起“质”的变化,产生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40年前,因盈余1分钱,我在侪辈中鹤立鸡群,并以此为契机一步步地走向事业的成功。
1969年2月,我随学校首批上山下乡的同学一起下乡当知青。
我所在的公社有本校高初中各年级的校友50多人。
当时虽然提的是“扎根农村一辈子”、“做贫下中农可靠的接班人”之类的口号,但在大家的心底都有这样的共识,即只要自己努力,一般都不会永远当一个普通农民的。
比如,一旦有机会,在当地的中小学谋个代课老师的职务,或在公社供销社当个营业员,甚至当个大队、公社的“脱产干部”都是有可能的,关键是看自己了。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努力“挣”表现。
有的在业余时间教贫下中农跳“忠”字舞;有的自学医学知识给贫下中农拔火罐、扎银针;有的帮孤寡老人做家务;还有的积极投入阶级斗争,揪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试图以此“建功立业”,有朝一日能脱颖而出。
在这种形势下,我也不甘落后,除坚持每天出工外,还利用工间休息给社员们读报纸,宣传上级文件精神,放工后还用石灰水在生产队各处墙上刷“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标语。
尽管我付出不少,却因大家都在“齐头并进”,显得“业绩”平平,难以出类拔萃。
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
4月中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公社革委会决定从50多里外的三汇水库修一条水渠到公社,要求各大队抽调青壮劳动力组成民兵排,分段包干。
还规定参加修水渠的民兵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吃集体伙食,出工一天记12分(在生产队出工一天最高只有10分),补助半斤粮食,3角现金。
在这些“优惠”条件的诱惑下,青壮社员都踊跃报名。
一个和我很要好的青年社员贺兴学报名后极力怂恿我也去修水渠,说我们天天在一起才“好耍”。
我向往“军旅生活”,讨厌一天三顿都要动手烧火煮饭的烦琐,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如愿以偿地成了大队民兵排的一名“战士”。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放炮开山,把岩石炸开后由石工加工成长方体,作为修水渠的石料。
工作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就是打炮眼。
每两人一组,一人掌钢钎,一人抡铁锤,抡铁锤者每敲击钢钎一下,掌钢钎者就将钢钎向上提一下并扭转方向,如此反复不停,可以在坚硬的石头上凿出一个1米多深的“眼”来,然后在“眼”里填上雷管、炸药,炸开岩石。
这活儿既需体力,更要“技术”,还很危险,尤其是抡锤者,如果不熟练,一锤击下去不能准确地击在钢钎上,不仅徒劳,还会击伤握钢钎者。
排长怕我出安全问题,不让我干这活儿,安排我协助他做些记伙食账,到“团部”(即公社民兵团指挥部)领取炸药雷管、填写进度报表之类的“脱产”工作。
我在那里很受社员们欢迎,其重要原因是工地上没有任何业余文化生活,闲暇时,特别是晚饭后,社员们除了讲些赤裸裸的“荤龙门阵”(黄色故事),说些下流至极的笑话外,就再无其他“消遣”了。
于是他们便缠着我讲“文化大革命”时重庆武斗的故事。
我便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或道听途说的诸如1966年的“12・4”事件(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的造反派“工人纠察队”与“8・15派”的大规模冲突,拉开重庆全面武斗序幕)、1967年8月8日的“红港海战”(重庆望江厂造反派在望江厂到九龙坡的沿江一线,炮击东风船厂和在当时被称为红港的朝天门,击沉大小船只3艘、击伤12艘)、“潘家坪战役”(1967年8月18―20日,重庆造反派在沙坪坝潘家坪地区发生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重机枪。
双方死亡128人,伤者无数)等等,添枝加叶地讲给他们听。
他们听得津津有味,那专注的劲儿绝不亚于听红军长征的故事。
在工地我觉得什么都好,就是住宿条件太糟糕。
我们30人挤在用围席搭建的狭小临时工棚里,用楠竹铺设成“连二铺”,睡上去硬邦邦的让人难受。
最要命的是社员们劳动后汗流浃背的,又没有条件洗澡,工棚里成天充满着浓烈的汗臭味儿,天气热后更叫人直想呕吐。
我在工地上干了1个多月后,5月底,不管贺兴学和排长如何挽留,我都坚决不干而离开了。
我们下乡时公社革委会规定,在头半年内男知青按全劳力工分标准(10分)的80%评工分,即每个工8分,女知青按妇女工分标准(8分)的80%评工分,即每个工6.4分。
我在工地时按12分的80%评,便是每天9.6分。
那时劳动报酬极低,工分挣得少的社员分得粮食、柴草后,往往还要欠生产队的钱,这种家庭叫“超支户”;劳动力多,所挣工分多,分得物资后尚有盈余的叫“收资户”;能够做到收支平衡,既不“超支”也不“收资”的叫“跑脱”。
小春收割完后,生产队的会计关着门噼里啪啦地拨了两天算盘,把全队社员的劳动成果算了出来。
那天晚上,大家紧张地挤在队长家的院坝里听会计一家一户地宣布谁是“超支户”,谁是“收资户”,谁家“跑脱”了。
听到自己是“收资户”的社员们面带笑容,“跑脱”的如释重负地点点头,“超支户”则一脸苦涩。
我挤在社员队伍里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静静地听会计的“宣判”。
会计一家一户地念着,终于念到“江××,收资户,收资额1分”。
我听到后先是一愣,随即高兴得“啊”地叫了起来。
上帝保佑,我这个知青居然刚下乡就成了盈利1分钱的“收资户”!社员们也为我高兴,为我那跨过“超支”和“跑脱”两个层次的“1分钱”感叹不已。
这年下半年,公社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对全社50多个知青的表现情况进行调查,并作综合评价。
我们那批知青普遍表现很好,但在小春决算时为“收资户”的只有我一人。
他们讨论来权衡去,最终把我评为公社的5名模范知青之一,还排在首位。
在不久后举行的上半年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我理所当然地被树成了先进典型。
我那些读报纸、写标语,以及在修渠工地睡“连二铺”、讲故事的事,都被拔高为以实际行动投身“农业学大寨”运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先进事迹”,并整理成数千字的文字资料上报给县革委会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该小组再下发给县属各公社广为宣传。
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名人”。
年底,我又被评为出席县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了县革委会主任的接见。
有了这些“资本”,在后来的各种“评比”、“推荐”中,我始终一路领先。
1971年初,我便顺理成章地由农村调回了城市,成为首批回城知青的一员。
(责编 何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