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那个赛冷的冬日 冬日渐冷
活了五十多岁,对于一年四季的寒来暑往,本应习以为常。
然而,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1968年那个寒冷的冬日…… l968年的冬天,我的家乡哈尔滨显得格外的“寒冷”。
这年的秋季,已经被“解放”,后又“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的爸爸,突然被戴上了“漏网走资派”的帽子,并再次被勒令隔离审查(过了近10年,人们才给它起了个通用名:进“牛棚”)。
一个好心的叔叔,冒着“政治”危险,跑到我家,偷偷地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
爸爸的工资被停发,妈妈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工作,全家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当中。
一个星期之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是收发室的伯伯让我偷偷溜到后院,我才得以与正在劳动改造的蓬头垢面的爸爸见上一面。
几日不见,爸爸老了许多,也瘦了许多。
旧棉袄的右胸前挂着的白布条上写着爸爸的“身份”,名字上打着醒目的大红叉。
本来我可以有机会安慰一下爸爸的,可是,话一出口,却变成了当时最时兴的语言:“你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立功赎罪’”。
在知道我的确切来意后,爸爸领我来到了专门管理他们这些“漏网走资派”的部门――“清查办”,在那里,我和爸爸遭到了一番严厉的训斥,但最终远远少于期望值的钱还是借到手了。
送姐姐走的那天,火车站周围方圆几里地全是身着兵团服装的人,一不留神就会辨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亲人。
整个站台哭声一片。
火车开动的那一刹那,姐姐的半个身子探出了窗外,我和她的几个同学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分别的时刻,下意识地随着火车跑了起来,边跑边喊边哭,直到再也追不上那越来越快的火车。
仅过一个星期,我又一次亲自送走了一位亲人――我的哥哥。
那年他刚满17岁,就响应号召去了农场。
那年的11月末,我“读”完了“文革”时期特有的小学“七年级”,进入了中学。
时值严冬,我没有棉鞋,翻遍了家里的所有角落,最终找到了爸爸的两只却并不是一双的旧皮鞋。
我穿着这“双”鞋,跨进了中学的校门。
春节要到了。
“每逢佳节备思亲”,而此时我的亲人,有在牛棚的,有在兵团的,有在农场的,有在外地读书的,天各一方。
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冷清过。
妈妈领着我和两个妹妹,守着寒冷、空荡的家,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恰在此时,开始挣工资的姐姐和哥哥纷纷寄钱回来了。
他们把工资的一大半都寄给了家里。
拿着这些钱,妈妈搂着我们哭了,不知道是因为在寒冷中感觉到了一丝温暖,还是因为觉得生活开始有了盼头。
又过了些日子,爸爸再次恢复工作,家境开始出现些许的改善。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家才真正过上了安定、宽裕的生活。
近40年过去了。
这40年里,父母先后辞世,他们的一生饱经磨砺,但好在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这也是惟一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感到宽慰的地方。
这40年里,我的兄弟姐妹们纷纷再次读书求学,有了学位,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了职称,有了可亲的配偶和可爱的后代,有了更宽敞的住房,我们的日子日益富足。
而今,我已移民南国十余载,冬天虽然告别了寒冷,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仍然时时会记起哈尔滨的冬天,尤其是那个令人心碎的已经越来越久远的1968年的冬日。
那一年,我只有14岁。
责编/王 昕。